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见闻录》的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记录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道和航程，还记录了取相反航道的旅行者的口述，不仅记录了假道缅甸的路程，还写下了走遍印度全境的旅人的口述。文中对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政治变革几乎没有太多的涉及，却对各地的物产、商品的价值、货币、管理商业的法令条例、订立契约的条件、经济和行政机构特别感兴趣，相关的记述在书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此外，书中还提到阿拉伯的造船技术，并格外提到交税四五倍于其他船只的中国大船。书中还记载了不少关于中国茶、中国瓷器等物品和特产。记载了中国政府对待外来商人和外来宗教的态度等等。尤其是关于黄巢起义军进攻广州和攻占长安的记载，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这些记述中，反映出当时阿拉伯人的商业意识，以及对经济贸易往来的积极关注态度。
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商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与羡慕，商业是人们普遍喜欢的职业，经商成为发财致富，乃至谋取高位的捷径。海外贸易既促进了阿拉伯帝国的经济繁荣，也满足了社会上层统治者的物质享受，因而海外贸易需要了解的一切情况，都是旅行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于是远航经商成为时尚，旅行探险富有挑战性。因此《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许多故事都记叙了那些旅行者冒险远航中惊险、曲折的经历，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海洋、岛屿与远方国家的奇闻轶事，描写古代海上生活的艰辛，大自然壮美的原始景色，同时也从侧面表现了旅行者那种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阿拉伯旅行家在谈及中阿之间交流的商品比较稀少的原因时指出：“商品之所以稀少是在广府（广州）经常遇到火灾，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遇火灾，货物就被烧毁了。因为，那里的房屋都是用木料和芦苇修造的”【注1】。而商人苏莱曼则更进一步指出：“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注2】
这两处记述说明当时广州是阿拉伯货物和阿拉伯人的集聚地。上十万的阿拉伯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以致形成“广州蕃人杂处”的局面。外国商人专门的居住区域被称为蕃坊，由一个中国官长任命的蕃长来领导，如果在穆斯林居住区，蕃长就是一个类似伊斯兰教长或伊斯兰法官身份的人。中国典籍如《萍州可谈》卷二对此也有相似的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杂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可见当时阿拉伯商人在广州之众，商业往来之盛。
书中记述阿拉伯商人的许多货物从巴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注3】淡水是商船的生命线，因此，书中多处提及淡水对中阿商船的重要性。在开往中国途中，中国船因为船体较大无法通过阿曼暗礁群的旋涡谷，于是很难在马斯喀特的舟中装载淡水。从马斯喀特到达故临，“那里有水井供应淡水，并对中国船只征收关税；每艘中国船交税一千个迪尔汗，其他船只仅交税十到二十个迪南尔”。“当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地到达占不牢山之后，船只就扬帆去中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但由于要按七天一段，分期穿过层层暗礁，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了一个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地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广州）。在中国，无论在江河、山谷、军事哨所、市场等处都可找到淡水。”【注4】在这几处记述中不仅讲述了淡水对于航海船只的重要，而且透露了中国航船在当时的规模。它们显然较其他国家的航船要大，交税要多，这表明中国当时远航阿拉伯地区的船只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中国在阿拉伯商人的心目中不仅是到处都可发现淡水的好场所，而且更是一个到处都可进行商品交易的友好国度。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也记述了一些中国的民俗。“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中国人不戴头巾”，“女人的头发露在外边，几个梳子同时插在头上；有时一个女人头上，可多达二十只象牙或别种材料做的梳子。男人头上戴着一种和我们的帽子相似的头巾”【注5】。伊斯兰教妇女认为，将头发露在外边是一种羞耻，她们从不使用头饰。在中国，梳发髻的方式一直流传着。在阿拉伯人的印象中，中国妇女的普通发式是将头发卷起来，或梳成不同的辫子卷起来，然后饰以鲜花或假花，再插上其他的金银饰品或钻石簪子。前后两处记载中国男子的穿戴时看似矛盾，实则不矛盾。中国男子不戴阿拉伯人那种缠头的头巾，但是戴毡帽或草帽，周围再用包头巾缠起来。