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就高技术在中国农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作一些探讨，依次谈到的有：农业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农业的发展需求与高技术选择，中国农业发展的高技术战略。
农业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回顾回顾近二三百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常常因某一两项重大科学发现带来技术上的突破，进而引发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产业革命。牛顿力学和古典物理学理论的完成，推动了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以机械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在19世纪，麦克斯韦的统一电磁场理论和电磁波的发现推动了电机、电话、电灯和无线电通讯的发明，开创了全新的电力电气产业，迎来了电的时代；道尔顿原子论、波义尔元素说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兴起了现代化工产业的革命。
进入20世纪，微电子和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航天和航空、新材料和自控、生物技术、激光等现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带动了传统产业一代一代的更新和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李政道将这些技术进展归因于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重大发现，他在21世纪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说：“到1925年，这两个领域完全了解了，并且由此发展了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核能、激光、半导体、超导体、X光、超级计算机等等，假如没有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都不会有。从1925年以后，几乎所有的20世纪的物质文明都是从这两个物理基础科学的发现衍生的”。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和产业三者间既是逐级推动，又是相互促进。高功率加速器、哈勃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等用于宏微观观测研究的大型精密仪器装置，有力地支持了科学的研究和新的发现；社会需求和经济竞争也成为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进入20世纪后半叶，科学技术向产业产品的转化时间越来越短，18世纪的蒸汽机花了100年，19世纪的电动机和电话机花了50年，电子管和汽车也花了30年，而20世纪以来的雷达、电视机、晶体管、原子能和激光仅分别花了15，12，5，3和1年。
纵观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科学、技术和生产三者的逐级推动和相互促进。1994年美国科技白皮书提出了科学是技术的“基本燃料”，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二是发展总是在渐进和积累过程中。因某几项新的重大科学发现而引发技术的突破和产业的革命，出现跳跃式的经济增长，如此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量变与质变，渐进与跳跃是客观世界，也是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18世纪以来的，以机械和电力的技术革命，推动了整个工业体系的进展，创造了工业社会和现代的物质文明。其影响所及，虽是光辉普照，但不同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受惠程度却是大相径庭。与进行集中生产和可控程度高的工业相比，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从事生物性生产的农业，由于其行业特点和弱势而影响了对机械和电力技术的吸收和应用。装有内燃机的拖拉机到上世纪末才出现，本世纪中叶才较广泛应用，比工业晚了近200年。但是，农业也有其自身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历程。
农业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经历了漫长的自耕自食的自然经济和科技水平、生产率、发展速度都很低的资源农业时期。到本世纪上半叶，世界粮食单产由每公顷930kg提高到1124kg，年均增加仅4kg。本世纪的下半叶，农业出现高速发展，从1949年到1988年的世界粮食单产由1124kg增加到2499kg，年均增长量是前半个世纪的9倍。据研究，科技对此农业高速发展时期的贡献率高达73%，主要增产技术和物质投入是良种、化肥、农药和灌溉。世界氮素化肥的施用量1913，1949和1994年分别为51万t，360万t和7276万t，即下半叶的年均施用增长量较上半叶高17倍。本世纪40年代出现有机合成农药化工后，1960年到1990年的世界农药销售额由8.5亿美元增加到234亿美元，30年增长了27倍。现代技术和物质投入是农业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粮食的每公顷产量，世纪初、1949和1995年分别为960kg，1027kg和4240kg，后半叶的年均增长量70kg，是前半叶的50倍，远高于世界同期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量。在此期间，化肥施用量由0.6万t增加到2142万t，公顷施用量由1kg增加到1041kg；农药的年生产量由9.3万t（1970年）增加到20万t；灌溉面积由1600万hm2增加到4800万hm2。
当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育种、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推动下，本世纪下半叶农业的高速发展时，不得不使我们想到，19世纪达尔文的杂种优势理论（1859）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对现代育种技术和种子产业的贡献；维勒由无机物合成尿素（1824）和李比希植物矿质营养学说（1840）对化肥工业和现代施肥技术的推动；以及本世纪30年代缪勒将合成化学应用于农药而使之进入有机合成农药新时代的理论贡献。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全球性新技术革命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速度推动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本世纪后半叶农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孕育了新的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1953年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将生物学推进到分子时代；1973年DNA重组成功开创了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的******。