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在暗夜里亮起来“明灯”，大旗指处，民心所向，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虽然它的后期宣传出现过右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程度的危害，但是从整个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看，它仍不失为一座丰碑。正如一位新闻史研究者曾评价的那样：“《向导》创刊后，通过大量的事实宣传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对于各种各样反动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没有这些宣传，没有全国人民的觉醒，就不会有‘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就不会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丁树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向导》总结了《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经验，开辟“读者之声”专栏，作为一个政党的机关报，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个事实，充分体现了我党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鲜明特质，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联系群众优良传统的开端。《向导》对“读者之声”的重视，办“读者之声”的经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向导》第3期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读者诸君对于本报的主张如赐批评，不论赞成或反对，一概在本报发表。”第7期就开辟了“读者之声”，刊登群众的意见、要求、呼声。编辑部收到的来信很多，尽量及时整理编发，并在信后附有扼要的说明和解释。如果读者在请教某个问题，便附上答案，与信同时发表；如果读者指名请教的同志有事，则由另外的同志及时代复。利用这个专栏，《向导》组织了对革命理论问题的讨论，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144、146、150期），“关于革命目的问题”（160期）等等。再如，有位遥居香港的爱国者问：“居于英殖民地，应否做个革命者？”“应从何处进行呢？”“若遇武力压迫，应如何应付他？”《向导》在将该信刊出时，给予了明确答案。态度十分诚恳，博得了读者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报纸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纸就会完全萎靡不振”（《马恩全集》第一卷第234页）。
读者对《向导》是拥护的，信任的，为把它办得更好，为使它的宣传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读者之声”提出不少建议，大都被《向导》编辑部采纳了。如：读者反映报价太高，不利于普及宣传，《向导》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第92期降低半价，以每份四枚铜元出售。读者提出“合订本缺乏目录，阅时稍有不便”（94期），《向导》不仅按群众要求，在《向导汇刊》合订本第三版时增加了目录索引，并且从第114期起，每一期也增添了“目次”。读者建议应多译介“马克思列宁及其他革命者”的著作，以“作普遍的宣传”（161期），《向导》虽然为此早就作过努力，用增加篇幅的办法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内容，初创刊只有8页，自142期增至12页，从144期起又增至16页。这样还是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于是又采取了出小册子的办法，出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单行本，受到了读者欢迎，启发了人民群众的觉悟。
如果说，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向导》周刊起到过“作砥柱于中流”（148期）的作用，也是与广大读者的支持分不开的。99封公开发表的读者来信，无论赞扬、批评或者建议，都发自群众的内心，表明他们已把《向导》当作自己的引路人和代言人。而读者心中有《向导》，也正是因为《向导》心中有读者，有人民。
（三）
《向导》周刊实行联系群众的办报经验，很快就得到了总结和推广。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决定出版党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特别规定该刊要“设‘读者之声’栏”，并要求各支部的同志都应“介绍读者，收集读者之声的稿子”（《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25页）。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向导》被迫停刊。10月，《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继承了《向导》的办报传统，于第2期始辟专登读者来信的专栏——“读者的回声”。由于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的党，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也是与人民息息相通的。革命新闻事业在自己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多种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又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群众来信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党报党刊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重要渠道之一。从《向导》创设“读者之声”到今天，枪林弹雨中壮大起来的革命新闻队伍，已经把坚持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继承下来了。我们的各类报纸刊物，都能够运用刊登读者来信的形式、反映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批评社会上损害人民利益的人和事，揭露违法乱纪行为，表扬助人为乐和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等等。中央和省级党报，大都设有群众工作部，有专门工作人员拆阅和处理各地读者来信。这些来信能够见报的虽很少，但每一封信件都是一扇窗口，是党报编辑部掌握新闻线索、了解群众生活、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
“读者之声”，是民众的呼声。学习、研究《向导》开辟这一专栏的经验，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群众办报这一新闻思想的光辉所在；有助于我们在新闻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坚定发扬联系群众光荣传统的决心；有助于我们新闻工作者做到更全面地反映人民意见、要求、批评、建议，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正确地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不过，《向导》的群众工作也是有缺陷的，联系知识分子多，联系工农群众少，这一点，从“读者之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应该引以为戒。
§§§第4节一位革命家的新闻生涯——高君宇报刊活动和报刊政论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山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革命理论家和报刊活动家。在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不仅站在时代前列，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实践着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理想，而且积极从事革命新闻工作，写下了几十篇颇有见地的报刊政论，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新闻史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高君宇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尔后才是报刊活动家。他的新闻活动和他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紧密相关，是他闪光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他在新闻界的贡献与他在革命史上的功绩相映成辉。这正是他新闻活动的显著特点。
