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才将旅店老板叫醒，给我开门。他一看上去就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样子，眼睛都睁不开，一脸的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想，我或许是他遇到过的最麻烦的客人，他恐怕早就对我不耐烦了，巴不得我赶紧离开。这也是他后来因为一点点小事和我大吵大闹的原因。
回到房间后，我连澡都没洗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人推我，睁开眼，见是旅店老板。
“起来，他们在楼下等你呢。”
“谁？”我还没清醒过来。
“警察！你惹了什么麻烦了，总是有警察找？”
我看看手表，是早上八点钟，还没有到我和胖警察约定的时间啊。我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急匆匆地跑下楼，一看到等着我的张队长，就迫不及待地问：“小胖出事了？”
张队长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他二话没说带我上了警车。车子开动之后，他才回过身子疑惑地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心里一沉，没想到我的预感是对的：“小胖真的出了事？”
“他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但医生说不会有生命危险。”张队长说了胖警察的情况，又问我，“你怎么知道他出事了？昨天晚上你们看录像时，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发生吗？”
我烦躁地回答他：“我一见到你，看到你的神情，就意识到出事了。而小胖是唯一可能出事的人。”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和他在看那些录像带。”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出事？”
我一时语塞，虽然听上去不甚悦耳，但那确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出事嘛。”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个回答。也许真的存在一个那样的或然率，厄运在我和他之间进行了选择，而我侥幸没被选中。可是，那个力量究竟是什么，又隐藏在哪里呢？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车子驶进了镇医院大院内。
胖警察躺在在急诊室内的病床上，胳膊上插着吊针，胖胖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医生知道我们要来，已经守候在那里。
“他身上有外伤吗？”我迫不及待地问医生。
医生回答：“没有发现。”
“你确定吗？”
“如果有外伤就会流血。他住院后我们给他换上病号服，并没有发现他身上有血迹。”医生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是很不礼貌地要求道：“请您再次全面检查一下。”
医生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张队长。
张队长显出尴尬的样子，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医生很不情愿地动手给胖警察做全身检查，然后很得意地把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在场的人都明白了。
我叹了口气，问张队长：“那些录像带还在吗？”
张队长点点头，还附上一句：“也没有损坏的样子。”
“我们去看看好吗？”
张队长点点头。
“对不起了。”我转身向医生道歉，“刚才的举动太粗鲁了，不好意思。”
医生点点头，目送我们这群人离开。
车子急速向派出所方向驶去。看着窗外悠闲的行人，再看看身边这些神情严肃精神紧张的警察，我一种说不出的古怪的滋味在心头。这些警察此刻一定陷入茫然之中，包括经验丰富的张队长。面对这么复杂而怪异、一点头绪都没有的尴尬局面，在他的刑侦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吧。在无助中，他们将所有的破案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能感觉到我成为了他们的一个中心，或者说依靠。成为破解谜团的关键人物的那种既兴奋又倍感压力的感觉，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是在哪里发现小胖的？”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在放录像带的那个房间。”张队长说，“给你们送夜宵的那个同事天快亮的时候进去收拾碗筷，一推门就见他在地上躺着。”
“他不是睡觉去了吗？”我感到万分惊讶。
胖警察和我分手之后并没有去专门给执行任务的警察休息的宿舍，而是独自回到临时的看片室。看来是他的好奇心招惹的麻烦。
张队长看出我的疑虑，说：“是去了房间休息，和同房间的战友还聊了两句才关灯休息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返回去了。”
整件事情早已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看看张队长那副困顿不已的表情就知道了，他们都在为此困惑不已。从发生的第一起命案到现在，每一次都不是按照逻辑出牌。似乎有一个支配着事件发展的无形力量，在和我们大家做智力游戏。
那会不会就是Helen所说的“他们”？“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他们与那些给Helen、窦炎、高强和死得不明不白的余警官身上刻下记号的人是不是一伙儿的？为什么胖警察身上完好无缺？
我这么苦思冥想着，车子不知不觉进了派出所的大院。
临时放映室里还像是凌晨离开时一样，没有任何有入侵者的迹象。昨晚给我们送夜宵的那个警察指着地上说：“小胖就躺在这儿。”
我走到桌子旁边，仔细打量那些录像带，又认真地数了一遍，三十一盒，一盒不少，只是原本看了一半的编号为7月5日的录像带放在了录像机外面，而我之前根本没有将那盒带子取出，直接关了录像机的电源就离开了。