至于说，“中国人的粮食是大米，有时，也把菜肴放人米饭再吃。”“因为中国没有葡萄酒，中国人既不知道这种酒，也不喝这种酒”。这里的中国人，毫无疑问指的是中国南方人，比如广州地区以大米为主，中国北方主要产小麦，以面食为主。南方人用米造酒、酿酒。北方当时已懂得种植葡萄，而且从一个突厥部落那里学会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由此可见，阿拉伯众多的旅行家主要是从中国南方获得第一手资料，并讲述出来的。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述及尸罗夫港的阿布·赛义德曾认为：“开往中国的航船已经绝迹；在中国的国土上，田园荒芜，秩序荡然，国事也逐渐衰落了。”其原因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名叫黄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终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的商人荟萃的城市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之畔，河水是淡水。”“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计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注6】。
上述两段记述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家非常重视的资料，因为它表明在唐代到中国广州的阿拉伯人是相当多的。唐代统治者对南海贸易采取了积极的开放政策，最先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管南海贸易，这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堪称是划时代的创举。由于管理有序，关税合理，又给予外商种种优惠政策和保护，阿拉伯、波斯以及南洋诸国的商舶纷至沓来，荟萃广州。阿拉伯商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人数上都居于首位，并形成许多穆斯林蕃坊，即阿拉伯人的居住地。
黄巢占领广州的年份，据阿布·赛义德明确记载为回历264年，亦即相当于公元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但据《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中国书籍记载，这一年是唐嘻宗李儇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与阿拉伯史料所载时间约相差一年。可见黄巢占领广州的时间是有争议的。日本学者桑原鹭藏博士推断，阿拉伯史料记载的年份更为准确。他以《新唐书》宰相表的乾符五年（即878年）为依据，推定广州陷落的时间是878年。同时，据阿布·赛义德的记载，当时正值动乱之际，阿拉伯航行广州的船舶已中断，可以说，阿拉伯人对这样一件与其息息相关的大事，不会不注意，记忆得一定会很准确。桑原博士尤为强调的一个证据就是阿布·赛义德与马苏第不仅相识，并同他交换过所见所闻的情况，而且马苏第与阿布·赛义德同样认为广州被黄巢攻陷是878年。马苏第说他曾亲自游历过中国，如果这一日期不确，他是应该给予订正的。但是，另一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对马苏第曾亲身游历过中国一事持怀疑态度，真可谓其说不一【注7】。这无论如何都表明当时广州，扩而大之是中国广大地区都有阿拉伯人的足迹。
另外一个问题，黄巢攻占广州，寓居广州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等外国商人，合计有12万人惨遭杀害。在中国的文献史料中并没有发现这类的记载。阿布·赛义德是从当时唐代统治者对外国商人课税的方式为推断的依据，来强调这一数字的准确性，未必很科学。可是，事实是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阿拉伯至广州的通航中断了一些时间，这就表明黄巢攻陷广州对阿拉伯地区还是产生了某些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这些记述，已超出它的文学意义而有了文化交流的色彩。
唐代，除了大量阿拉伯商人荟萃中国而外，还有一些因向往中国，慕名专程到中国来访间游历的阿拉伯友好人士。《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的伊本·瓦哈卜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从前，在巴士拉城，有个名叫伊本·瓦哈卜（IbnWahab）的屏琳伊斯（Quaysh）族人。他是哈巴尔·比因·阿斯瓦德（Habarb.Al-Aswad）的子孙。当巴士拉遭到洗劫时，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来到尸罗夫。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只船要开往中国。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搭乘这只船，漂洋过海，去中国了。（到中国）以后，他起了一个念头：这次可要去见一见中国的大王（皇帝）了。于是，他从广府启程，历时两个月，来到胡姆丹（长安）。他在皇宫门前等候多日，迭次上书求见声称他是阿拉伯先知的亲族。过了不久，皇帝呀咐给他安顿住房，满足他提出的必须用品。同时，皇帝又给派驻广府理事的地方长官，下了一道诏书，叫他到外商中去查访，以弄清这个自称是阿拉伯先知亲族的人的来历。广府的地方长官回票说，他的血统是可靠的。因此，皇帝准他（谒见）还钦赐了许多金钱。后来他带着这些钱才返回了伊拉克。【注8】
