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朋
我十二岁那年，全家迁居英格兰，我小小年纪，那已经是第四次大搬家了。父亲任职于政府，每隔几年总须派驻海外一次，因此我已惯于与朋友忍痛分手。
我们在柏克郡租了幢占地宽广的十八世纪农庄。附近有古堡和严穆的教堂。我性喜大自然，最高兴的还是看到环绕我们屋子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林地。毗连后院篱笆的密林里，网状的小路几乎可以通往任何地方。雉鸡会在你走近时拍翅飞起，投进前面浓密的月桂树叶和欧洲蕨。
我总是得闲便独自在树林里田野间漫游，扮演侠盗罗宝汉，作白日梦，收集昆虫，观赏鸟雀。它是男孩子的乐园——却也是个孤寂的乐园。我一向独来独往，难得和人深交，以免下次搬家时有什么牵绊。怎知有天我却无意中交上一个朋友。
我们在英格兰住了大约半年后，老农克劳福允许我在他范围广阔的产业上任意闯荡。我每周末去远足，爬上斜坡漫长的小山，可达一处浓密得几乎进不去的树林，名叫“熊林”。我心想，这是我的神密堡垒，简直就是圣地。我穿过了一道有刺铁丝网溜进去，把艳阳和嘁喳抚攘的虫子及动物都留在外面，静静进入另一世界——一个有穹隆拱顶的大教堂，树干为栋，多少年来积叠的棕色长松针为软毯。我自己的呼吸声在耳朵里嗡然作响，林地里任何生物最轻微的蠕动，也会在这个全属于我的乐园里回荡。
某个春日下午，我漫步于上星期似曾瞥见有个池塘的附近。我悄悄前行，小心翼翼，以免惊扰坚鸟或喜鹊，免得它大声警告其他生物躲起来。
也许就是那位几乎被我撞上的瘦小老太太和我同样愣呆的缘故。她倒抽一口冷气，本能地用手捂住她的喉咙。但是，她很快就恢复镇定，绽出一个欢迎的微笑，我立刻放下心来。她胸前挂着一副像是高倍率的望远镜。“哈罗，小伙子，”她说，“你是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
美国人。我匆匆回话：我住在山的另一边：我只是来看看这里是不是有个池塘；农夫克劳福说过我可以到处逛，而且，反正……我正要回家，那么，就再见吧。
我正要转身，老太太欣嫣一笑，接着问：“你今天看到过从那边小树叶里出来的一只小猫头鹰吗？”
她指向树林边缘。
她懂猫头鹰？我觉得诧异。缺德的同学说，只有我这种“鸟痴”才知道一点关于鸟儿的事情。寻常孩子用的是弹弓。
“没有，”我回答，“我以前见过。不过都不够近，总是它们先看见我。”
老太太笑起来：“是啊，它们非常机警。自从它们在这里出现以来，猎场管理员总是开枪射它们。它们是引进的，你知道吧，不是土生土长的。”
“不是本地的？”我问着，劲儿也上来了。知道这种事的人一定有一套——即使她擅闯我的宝地。
“哦，不是的！”她回答，又笑起来。“我家里有些关于禽鸟的书，关于它们的一切问题书上都有。说起来，”她突然说，“我正要回家喝茶，吃些果酱小烘饼。你愿意一起来吗？”
以前有人警告过我不要搭上陌生人，可是不知什么道理，我觉得这位老太太不像是坏人。我说：“好的。”
“我是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她自我介绍，伸出白净细嫩的手。
“迈可，”我笨拙地握握那双手。
我们随即上路，老太太用令人意外的轻快步履大步走。她谈到大约十年前她丈夫从大学教授职务退休后如何和她一起迁居柏克郡。“他去年过世了，”她说，突然若有所思，“因此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有用不完的时间四处走。”
不久我看到一幢砖砌小屋在逐渐四沉的阳光里发出粉红色的光影。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打开大门，请我进去，我游目四顾，对着层层叠叠的书架子，正面镶玻璃、摆放象牙、乌木和石刻雕像的框架，以及满是化石的橱柜，不禁暗自欣羡。那里还有长满苔藓和蕨类的玻璃培育箱和好几盘钉住的蝴蝶标本。最好的是十几只刻制的鸟儿——包括一只稍稍蛀坏、装了玻璃眼睛的鸟鹗，在它的栖息金属横条上歪在一边。
“哇！”我只挤得出这么个字。
“你母亲是不是要你在什么时间回家？”她一面烧水泡茶一面问。
