该文又说，白居易“攻击盐政主持人也是错误的。”怎么能把贪吏与“主持人”扯到一起呢？《重赋》云：“厥初防其淫，明勅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这里指责的是枉法者，并没有一概批评朝廷的主持人。另外，该文还列举杜佑、李巽、李鄘等一代贤相名臣，说他们主持过盐政，因此白诗抨击错了。这真是冤哉枉也。白居易揭露的分明是贪吏，是国贼禄蠢，这与杜佑等人何干？何况谁又能保证贤相手下无贪吏？倘出了贪吏，难道就不容批评？就是抨击贤相？事实上，白居易不只是旁观者，而且还是深知其害的人，在《论和籴状》中他说过：“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而且他在任畿尉时，“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捕蝗》本是斥兴元元年河南长史借天灾渔利百姓的诗。可该文却曲解说是，“针对开元四年汴州蝗灾事件而发的。”按：开元四年距兴元元年已六十八年，中经肃宗、代宗两朝，而白居易写诗时相距已近百年，怎能说这是针对“汴州蝗灾”而发？开元四年姚崇主张捕蝗，倪若水拒捕说：“蝗乃天灾，非人力所能及。”姚是正确的。但白居易所言乃德宗兴元、贞元年间连年蝗灾之事。此时有朱泚、朱滔、李希烈、李怀光之乱，弄得京城失守，百姓乱离。西平王李晟上书曾言：“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旧唐书·德宗纪》载：“兴元元年，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贞元元年……蝗自海而来，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涌。”白居易和倪若水不同，白诗主要在痛斥天下政乱：“兵久（革）伤阴阳”，老百姓已处于“天热日长饥欲死”的水火之中，大地已“不见青苗空赤土”，可是“河南长吏”却还以“忧农”为名，强令百姓去“昼夜捕蝗虫”，这不是活活逼民走上死道么？他之所以推崇“古之良吏”以及“文皇仰夭吞一蝗”，实乃渴望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不要使天灾人祸加重，不要使濒临死亡的饥民加上“重劳费”，造成“一蝗虽死百蝗来”的更深重的苦难。因此，该文批判白居易“站在腐朽昏庸者的一边”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第29节一字之差后果严重——为白居易诗一辩
读舒芜先生《伟大诗人的不伟大的一面》，不禁大为惊诧：怎么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大诗人白居易竟给戴上“老流氓、老淫棍”的高冠？怎么竟是曾被戴过高冠的舒芜先生给戴的呢？
是什么原因把舒芜先生激动得“实在忍不住愤怒”，以至“如箭在弦，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给戴上这顶高冠的？舒先生说：“看到‘三嫌老丑换娥眉’之句……觉得在中国古时男子狎弄女性的诗文中，这是少见的无耻恶劣”。
且看白居易《追欢偶作》全诗：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贴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娥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
不知据何家版本，舒先生竟将“十听”写成“十载”，一字之差，舒先生便拟白居易口气自解这两句诗道：“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几年，我就嫌他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舒先生对“家妓”还有自家独到的界说：除歌舞技艺服务之外，还“逃不了性服务”，甚至还要“奉主人之命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这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玩了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
抄到这，不禁想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老话，好好的一首闲情诗作，怎么招惹出这么多罪名来？
稍能平心静气读乐天这首诗，就不难发现：何处、谁家、“石楼”、“金谷”，都不指白家，而是其友人家。“十听”二句是承五、六而成的一对律句，都在写歌舞。七句承五句，写声乐的多次变化，婉转动听；八句承六句，写舞艺的柔美动人，常以年轻轻盈的舞女换下舞艺较差的舞女。这一方面在状写歌舞之盛，另一方面也在赞颂主人待客之盛情，不厌其烦地更换新人新曲新舞以使宾客尽欢。结联呼应首联，言自身以“追欢逐乐”想弥补昔年忙于公务忽视休闲的缺憾，但对比年龄，常常感叹此时已是过分之想，年迈衰退，实不堪享此清福了。
舒先生不顾全诗的结构内涵，孤立地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而这一点还是经过任意篡改或附加的。试问：“十载”怎能与“三嫌”对举？“嫌”属动词，“载”乃量词，动、量能相对么？“春啼”，既喻歌唱，与之对应的“老丑”自当形容舞技。“变莺舌”，变换歌喉、曲调，让更动听的来演唱：“换蛾眉”，自当是变化舞姿，舞套，让更轻捷的来舞了。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性服务”之意呢？明明是在友人家，又怎能冒出白氏的“家妓”，既未说“白氏主家妓”又何以演绎出十二三岁买进、十八九岁嫌老丑而处理掉的说法？让人不禁联想到舒先生大概是把现代有人玩“雏妓”的罪恶丑行强加到白居易头上的吧？舒先生既没亲眼见过白家的“家妓”有过“性服务”，又未从文字中举出具体证据来，凭什么又为什么要硬给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脸上抹黑呢？如果舒先生的论文成立的话，不是任何古人游宴听歌观舞的诗词都可诬指为“流氓”“淫棍”行为了吗？望风捕影，无中生有，故作惊人之笔的舒先生请息怒吧，还白居易一个清白不好吗？
