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留你时间太长。两三天吧。请你一定配合。”警察显然看出我在想什么。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回到旅店，我正要上楼，见老板远远地站在阴影里看着我，那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先生，请问你什么时候退房？你只预定了一天。”果不其然，老板把我当成坏人了，至少是个麻烦人物，盼望我尽快离开。
我苦笑着回答：“那就续几天吧。警察不让我离开。”
“那你需要再交一些订金。”
“那好吧。再续三天。”
“要那么长时间？不过最迟只能到周五。周末所有房间已经被旅行社订了。”
我爽快地付了订金，心想，周五的晚上我或许已经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宝莱纳酒吧喝啤酒了。那是我每个周末的必修课。这样的画面让我振奋。
我付完钱正要转身，老板突然说：“高强昨天晚上来过。”
“什么？”我惊讶不已，“他来干什么？”
“来找何军的。”
“他们见面了吗？”
“他去了何军的房间，应该见面了吧。”
“他们认识吗，以前？”
“认识！他们还是朋友呢。木鱼就这么大，都认识。”
我奇怪何军为什么始终没有提到他和高强是朋友这层关系。沉默了一会儿，我问老板：“高强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
“五分钟吧。走的时候我还奇怪，问高强怎么这么一会儿就走了。他说何军醉了，所以就先回去了。”
“你对警察说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你觉得我应该告诉警察吗？我当时觉得只是好朋友来探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说，警察也没对我说起高强死了的事情。他们问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你的。要是那个时候知道高强死了，我一定会对他们提起高强来过这里的事情。”
我看着老板，问道：“所以你觉得我不是好人？”
老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不过，如果真是坏人，你就回不来了。警察怎么会放一个坏人呢？”
我挤出一个苦笑，忽然想到，老板怎么知道高强死了？现在不过早上九点钟，是谁将消息这么快透露给他的？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出了这一疑惑：“你是怎么知道高强死的？警察提到过吗？”
“警察才不会对我说这些呢。”老板得意地说，“不过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好奇地问：“什么方法？”
“不瞒你说，木鱼没有秘密。这里就只有这么大，瞒不住任何秘密的。你看这些个做生意的，每天一关门，谁家今天生意怎么样、营业额多少，没有人不知道的。更何况死人这么大的事情。”
叹了口气，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将高强来过的事情报告给警察。他死之前几小时，甚至可能几十分钟前来过这里，对警察破案来说，一定是重要的线索吧。”
说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往自己房间走去。
我猜想高强可能是因为内疚才来旅馆的，也许他想对我说对不起吧。但是我们那时喝醉了，他失去了最后向我道歉的机会。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原谅他，因为他的贪婪，令我深陷麻烦，被软禁在这里不能脱身。
不久何军也回来了。他脸色苍白，情绪糟透了。
“我以为你不会这么快出来呢。”
我自己也没想到，一见到他，我冲口而出的竟然是这么一句让人尴尬的话。
何军勉强地冲我笑了笑，坐下来，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我喝醉之后，何军酒壮英雄胆，独自去高强那里，试图替我将那些录像带抢回来，以补偿对我的歉意。当他撬开高强工作室的窗户，跳进室内以后，却在书架的背后见到了倒卧在地上的高强——的尸体。何军马上通知了警察，却没料到警察将他也列入嫌疑人名单。
听完何军的话，我摆摆手说：“别说你，我在醉梦中都被拉起来，也是嫌疑人之一。一定是你说了什么，让警察怀疑我们。”
“我能说什么？说实话呗。警察都是些疑心很重的人，没那么容易相信我们。不过我们确实不是凶手。至少我可以保证我自己。”他说完这句话，感到有些不妥，赶忙补充道，“你就更加不可能。你不会为了一千块钱的东西杀人吧？”
“其实当我知道他偷换了录像带，真有杀了他的冲动，真的。”我见何军迷惑地看着我，语气一转，说，“不过，现在不用我自己动手了。我是感到有些惊讶，但我不会同情他。要不是他，我现在早回上海了。”
沉默了片刻，我突然发问：“你和高强是朋友吧？”
何军吃惊地看了我好半天，没有说话。
我盯着他，接着说：“听老板说昨晚他来过酒店找过你。”
何军吃惊地喊道：“你说什么？”
我耸耸肩：“除非你也喝醉了。”
“我当然喝醉了！我都不知道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何军的脸上写满了无辜，看上去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如果不是超级好演员，不可能表演得那么完美。
“看来，你真的是喝醉了。”我叹了口气。
“如果高强真的来过我的房间，他想干什么呢？我和他所谓的朋友……那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只是有时候他外地有朋友来，他又恰好还在山里，我就代他招呼一两天而已。”他突然站起来冲出房间，同时说了句，“我看看丢什么了没有。”
