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入选第三届毛泽东诗词国际研讨会
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井冈山道路和毛泽东诗词》
§§§第2节黄远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穿过长长的历史的邃洞，我们探寻着千古风流人物的遗迹——黄远生，这位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新闻记者，曾用自己的笔，纵横捭阖，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声雨声，表明了自己反对专制暴政的鲜明立场；他用自己的笔，采写了大量新闻通讯，并由此成为这一文体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的新闻思想承先启后，在当时极有光彩。论其新闻生涯，充其量也不过四五年时间，然而，他的灼灼才华、他的文章一直颇负盛名，饮誉不衰；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和在我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也正在为更多的人所公认。
“暗幕”上的一颗“明星”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年）。当时的满清王朝，正如“寒于坚冰”的“履霜之屐”，“戚于飘摇”的“未雨之鸟”，日渐下坡。中法交战于越，虽然黑旗将军刘永福以一旅之师屡挫敌锋之类的捷报不断传来，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却是日益膨胀。国内，在王韬的《循环日报》上，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声音，大一统的封建王国、正酝酿着一场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
黄远生的父亲，是个“文彩秀发”的儒生，他对儿子的唯一希望是科举及第，从而耀祖光宗。确乎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黄远生1903年考中秀才，同年秋乡试中举人，第二年又金榜题名，中了进士。顿时全省之内，文名大震。不过，黄远生及第之后，坚决不去做官，反而几番申请去日本留学，这是有违父愿，也是一般的封建读书人所难以理解的。1909年留学归来，短期为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投身于在旧中国被认为是文人末路的新闻界。
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用黄远生的话来形容，“有黑幕而无明幕”。这一时期的新闻界亦然。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兴奋，旧的禁令的废弛，新的法律的保护，使新闻事业随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报纸总数猛增，通讯社出现并蓬勃发展。可惜好景不长，1912年3月《民国暂行报律》的颁布，在新闻界引起了极大不满。围绕这一事件的斗争，表面上看是新闻界为摆脱言论控制、争取新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以孙中山表态否决此法为标志的胜利，但实际上却被封建军阀所利用。不久，新闻界厄运横来，报纸被封、报人被害的事件不断出现，刚刚呼吸到一点民主空气的新闻界又一次被封建专制的黑幕笼罩起来。据记载，民国初的500家报纸到1913年底只剩下139种了。这些幸存的报纸有一半以上是五花八门的政党报纸，它们势如水火，互相攻讦不已。特别是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独揽大权，称帝之心日益暴露，对新闻界更是极尽收买或迫害之能事。政治形势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段非常时期，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批名记者。被称为“民初新闻记者中的巨擘”的黄远生，从时间上看，恰是“黑幕”上升起的第一颗明星。
作为一个专业记者，黄远生以自己的新闻实践改变了资产阶级报刊以政论为主体的发展轨道。在此以前，无论王韬的《循环日报》，还是梁启超的《时务报》、谭嗣同的《湘报》、严复的《国闻报》，都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而载誉中华，这些报刊的主办人，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而黄远生首先以自己的实践打破了这种单调的格局，在“末路”的新闻界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他前清做官时就“以余力兼为报业”，到民国元年开始做专业记者，先后任北京《亚细亚报》、上海《东方日报》《时报》《申报》撰述或驻京记者，同时，在这些报纸和京沪两地的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就《远生遗著》四卷的内容来看，共收集文章239篇，新闻通讯就有172篇，占近四分之三的比例。这些作品陆续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从此，各报刊抢发通讯，青年知识分子当记者写新闻蔚然成风。