§§§第30节从“杏花村”探得杜牧在并州的一段军旅生涯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杏花村”是实指还是泛指？从诗人所描绘的环境、气氛、心态及对话问答看应是实景实情，故“杏花村”当为实指。但实指也有两种解释。一可以说：“远处开满杏花的村落里有酒家”；二可以说：“远处就是杏花村酒家”。两说都讲得通。大多研究者都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于是，探讨“杏花村”究在何地的文章便纷至沓来。
这些文章大多受新旧《唐书》杜牧传文所述其居官地域的局限，便在其任所寻觅“杏花村”酒家。如清人郎遂在其所撰之《贵池县杏花村志》中，即肯定此贵池杏花村即杜牧诗中所指之地，并将此诗收编志中。《江南通志》也附此说。安徽贵池城西确有一杏花村以酒闻名。但诗人既贵为池州刺史，何至于在“雨纷纷”中去城外询问“杏花村”酒家？一他应知杏花村产名酒，不必问牧童；二他想饮此酒，当早有人馈赠，岂用刺史亲自去寻求？又一说，江苏《丰县志》《徐州府志》记述丰县城郊有个杏花村产酒，所以将杜牧此诗收入《志》中。按：杜牧既未在丰县任过官，又未曾到此地游历过。有人说他从池州、睦州、宣州回京都要走运河，奔宋州、汴州旱路。但由运河登陆应在徐州，如绕丰县就太远了，况且丰县又不是运河水旱码头之地。此说尤不可靠。再有一说是指山西汾阳盛产名酒的杏花村，可有人据缪钺所著《杜牧年谱》说杜牧从未到过边塞或并州。
这汾阳杏花村说，本已说到点子上了，可单凭缪氏所著《年谱》给否了，实在遗憾。缪先生是研究杜牧多年的著名学者，不知为何却忽视了杜牧集中《并州道中》这首诗：行役我方倦，苦吟谁复闻？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极目无人迹，回头送雁群。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一个“我”字，说明是诗人自抒情怀之作，是亲于道途中的吟咏之作。“行役”，官吏为公事而去外地奔走服役也。“倦”，说明在外行役已久，颇有不胜劳苦之感。最引人注目的是“戍楼春带雪”，“戍”，以武力守边也；“戍楼”，边防军之堡垒也，泛指军营。说明“行役”，乃从事军旅作战之职务。“春带雪”。点明时当北方早春。那么距清明当不会远了吧？“苦吟谁复闻”，边地无诗友亲朋，“极目无人迹”，孤独苦寂之极。末二句，思酒浇愁之情己流诸笔端。并州，周朝为十三州之一，辖领太原、上党、西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五原、上郡等九郡。至唐改为太原府，辖区有所缩小，但习俗仍称太原南北交通为并州道。杏花村在太原西南与汾阳之间，此地水源丰富，《新唐书·地理志》载：文水西北二十里有栅城渠，贞观三年民相率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西十里有常渠，武德二年汾州刺史萧恺引文水南流入汾州，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杏花村正在这些水源包围之中。故自北朝以来，即以产酒著称于世。今杜牧途经此地，恰值清明。人们来来往往上坟祭祖，伤心悲痛得“欲断魂”之际，诗人不禁想到前不久曾发夙愿：“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今过杏花村，岂有不痛饮之理？
杜牧传记既记述他一直在京城及河南以南地域任官职，何以此诗写于“并州道中”，何以又“行役”，又驻“戍楼”，以至“借问酒家”，欲一醉方休呢？这就引出杜牧生平史上的一段疑案：曾到泽、潞、并三州直至青冢、黑山、拂云堆西域诸边塞，参与过李德裕平胡戎、息泽潞的战役军事活动。
本传上没有只字述及杜牧曾有过军旅生涯，但却引过杜牧上书论泽潞之战及平胡之策的文字。而李德裕恰恰采纳了杜牧的策略，才赢得军事胜利的。而史传上说上书时杜牧为黄州刺史。黄州在湖北长江北岸，距泽潞及并州千里之遥，距胡戎更是长达万里，杜牧何以对山川地理及两军情况了如指掌？亲身临敌的将帅尚需派人侦探，集军师参谋共议，而况杜牧只一南方文官乎？据此推测杜牧似曾参与李德裕军幕。本传上有：“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的话，可为佐证。更为具体的证据在杜牧的诗集中。请看《东征长句十韵》：上党争为天下脊，邯郸四十万秦坑。狂童何者欲专地？胜主无私岂玩兵？玄象森罗摇北落，诗人章句咏东征。雄如马武皆弹剑，少似终军亦请缨。屈指庙堂无失策，垂衣尧舜待升平。羽林东下雷霆怒，楚甲南来组练明。即墨龙文光照耀，常山蛇阵势纵横。落雕都尉万人敌，黑槊将军一鸟轻。渐见长围云欲合，可怜穷垒带犹萦。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声。
这首诗正是写会昌三、四年平泽潞战役的。会昌三年四月杜牧曾向李德裕分析泽潞形势及作战策略，说上党自安史以来，即忠于朝廷，从不附逆。建中之后，“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苦寒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如今“人心忠赤，习尚专一”，“风俗未改，故老尚存”，所以刘稹虽想强逼上党军反叛，而上党人“必不用命”。于是献计曰：“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宁武两军，贴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资治通鉴》）果如杜牧所料，会昌四年三月收复泽州，距上党二百里，又连克太原，至七月灭刘稹，收复潞州，真的实现了“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声”。史书说：“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杜牧如不在李德裕军幕，如不是亲临战地，能对形势分析得如此详尽么？能提出如此合乎实际的战术么？能写出如此亲见亲闻、预测精确的胜利凯歌么？