我看着何军的背影，突然感到有些陌生。其实我与他就是一面之缘，去年五月，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在数个拉客的司机中选中了他。他开着车带我在神农架游玩，那次我们一共相处了两天。几个月后，他突然打电话问我对在深山里捡到的录像带感不感兴趣。
如今想来，这一切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串联起来以后，似乎隐藏着某些耐人寻味的关系。他说是去高强那里替我拿回那些录像带，难道他就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意识到那些录像带有着特殊价值后，企图闯进高强的工作室，将那些录像带据为己有，这也是完全说得通的！更有甚者，可能他闯进去时与高强相遇，争执中将其杀害……可是转念一想，这些我想到的，警察一定都想到了，放他出来，对他还是信任的吧。
很快，何军又回来了。他皱着眉头说：“车钥匙呢？不在房间里。奇怪了！我去找找看。”
他转身要走，我叫住他：“我和你一起去吧。反正也睡不着。”
我们来到旅店外停车的地方，发现车门没有锁，钥匙插在方向盘下面的点火开关里。何军既惊喜又感到后怕，庆幸车子没有被偷走，也没有被人破坏的迹象。他打开后备箱，见工具箱和那些录像带都安静地躺在原处。显然是昨晚上忘记取走钥匙了。
我对何军说：“把那些录像带扔掉吧。”
何军问我：“这些还都可以用吧？”
我点头道：“我多的是。要不，就送这里的电视台吧？不过这里的电视台暂时应该也用不到HD这么先进的设备。”
“你看到高强脸上的伤吗？”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问何军。
“怎么没看到！你也注意到了？”他知道我指的是高强脸上那个伤痕的图形。
“当然。你觉得呢？以前见过类似的吗？”
何军撇撇嘴说：“哪里去见？死人我这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谋杀以前只在美国电影里看到过。比如一个变态杀人狂之类的，在被害人的身上留下一些记号，有意考考警察的智商什么的。不过就那么一丁点儿伤，不至于要了高强的命吧？肯定还有严重的内伤，你说呢？还有，凶手为什么把那些录像带都拽出来，扔得满地都是？这太不正常了！”
顿了顿，他接着说：“你说，那个凶手是先杀人呢，还是先拽那些录像带呢？如果是杀人后，在尸体边上才将那些录像带拽出来玩儿，这样的人也太冷酷了吧？如果是杀人前干的，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高强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却没有做出什么反抗，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被强大的威胁镇住了，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念头。否则，死到临头，是人都会做垂死挣扎的。”
我哑然。倒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而是他的分析本身太像一篇推理小说了，令我不得不反省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编剧和电影创作人在创作上的无能。
回到房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我躺在柔软的床上，胡思乱想了好一阵，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梳洗完毕，我立刻去了派出所，同警方交涉取回属于自己的带子。那些散乱在高强工作室的录像带是属于我的，尽管它们看上去已经毫无用处，但是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哪怕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也好。
警察答复我说，因为我有证据证明带子确实是属于我的，他们会考虑将带子还给我，会尽快向上级请示。
我十分担心警察所说的话只是一种敷衍，是惯用的官场套话。归还录像带的那一天也许遥遥无期。于是，我再次提出离开神农架的请求，并向他们出示我所有的证件和相关担保人的资料，可还是被他们一口回绝了。
我很无奈，正要离开的时候，警察突然问我：“你说过高强将你的录像带调包了？”
我一愣，马上答道：“对，而且很费了一番周折。”
“你介意把那些被调包的录像带暂时拿给我们吗？”
“完全不介意。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什么用。我让何军给你们送过来吧，不用还给我。”
“在何军那里？”
“对，一直在他车的后备箱，动都没动过。”
“谢谢，我也会跟何军说的。谢谢你。”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我像一头困兽，感到巨大的愤怒，可又没有具体发泄的对象。
这就是同一个强势集团打交道的困难。虽然与你交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可是你面对的又是一些不代表他们个人意志的办事人员。如果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还可以以义气行事解决一些事情的话，对待强势集团的办事人员，那就成了毫无意义的鲁莽举动。这就是常常让人产生无名火的原因。那一整套貌似严谨的办事程序，体现的是毫无人性的冷漠。
我意识到，我将在木鱼镇度过一段枯燥而令人精神不安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