我随手将录像机上退带子的按键按下。一盘带子从带仓里面退出来，编号为7月6日。显而易见，胖警察就是在观看这盘录像带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我拿着那盘录像带的手不免开始哆嗦，就像是拿着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我惶恐地看看张队长。他一言不发，紧锁眉头，所有在场的人都保持沉默。
张队长终于做出一个吞咽的动作，喉头困难地蠕动了一下，说：“你觉得呢？”
他的问题既是提给我的，也是在问他自己。他走过来拿过我手中的录像带，左看看右看看，说：“不会是这盘录像带吧？”说完他苦笑了一下，“不知道高强和小余看没看过这个。”
我不置可否。在此之前，没有人对一盘录像带起过任何疑心，即便知道凶案与录像带有关，也不至于认为它就是杀人凶手。
“既然是这样，”张队长恢复了平时的领导作风，“暂时不要继续看下去了。我们也要慎重，对于阿甘导演的安全我们还是要负责任的，不能随便冒险。咱们先等等吧，等小胖醒过来问清楚情况再说。”他掂了掂手上的带子，“总不至于是这盘录像带携带着什么未知病毒吧？”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原本是想缓解一下现场的紧张气氛，可是没有人能笑得出来，就连他自己也下意识地迅速地将那盘录像带扔回桌上，紧接着对一个警察说：“小刘，把窗户打开透透气。”然后又转向我说：“阿甘导演，你还是先回旅店休息吧，小胖一醒来我马上联络你。”
我想了想，说：“张队长，请让我先回上海去，有很多工作在等着我。我可以带着这些录像带回去，毕竟上海的器材多。”
这次，张队长没有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命令我，而是和颜悦色地劝说我：“再等一下，请耐心再等一下。一两天吧。事情不会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的。请相信我，会很快放你走的。”
可我的好奇心早已被疲劳和恐惧感压制住了。我意识到一种危险在向我靠近，不再是臆测，而是实实在在地潜伏在我的身边。我甚至能够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吹到我脸上的那种凉凉的阴森感。除了昏迷不醒的胖警察，我是最接近那些录像带的人，录像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已经知晓，虽然我还不能确定哪些内容会给我自己招来横祸。
Helen在编号为31的录像带中最后所说的“他们”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究竟那一句“他们”（也许是“它们”）所指为何，到目前为止完全是一个谜。“他们”不断挑起争端，像在阻止什么，却更像是在宣示什么，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彻底利落些，不留任何痕迹。
我一边想一边走在木鱼的街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着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何军，他站在一家小饭馆的门口在向我招手。
“阿甘，吃饭了吗？”
我向他走过去，回答：“没呢。”
“一起吃些吧。”他请我坐下，然后仔细打量我，“阿甘，你脸色不好啊。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上海？”
“不知道。”
“回去的话，我送你去宜昌的机场，免费的。”
“如果回得去的话。”
他见我情绪低落，于是说：“喝点儿酒吧。”
不等我回答，他大声冲饭店老板嚷：“老板，把你们泡的酒给我来一壶，另外再加两个菜。”
店老板愉快地应了声，跑进厨房去忙活了。很快，伙计送上一壶酒来。那是我喝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酒。以当时那样的坏心情再配上那两杯低劣的自制土酒，不等菜端上来，我已经力感不支了。迷迷糊糊中，我感到被人背上了汽车，之后就失去了意识。
我是被旅店老板的吼声吵醒的。他站在我的床前大声地吼：“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见自己和衣躺在床上，身边一大堆呕吐物。
老板的脸气得有些变形了：“你吐得到处都是，让我怎么做生意啊？你起来看，门口也是。我铺的都是地毯，你让我怎么清理啊！”
“对不起，我会赔你的。请你不要嚷嚷好吗？”
我侧头看窗外，夕阳的残红将窗口染得血红。
“谁嚷嚷了，你怎么说话的？”
我坐起来，头好像是要胀裂一样难受。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房东发生过纠纷，这次总算让我遇上了。看来，神农架的水土与我是相克的，是我的是非之地啊。
“对不起，请你离开我的店。我不能继续接待你。”老板拉开门，做出强硬的逐客姿态。
我的火一下子蹿了起来，对着他大喊：“我不走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弄脏你的东西，我赔啊。我没有说不赔，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老板也跳了起来：“我就是不讲道理，这是我的店，我请你快些离开！”
我不想继续和他纠缠下去了，于是打电话给何军，请他开车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对老板做出一个不雅的手势，挑衅地说：“我要洗澡，洗完了就走。怎么，你还站在这儿，对我有兴趣？”
老板这才气哼哼摔上门，听到他在走廊里咆哮：“什么了不起的，什么狗屁导演，什么教养啊！活这么大年纪没见过！”
我洗去一身的秽气，换上新的衣服，将行装打点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小的木鱼山庄。我决定永远不要回到这里，永远不要回到神农架。对，我已经决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这还要感谢旅馆老板，要不是与他发生冲动，我也许还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
坐上何军的车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愉快感将我紧紧环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