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作家许地山在他的著名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中，提出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关系的论点。他认为：“中国小说受伊斯兰文学底影响比受印度底大。”“波斯自被回族克服后，回教文学就起来代替了佛教文学，演戏是回教人所不喜底。但在诗歌和小说一方面，因为混合了天方的文化，颇能别开生面。”【注1】他甚至还指出“在安南（越南）底小说里有一本很和《天方夜谭》相似”【注2】，“回教人在泉州居留底时期一定很早，因为《可兰经》有一段记到泉州底事”【注3】。前者他还未找到发表的两者比较的文章，后者在《古兰经》里找不到相关的描述，但他毕竟指出了中国文学受阿拉伯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他还在文中重点分析了“宋元以前底外国歌舞”，并指出“在六朝时西域诸国底乐舞乐器陆续介绍进来甚至用外国人来专教。当时的龟兹康国等所用的多半是伊兰或印度传来底”【注4】。“场帝定九部乐只有《清乐》和《礼毕》是中夏之乐，又以天竺音谱写扶南乐；是知当时近西诸国中，【注5】伊兰以北诸国底乐舞在中国很盛行。”【注6】经过大量的事实论证与翔实的材料分析，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底乐舞显然是从西域传人，而戏剧又是一大部分从乐舞演进底。从这点说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印度伊兰底文学上头。”【注7】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戏剧定型是在宋元之后，而那时的伊兰（即伊朗）确已阿拉伯化了，既颂读《古兰经》，又信仰伊斯兰教，尽管在当时还是被迫的，但阿拉伯文化还是以强势文化渗透到伊朗的文化、文学艺术中。著名伊斯兰学者白寿彝指出，在唐代，即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的影响已波及到中亚但逻斯一带。“由这里西进，可以经由波斯，到大食的首都。这是中国大食间，经由现在的北疆、中亚细亚以相往还的陆上通路。”【注8】所以许地山在他的上述论文中可以得出这样肯定的判断：“自汉唐以来中国与近西诸国海陆交通底繁密，彼国文物底输入是绝对可能的。”【注9】即是说，宋元以后的汉剧，虽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但又是经过汉文化过滤后的产物。
著名诗人、研究德国文学专家冯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生活在昆明。他亲身接触到社会现实，情感融于大自然，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有了许多感受，想以诗的形式倾吐出来。为了能够运用自如，不感觉到限制，他采用了十四行诗的变体。在1941年内写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里，他表达了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他把他崇敬的古今中外的人物与眼前的树木、花草、虫鸟并列，因为他们和它们同样给予他教育和启示。有时在写作时，他突然想起以往从前人书里读到过的一句话，正与他当时的思想契合，于是就将那句话略加改造嵌人他的诗里。例如，有一次他在深山密林的深夜听雨，感到内心和四周都非常狭窄，就将歌德书信里的一句话：“我要像《古兰经》里的穆萨那样祈祷：主啊，给我狭窄的胸以空间”，改写为两行诗：“在深夜祈求／用迫切的声音/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深夜又是深山》）并将这两句诗放在了诗的末尾。【注10】
当时的评论家将他的这些十四行诗称为“沉思的诗”。首先这是人生的“沉思”，是一种经历了战乱中的流亡，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后的人生沉思。他面对现实与自然深思默想，将生活的沉重与灾难藏人内心深处，升华为个人与人类，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人生思考。其次这是艺术的“沉思”，是一种通过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与译著，向西方文学经典学习后的沉思。他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将艺术探讨的触角同时伸向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现代诗风之中，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求哲理和智慧。在这双重“沉思”状态中的冯至，终于在歌德那里找到了与他内在生命要求相适应的宗教冥想之所，即“诗化哲学”。冯至受德国文学影响颇深，歌德是他尤为喜爱的作家。歌德酷爱东方文化，对以《古兰经》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情有独钟。歌德曾评论说：“《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而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注11】于是他在1772年7月10日给德国文艺理论家赫尔德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古兰经》的崇敬之情。《古兰经》里的穆萨即《圣经》里的摩西。冯至在因袭歌德原诗的基础上有了哲理深度的发展。他一改原诗中穆萨向主（安拉）祈祷，为深夜向自己的内心祈求；将原诗中神圣的宗教情感一变为急迫的生命体验；将崇拜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绝对精神本位安拉，改为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但他的思想仍然囿于东方哲学的底蕴；这也是他对异域文学的一种文化选择。
中国的当代文学给了回族作家更多的创作空间，他们有条件和可能创作出表现自己心态的作品，而且愈来愈凸显在文坛上。回族作家从历史上始终深受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异质文化因子的相互作用，铸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心理。正如回族作家张承志自己坦言：“一个回族人心理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具体的信条即《古兰经》上的教训；而在于他宿命地走着一条有特点的路。”【注12】
【注1：《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注2：《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注3：《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注4：《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注5：作者在文中指出：“近西”为“中亚、印度、伊兰高原乃至阿拉伯”。】
【注6：《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注7：《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注8：《中国回回教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注9：《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注10：《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第7页。】
【注11：《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页。】
【注12：《荷戟独仿徨》，《上海文学》，1987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