不只此也，杜牧还有《押兵甲发谷口》《三川驿伏览座主舍人留题》《边上晚秋》《游边》《边上闻笳三首》《青冢》《河湟》《今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睹圣功，辄献歌咏》《闻庆州赵纵使与党项战死》等边塞诗。《旧唐书·本传》称：“武宗朝诛昆夷及鲜卑，牧上宰相李德裕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新唐书·本传》还详引了牧上书的原文。“日暮浮云堆下过，马前逢着射雕人。”“黑山南面更无州，马放平沙夜不收。”“白沙日暮愁云起，独感离乡万里人。”“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这些皆亲历亲感之词，不到边塞者岂能道出？《新唐书·本传》记述：“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会昌中，黠戛斯破回鹘。回鹘种落溃入漠南。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以为两汉伐虏，常以秋冬，当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与之相校，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发幽、并突骑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举无类矣。’”德裕采纳牧计，果取河湟之胜。又载：牧尝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又著《守论战论论原十六卫》。故崔道融有诗云：“紫微（牧曾任中书舍人）才调复知兵，常遣风雷笔下生。”结论是：杜牧曾于并州清明访杏花村酒家且有二三年军旅生涯。
§§§第31节何其满乎的治学态度
何其满乎的治学态度——读何满子《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
文章《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此文理应从学术上对这两类小说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却不料，何老先生竟对文学界和学术界大动起肝火来。说什么“有关人文精神的重大问题，而今不少教授学者也还没有弄清楚。”又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社会黑幕小说等等代表旧的人文意识”，“能诱使数量颇大的读者沉迷其中，也受到某些批评家的膜拜，其中不乏以新文学理论权威自命的学者、教授，还有某些文化教育官员”。“没弄清楚”，尚可原谅；而“沉迷”以至“膜拜”，这还了得！大有何老不出山则“新人文主义”、“新文学理论”将无法挽救之势。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何老对新旧人文主义究竟掌握了多少资料，做过多少研究，不得而知。但仅从何文中我们已知何老对他所指责的“旧人文意识”代表作——琼瑶和金庸的小说以至电视剧是“不屑看这类无聊玩意的，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给它”。这真令人费解：你老人家既从未看过人家的“玩意”，为什么竟然断言其为“无聊”呢？又为什么说这类作品是“和旧的人文意识联系着的”？是“对旧观念宣扬，是文人故作狡狯博读者一乐的消遣之作，是复活中国古代小说中最粉饰生活、最背离人生、主体人格孱弱、艺术构造上最模式化的品种。”“它所显示的不是生活真实，而是生活的蜕壳，剥去它的时新语言，剥去它从西方小说中抄来的情节葛藤，剩下的便是三角四角，要死要活。书中的男女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空管里的人物，他们只是为爱情才活着，才啼笑，才被克隆出来的。”等等一连串大帽子。
我虽未读过琼瑶的小说，但至少读过她的《自传》和《剪不断的乡愁》，看过她小说被改编的几部电视剧。知道她因写第一部小说《窗外》而得罪了父母，气得丈夫和她离了婚，因为她把父母和丈夫都写入作品中，她太面对人生了，写得太真实了，叛逆精神太强烈了。这样不顾一己利益、正视人生的作家，怎能被斥为“故作狡狯”呢？
我看过琼瑶的电视剧，大多写的是清末民初的故事，从这点上说它是“为旧文化续命的”是不错的。爱情，自《诗三百》直至《西厢记》《红楼梦》，三千年来“续命”不断，而爱情小说又大多写的是才子佳人，宝黛正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在小说里黛玉至死、宝玉到出家，一直“为爱情才活着，才啼笑”，这还没听有谁说不该如此。何况琼瑶笔下的青年男女已处于宝黛之后的时代，他们已意识到阻碍、破坏、扼杀他们爱情的是那些封建家长、族长，一切封建统治势力。他们为了生存，为了维护爱情利益，被逼走上逃生或反抗的道路。这难道不合新人文精神吗？
在琼瑶电视剧里，既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缠绵不休，更没有屏间床上浴盆汤中的色情渲染；她把故事的主人公总是放在生活矛盾的纠葛中，即使写两情私语，也都是商议对策或互表在困境中彼此的忠贞不渝。这何谈“诱使、勾引、沉迷、如醉如痴、消闲一乐”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