说黄远生是暗幕上的明星，还在于他勇于同强大的恶势力进行抗争，他生命的最后闪光体现出那个时代的进步与希望。本来，黄远生在民初复杂的党争中倾向于进步党，对袁世凯存有幻想。当袁世凯假惺惺地说什么“某本有田园之乐，初无出山之想”时，黄远生则真诚地写文章说这是“大失政治家之态度”的，希望袁能为中华民国而“自重”。但是对于袁世凯独断专制的所作所为，黄远生在不少文章里也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他认为袁“能扶植个人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顾其所为，乃专为有损于己，无益于国之事”，可谓一针见血。他甚至预见性地指出“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后人称赞他不但眼光远，而且有胆量说话。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暴露，黄远生对他的认识也一步步加深。当袁世凯帝制自为，企图拉拢黄远生为他摇旗呐喊时，黄远生也写过一些文章，但都是“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袁对此大为不满，施于高压之威、重金之利，迫其重写。但是，已认清袁世凯本质的黄远生，“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不肯“竖起降旗”。于是他逃离北京，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要“脱屣一切，誓将洗濯为人”，并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再三申明与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上海《亚细亚报》早已脱离关系，公开表示反对帝制。后来有人写纪念文章，把他称为“反袁之同志”。然而十分不幸，正值而立之年的黄远生刚刚迈开新生活的脚步，就在旅美途中被害了。人们惋惜、同情、愤慨之余，分明可以看到他生命的最后闪光“灿烂而无极”。
那么，为什么黄远生要抛却仕途上的名利，投身于当时很不景气的新闻界，并能够在这块领地放出耀目的光呢？
首先，动荡的社会政治需要有政治记者出现。民国初年，政治动荡，党争纷扰，多变的局势是新闻产生的根源。由于迫害严重，禁忌较多，各报大都削减评论的篇幅，而给予新闻通讯以更多的重视。当时，“云谲波诡的时局动态，张为幻的议会新闻，显要人物的大言谠论，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幕前幕后的活动”等等，都为新闻通讯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适应形势需要，各大报都设了采访部，纷纷聘用有才之人担任驻京记者，以便随时报道最新消息，有的报与报之间还或明或暗地展开了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以黄远生、刘少少、徐凌霄、邵飘萍、林白水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个记者星群就应运而生了。
其次，黄远生对封建官僚深恶痛绝，立志走一条封建制度叛逆者的路。黄远生十几岁的时候，正是康、梁“公车上书”、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虽然戊戌维新最终失败了，但新思潮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做学生时就是一位勇敢挣脱封建桎梏、热烈追求光明自由的青年，曾代表全校同学起草电报祝贺南洋公学的罢课运动。去日本留学期间，青年中强烈的反满反封建专制的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僚怀有特殊的憎恶心理。他认为，“毒药之毒，封豕长蛇之凶，然犹不及中国之官界，盖戕贼人才，此为第一利剂”，“官僚不外有三种，曰盗，曰丐，曰流氓”。因此，他抽回刚刚踏上仕途的脚，毅然迈向新闻之路，勇敢地挥起了记者的笔，用它“指斥权贵”，为社会鸣不平。这是封建制度叛逆者的行为！而黄远生抛却仕途名利、从事新闻事业的目的，“正是期望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社会”。
第三，黄远生的气质、性格、出众的才华，是他成为名记者得天独厚的内在条件。从新闻学角度来看，记者采访的社会活动方式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独立自尊的人格。学生时代的黄远生，就极信仰“为人当独立自尊”，曾从书上抄出十条警句，挂在墙上以自勉。他的另外一方面性格特征是奔放不羁，据黄席群先生回忆，黄远生不爱作诗，“恐怕是不愿受旧诗格律韵脚的约束”。他的书法十分刚健有力，一洗馆阁体拘谨的习气。即使当年应考的文章，也完全摆脱了八股的窠臼，“文笔遒劲”而又“气势雄浑”。黄远生是个有记者气质的人，“他的精神能够吸引许多朋友”，他的谈吐幽默诙谐，毫不做作，他具有“很深邃的思想”，过人的“理解力”和“文字上的组织力”。因此，当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他的同乡李盛铎鼓励他说：“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名记者。”果然如此，四年多新闻生涯，黄远生赢得了“报界之奇才”的桂冠。
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首先由于它是一个发光的天体，同时又因为它找见了自己的运行轨道。黄远生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被害是不幸的，然而却激发了人们对恶势力的憎恶，使人们在暗黑的天幕上看到了一束亮光。
现代通讯的奠基人