我说谎：“没有。”接着，我瞟了时钟一眼，又说：“呃，也许五点钟吧。”那么我会有将近一个小时，虽然还不够我问遍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在大门口喝茶和满嘴果酱烘饼之间的空档，我学到各式各样的知识——如何沿公共小径的卵石间寻觅饼海胆化石；或者根据睡鼠啃啮榛子的咬痕，可以知道它是否就在附近。
那个钟头实在过得太快。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简直是把我推出大门的。不过她送我出门时借给我两大册书，一册全是美丽的鸟雀插图，另一册则是蝴蝶和其他昆虫。我答应下个周末送还，如果她不介意我来串门子的话。她微笑说，她盼望再看到我。
我交上了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归还两册书时，她借了更多书给我。没过多久，我几乎是每周末都去看她，对博物学的认识多了，身上迸发出这种气息。在学校里，我有个“教授”的绰号，赢得同学间或多或少的敬意。甚至有个恶霸同学也拿来一只他发现的（更可能是他杀的）死秧鸡请我鉴定。
那个夏天，我和我这朋友快活地度过了好些嫌短不嫌长的日子。我发现她会做天下最好的黄油松饼。我们结伴在熊林寻幽探秘，愉快地嚼着松饼讨论她借我看的书。下午我们常留在她的小屋里，她会谈她丈夫，说他是多好一个人。有一两次，她似乎快哭出来了，便急忙离座再去泡一点茶。不过她回来时总是笑咪咪的。
时日流逝，我没看出来她越来越羸弱、也没以前那样爱笑。相知太深，有时候会使你对熟人的身形面貌习焉不察，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在跟对方的心灵而非形貌倾谈。我当然想得到她很寂寞；我可不知道她有病。
回到学校以后，我长得很快。我玩足球，也交到一个好朋友。不过我周末仍到那小砖屋串门子，而且那里总有新鲜松饼。
那天早晨我下楼到厨房去，桌上有个似曾相识的饼干罐子。我朝冰箱走过去时仔细看了它一眼。
母亲用奇怪的温柔神态瞧着我。“儿啊，”她开了口，意态艰涩。从她的音调里，我什么都明白了。
她手搁在饼干罐子上。“克劳福先生早上带了这些松饼来，”她停了一下，显然觉得很难开口，“说是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留给你的。”
我凝望窗外，泪水刺痛我的眼睛。
“我很抱歉，迈可，她昨天去世了，”母亲说，“她年纪大也病得很重，该是时候了。”
母亲搂住的肩膀：“她很寂寞，有你陪，她好开心。你很幸运，能做她那么要好的朋友。”
我默默地拿了罐子到我房间，把它放在床上，接着匆匆下楼，冲出前门，跑进树林。
我漫无目标地徘徊了好一阵子，直到干了泪眼，恢复正常视感为止。那时是春天——离我在熊林里碰到那老太太几乎整整一年。我四下打量，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所知的居然那么多。我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长草里找寻蜂兰；在弃置已久的马槽里可以找到水蝇、豉甲和蜻蜓幼虫。我也知道，我卧房里有一罐天下最香脆的松饼，我应该回去细尝，连每粒碎屑也不放过。
而我确实那样做了。
慢慢地，老旧的圆罐子塞满了晒干的树叶、化石和五颜六色的小石头、一只死的鹿角甲虫、一枚燧石箭头及数不尽的其他零碎儿。这罐子我今天还留着。
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很久以前在熊林里那次邂逅的遗赠。它是大自然亲授的睿智，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关于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还有这么个事实：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迥然不同的两个人，却可能建立起最宝贵最罕见的情缘——一段历久不渝和收获丰硕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