高君宇的新闻生涯开始于1918年。从1918年10月至1920年3月，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凭一腔爱国热情投身革命。这一段，他的新闻活动以积极参与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和著名进步报刊为其主要内容。1918年10月，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组织“新闻学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蔡元培先生担任会长，进步报人邵飘萍和新闻学者徐宝璜任导师。这个研究会既是传授、切磋新闻学的课堂，也是探求真理、培养时代精英的摇篮。毛泽东、罗章龙等都曾是它的会员。在学校十分活跃的高君宇也加入了新闻学研究会，参加各种活动，这是他步入新闻领地的第一步。同年，君宇加入北大进步社团“国民杂志社”，并为出版《国民》带头捐款、筹划资金。又据该刊主编之一的许德珩回忆，在刊物的主编方面，高尚德（高君宇字尚德——笔者）“起过很大的作用”。1919年夏，他参加了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任文牍干事，在北京城乡，尤其是长辛店一带宣讲革命道理，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这年，他加入北大另一个进步社团“新潮社”，也被选为文牍干事。这一时期，除过参加《国民》《新潮》编辑工作外，还为《北京大学日刊》《民国日报》《晨报》撰写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建树”。
从1920年3月至1925年3月，是高君宇新闻活动的第二阶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扬起了新的人生风帆，而且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3月，高君宇参加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该会英文翻译组主要成员。他一面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一面深入工人群众，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尝试。为了解工人的生活，他应陈独秀之约，对太原、大同两地工人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写了《山西劳动状况》，发表在《新青年》上。1920年10月，北京党小组成立，高君宇加入了这个小组，并在11月被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此后，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党的事业。
为了适应山西大批进步青年追求真理的需要，促进山西建党工作，高君宇和贺昌同志于1921年夏季创办了晋华书社，大量译介马列主义书籍，向山西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高君宇还帮助改组了太原《平民周报》。这份因宣传进步思想被阎锡山查封的刊物，迁址北京后由君宇亲自主编。主编第一期时，他在致女友石评梅的信中不无欣喜地说：“平民已定廿号复活了，第一期请你做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8月，党的西湖会议成立了宣传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党中央的政治机关报。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与蔡和森等同志一道筹备创办了《向导》周报。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比较困难，他将自己生活费的大半拿出来，作为编辑活动经费。在《向导》，他不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而且“做了不少理论上的指导。”这一时期，他还轮值主编了青年团机关刊《先驱》半月刊的“国际少年日纪念号”，为《晨报副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劳动音》《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政治生活》《工人周刊》等撰写了许多报刊政论。这些文章，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国内革命斗争实际出发，纵谈古今，评述中外，笔力雄健而奔放，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战斗性和指导性，在党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高君宇使用过的笔名有：君宇、高尚德、天辛、辛、江越、江清修等。
1925年3月高君宇逝世后，北京党组织和太原党团组织举行了追悼活动。《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悼念这位永生的战士。《向导》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悼我们的战士》：“呜呼！本报记者高君宇同志，忽于本月五日病殁于北京！君宇再不能以文字与读者诸君相见了！但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永留在本报，也便永留在读者诸君的记忆之中！”
能够得到党中央机关报的如此评价，可见高君宇在当时党的新闻工作中的地位确非一般。1920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对它的会员作了一个“终生志业”的调查，君宇填的是“地质学、生物学”。那么，他为什么不走学术救国的道路而投身于革命活动呢？在致石评梅的信中，他说：“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当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时，地质生物无从搞起。救民于水火之中，救国于危难之时，热血男儿当义不容辞。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是高君宇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原动力，而在“上下求索”的途程上，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启迪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为了“换一个制度”，高君宇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人之一，十分重视新闻这个武器的作用，并身体力行，成为革命运动中一位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宣传战士。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鼓舞过他的战友，也将永远鼓舞着追求真理的人们！
高君宇参加革命新闻活动近七年，发表了几十篇报刊政论。这些文章从指导革命运动的实际出发，对当时国内外许多重大事件作了正确的分析，丰富了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它们，有助于正确评价高君宇同志在建党初期的理论建树和不朽功绩。从形式上来看，这些政论文锋犀利，逻辑严密，语言尖锐泼辣，自成风格，为我们研究报刊政论文体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素材。
第一，高君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阐述了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和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建党学说。
早在1920年3月，第三国际就派维经斯基来北京，同李大钊同志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为建党工作奔波努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高君宇首先论述了革命的客观性：“有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便决定要发生革命了；反之，若没有阶级压迫的事实，便不会有发生革命的事实。”他还强调指出，“革命需要有革命的组织”，“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努力的先锋军”。这篇题为《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的政论在《向导》第八期刊出，引起强烈反响，读者来信高度赞扬它“是最好没有的文章了”。1923年3月24日在为《京汉工人流血记》写的后序里，他总结了“二七”惨案的教训，明确指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这就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
那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呢？高君宇认为：这个党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应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亲切地站在他们利益奋斗的前面”。对于国民党脱离群众的弱点，高君宇一针见血地进行了批评。他明确指出：“惟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革命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
此外，君宇还论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当土耳其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割取得胜利，他认为这是具有“国际价值”的胜利，专门撰写了《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当法国出兵强占德国的大煤区鲁尔，高君宇则清楚地看到“这不但是德国人民的损害，也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危险”，号召中国工人和一切民众团体要与西方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这些思想在当时是极有光辉的。
第二，高君宇紧密联系斗争实际，围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中心工作，对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