有的同志认为，最早运用通讯这种形式进行写作的，大概要算是第一个新闻记者王韬。这个结论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无商榷的必要。众所周知，王韬是以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驰名的，他并不是新闻记者。他多次出国游历写下的《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虽然采用了记事体裁，但算不上是新闻通讯集。在中国新闻史上，真正称得起现代通讯奠基人的，应该说是黄远生。
打开《远生遗著》，可以发现，占近四分之三比例的通讯作品与王韬的两个集子相比，有明显不同。其一，写作目的不同。王韬在《漫游随录》自序中讲：“盖古人编诗，往往一官一集，于宦游辙迹之所经，辄低徊俯仰而弗敢忘。诚以佳景当前而易忽，事后回思，如追亡逋；非有诗词以记之，图咏以传之，直付之飘风尘迹，梦幻泡影而已，不大可惜哉！此余《漫游随录》之所由他也。”可见，他是为了将自己生平游历之所见所闻所感传于时人和后人而写作的。《扶桑游记》更明确宣称是对日本朋友的答谢，以示“不敢有忘恩惠也”。黄远生则是站在一个记者的立场上去记载耳所闻目所见，即此“市井琐屑、街谈巷议”，亦“一一作新闻观”，以此“自塞其职责”，从而使“读报诸君以一种精神相感召，且藉此知北京思想潮流之一斑”。其二，写作内容不同。王韬书中所记不外个人四处游玩的经历，山水风光，文词唱和，虽然其中有的部分对异乡文化民俗等作了介绍，但书中更多的是文人墨客的雅兴豪情。黄远生的通讯，则大都是报道民国初年的政闻要闻，如《政界内形记》《大借款波折详细》《乔妆打扮之内阁》等等，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声雨声。这些材料，有的是作者亲见新闻，有的是经过采访活动得来，这就与王韬那种“信手登录”的文字价值不同了。其三，笔法不同，传播渠道不同。王韬的作品采用文艺笔法，描写景物，渲染气氛，动辄以诗诉情，读之颇有文学欣赏的感觉。远生通讯虽不乏恰到好处的生动文字，但总体观之是新闻笔法。传播过程不同，表现在前者是先成文而后出书，以著作的形式新人耳目的；后者是篇篇见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具有独特的新闻价值。通过几个方面的对比，不难看出，王韬最早使用了通讯体裁进行写作这种说法，是比较勉强的。他的作品的确不错，可以说是新闻性的上乘游记，但不能算新闻通讯集。是黄远生，最早运用了新闻通讯这种形式并获得了成功。
王韬时代和梁启超时代，我国报刊之所以生气勃勃，靠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自己政见的报刊政论。那时候，各报都普遍设有社论、社说、论说、时评等栏目，几乎版版都有评论文章，而根本没有通讯作品，即使刊登一点记事性新闻，也只是概要性的。到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新闻界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黄远生正是这一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划时代人物，他使通讯文体崛起于报坛，并大放异彩。他的通讯，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第一，题材重大，记载翔实。黄远生是一个政治记者，他既具有出众的才华，更具备超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他的新闻通讯所报道的，大都是人们关心的重大政治新闻，或是人们欲知而不得知的内幕新闻，如《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政界小风潮零记》《借款里面之秘密》《最近之秘密政闻》《闷葫芦之政局》等等。由于他是留学生，又曾在前清作过官，对当时政界情况十分熟悉，所以他的采访活动非常活跃。凭着他的气质，黄远生经常出入于政府要害部门，周旋于上层人物之间，用记者敏锐的眼睛去发现新闻，报道新闻，观察社会，揭露黑暗。他所报道的新闻，不少是第一手材料，有的是从当事人或朋友处了解到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都很注意新闻的真实性，反对“逞臆空谈，腾其口说”，即使稍晚一点，也要尽量使事实准确。如，有一次禁卫军发现了一件与宗社党有关系的案子，黄远生没有立即报道，经过调查之后才公之于众的。又如，在《新政府之人才评》中，揭露唐绍仪原来面允栽培之人甚多，政治形势不利后无法践诺，只好闭门谢客。为了进一步揭露唐利用权力培植个人羽翼的恶劣行为，黄远生详细描写了“与唐有寅僚文旧”的李某，如何渴望“甘露从天降”，受到愚弄后又如何失望潦倒。末了，把对李的情况介绍用括弧引住，特加一句“此亦一笔记中之材料也”。梁漱溟先生评价黄远生“浔阳黄远庸，操行至可信”。我们说，岂止如此，他的不少通讯作品的内容真实可靠，“至今对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仍有参考价值”。甚至被认为是“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实录”。
第二，形式多变，不拘一格。民国初年的中国出版界，“黑压压的充满了几千年的暮气”。在那种“极不自然的、虚伪的、模型的、非实际的”文章仍在盛行的时期，黄远生用自己的实践，开拓了一条不拘一格、通俗自然的写作道路。他的通讯，一般篇幅较长，报道详尽而生动。对于一篇通讯难以囊括的重大新闻，就采用连载的形式，既报道了事件的发展过程，又给读者一种日日新的感觉。通讯的结构形式和内容铺排各具特点，有的置背景于篇首，采用纵式结构，反映事件的因果；有的先将结果公之于众，再通过横的对比，披露各派势力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从而暴露权柄人物间的勾心斗角；有的纵横交错，波澜迭起，很是引人入胜。特别是1915年4月起开辟的“新闻日记”体，更为当时日报中之“创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