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少年得志，16岁时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1547年中进士，此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职。1567年明穆宗即位后，张居正的职衔一年四变：先是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久又升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为从一品。这样的升迁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572年春，隆庆帝突然中风，把年仅10岁的幼帝朱翊钧（即神宗）和大明江山托付给了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此时，张居正谨慎地考量局势，同样身为次辅的高仪年迈多病，没有威胁；那么，唯一的障碍就是身居首辅的高拱。
隆庆帝死后，神宗年幼，实际权力暂由其生母李太后代理。宦官冯保是神宗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得到了太后完全的信任。冯保便借机以皇帝的名义升自己为掌印太监，并掌管东厂。从此，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冯保的意见。
张居正看到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看到了冯保身后有太后做靠山，因此他需要借力打力，向高拱进攻。作为合作的筹码，张居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障了冯保“批红”的权力，双方合作默契而愉快。
冯保上台后，高拱也企图先下手为强，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试图驱逐冯保。但是，冯保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加之又有张居正为之谋划，高拱非但没有成功，反倒落下口实，最终被限令回籍闲住。张居正坐收渔翁之利，顺理成章接任首辅。
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世了，这样，内阁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期待已久的时代来了。他以铁腕政策，在两京十八大衙门中强行推行“京察”，对四品以上官员实行考核，凡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从此，张居正开始了他构思多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神宗年号为万历）。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他不惜得罪权贵，却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张居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官吏给予重用，安排到各个重要部门，并通过清查皇室子粒田、处理荆州抗税、追查京营兵士棉衣造假事件，大刀阔斧地整顿经济。他执行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实施一条鞭法、丈量田地等政策，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败落的明王朝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其实，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施政必然要遭到豪强权贵的疯狂报复，但他并不在意，决心“弃家忘躯，以殉国家”。可惜，他没想到的是，政敌的报复在他去世之后才展开，连累的是他的老母、爱子和方兴未艾的改革大业。
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
张居正一死，长期压抑的万历帝开始亲政。半年后，万历帝迫不及待地将冯保逐出京城，发往南京孝陵种菜。大臣们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正中万历帝下怀。
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风云突变，万历帝下诏夺上柱国太师衔，并夺谥，随后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这次抄家是真正的人间惨剧，把封建官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京城官员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先令当地官员登录张府的人口，封闭房门，不许出入，以致还未抄家就令十几口老弱妇孺被活活饿死。
然而，查抄的家产不过十几万两。张家出身盐商，本就有钱，再加上生前万历帝的丰厚赏赐，有十几万的家当，并不为奇。为了向皇帝有个交代，负责查抄的官员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追赃，逼死了大儿子张敬修，张居正的二子张懋修经不起拷打，屈打成招，自杀未遂，最终与其弟张允修等族人一起被充军。
一代名相、十年帝师在身后的遭遇，令清明志士寒心战栗。这一系列事变，不仅全盘否定了一个辅佐万历帝十年的老臣，更是否定了十年来的国政，多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明朝最后几十年的短暂复兴变成了明朝灭亡前的回光返照。
天启年间，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张府没有变卖的房产。1629年，思念救国之才的崇祯帝恢复了张居正后人的官荫与诰命。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写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