伊本·瓦哈卜的祖先哈巴尔·比因·阿斯瓦德是麦加的偶像崇拜者，也是激烈反对穆罕默德传教的参与者之一。哈巴尔家族有一派定居巴士拉，另一派据说在印度境内有领地。伊本·瓦哈卜离开巴士拉，移居尸罗夫，是由于著名的僧抵（Zanj）之乱（回历25年，即公元870年或871年），这次暴乱使巴士拉变成一片废墟他自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或十二年（870或871）时，自西拉夫（尸罗夫）乘商船来到中国。由于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族人，皇帝特别接见了他，询问了他有关阿拉伯人、阿拉伯哈里发和伊斯兰教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并称赞穆罕默德和他的人民建立了强盛的国家。皇帝在伊本·瓦哈卜临行时还送给他一份厚礼，并要求广州地方长官要热情款待，直到他离开中国为止。
艾布·宰德·哈桑采访了回国后的伊本·瓦哈卜。在记录中他谈到的有关长安的情况与中国文献典籍中的记载完全相同伊本·瓦哈卜游历中国的故事，堪称是中国和阿拉伯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个普通的阿拉伯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畏艰险，远涉重洋，来中国参观访问，不仅表现了阿拉伯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也说明了普通阿拉伯人民迫切想了解中国的热望。
《中国印度见闻录》还提及了中国民间的惯例，中国的娼妓制度，中国人的婚嫁风俗，中国人的处事态度，中国人用铜钱进行交易，中国的火灾和房屋建筑，中国的宦官制度，中国皇帝居住的京城，中国高官显宦穿的丝绸衣料，西藏的麝香等等，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几乎无所不包。此外，书中还赞扬说：“在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娴熟的，没有任何民族能在这些领域里超过他们。中国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注9】
《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作为阿拉伯游记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中国的记述非常完备，充分表明阿拉伯人民对中国的热情关注，以及对双方友好往来，无论是商业的还是文化的，所持有的一种正确立场。无论是在这些阿拉伯口述者的话语里，还是在笔录者的文字中，都流露出阿拉伯人民对中国的一片深情，说明早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就已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的诸多史实。
《黄金草原》上的中国“宝藏”
《黄金草原》完整的书名又可译为《黄金草原和珠现宝藏》，其引申意义又可理解为广褒富饶的大地上蕴藏着丰富的矿藏，符合阿拉伯文表达方式非常富于诗意的特点。在这部中世纪成书的世界经典名著中，曾记录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事物。至今看来仍有不可或缺的史料意义和文学意义。
《黄金草原》的作者是马苏第（又译为马斯欧迪），他于伊斯兰历3世纪末年（伊斯兰历300年为公元912年～913年）出生在巴格达，伊斯兰历345年（公元956年）逝世于埃及。马苏第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全球旅行，大半生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其足迹主要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他曾于10世纪初游历了波斯、中亚、印度、锡兰，经马来亚群岛抵中国海，回程经印度洋，到桑给巴尔之后又游历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安条克、高加索、阿塞拜疆等地在经过长时期的长途旅行之后，他于公元926年回到穆斯林地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叙利亚海岸和巴士拉，955年才到达埃及，翌年逝世。
马苏第的游历既不是为了经商，也不是为了览胜，而是一种受当时伊斯兰学术界影响的“学术旅行”。晚年，他以历史学家的深邃视野，地理学家的渊博知识，焚膏油以继暑，恒兀兀以穷年的精神，于公元947年11月至12月（伊斯兰历336年5月）完成了《黄金草原》这部中世纪最重要的穆斯林历史和地理著作之一。其中游记文学的内容是留给世界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注1：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注2：穆根来、坟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注3：同上。】
【注4：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9页。】
【注5：穆根来、汉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11页。】
【注6：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96页。】
【注7：参见《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39页～140页。】
【注8：《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02页～103页。】
【注9：《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