以利用种内杂交优势的传统育种技术由于生物技术的注入而可以对生物的遗传信息进行实验室操作，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即所有物种间作基因转移，极大地扩展了生物种质资源和杂交优势的利用，有效地进行生物的遗传改良。过去育种上难以解决和不敢想象的问题，现在已经或有可能解决了。此外，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在动植物的生长调节、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动物疫苗和防疫、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以及环境保护等涉及生物科学技术的农业领域均将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50年代开始、80年代大发展的微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地改造着各种传统产业。农业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当地的光热水资源，从事生物性生产的产业。因而呈现出生产的分散性，很强的地域性和时变性，很低的可控性和稳定性，以及经验性强而量化、规范、集成程度差的行业特点和弱势。而先进的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技术将有效地克服农业生产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的行业弱势；强大的计算能力、智能化和软件技术，使农业中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生产要素量化、规范和集成，改善了时空变化大和经验性强的弱点；以及与航空航天技术（RS， GIS GPS等）的结合，大大加强了对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气象/生物灾变和生产状况的宏观滥测和预警预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可控性和稳定性以及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此外，日新月异的先进制造、精细化工、自动控制、新型材料等现代技术也加快了对农业的武装。
如果说，在以机械和电力为主导的历次技术革命中，从事生物性生产的农业滞后于工业的话，在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新的技术革命中，农业将处于大潮的中流和起着主力军作用。传统农业和农业技术也将在新技术革命中激发新的活力和建立新的农业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
中国农业的发展需求与高技术选择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和机遇：一是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大背景和正在全国推行的农工贸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二是上述的农业新技术革命浪潮。前者是向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化和创造良好的技术需求环境，后者是农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如不失机遇，把握得当，将有利于中国农业摆脱困境，取得发展上的新突破。其发展需求和高技术选择如下。
种子种子是农业生产的原材料，良种是农业增产中的重要因素，可占到技术贡献率的30%。近40多年来，育成和用于生产的作物新品种4000多个，主要作物品种更换了4～5次，每更换1次可获10%左右的增产，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现已分别占到该作物播种面积的75%和45%。种子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优异育种材料贫乏，后劲不足以及生产用种的合格率低，管理不力和产业化程度差。我国常规育种技术力量@强，生物技术应用也有一定基础，当务之急是在常规育种技术基础上，加快生物技术应用，在具有重大生产意义的优良品种培育上取得突破。育种技术上，重要的是植物细胞工程、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育种目标上，“超级稻”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超高产小麦、特种玉米、抗虫棉和抗虫玉米、抗稻瘟病和稻飞虱水稻、抗黄矮病和白粉病小麦以及耐干旱和盐碱的小麦和玉米等将是首选和有可能取得较大进展。
动物与水产养殖近10多年，中国养殖业一直持续高速发展。1995年肉类产量是1978年的6.1倍（分别为856万t和5260万t）；同期水产品总量由466万t提高到2517万t，增长了5.4倍，二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0%和26%。但是，生产效率、技术和饲养管理水平仍然较低，猪的年存栏数是美国的6倍，产肉量只是2倍，鸡年存栏40亿只，90%以上种鸡依靠国外。中国是喜食猪肉的国家，占肉类消费的69%，猪年存栏数（4.6亿头）占世界一半以上。现在正在进行的，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的“超级猪计划”，可以跟上世界发展水平。1.4亿头牛将大批由役用转为肉用和乳用，超数排卵、核移植、活体提取卵母细胞等动物胚胎工程技术将有力地推进此项计划。转基因鱼的研究将向着“全鱼”基因导人发展，特别是能适应数千万公顷稻田养殖的鱼种的培育。此外，利用动物生物反应器技术生产医用蛋白和医用兽用疫苗亦将取得重大进展。
病虫害1973—1989年间，因病虫害造成的粮食损失年均920万t，棉花22万t。1993年棉铃虫暴发，直接经济损失10多亿美元，虾的毁灭性病害的病因至今尚未查明。化学农药年使用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过分依赖和不当使用化学农药，导致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有害生物抗药性增强，天敌和有益生物减少以及环境污染已日趋严重。欧盟提出到本世纪末将化学农药用量减少20%～25%，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到2000年生物农药占总用药量的60%，而我国尚不到1%。养殖业每年因疫病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30多亿美元，导致生产性能下降的经济损失约80亿美元。疫苗年需求量800亿头份，生产能力仅130亿头份，且技术、质量和市场管理问题甚多。生物农药因药效缓弱、持效期短和自身抗逆性差而难以发展；常规弱毒苗存在毒株难求、毒力返强难控和灭活苗免疫保护期短、成本高、要反复免疫等诸多弱势。生物技术，特别是微生物重组技术带来了传统生产建设的重大突破和革命，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高毒广谱抗逆性强的工程菌的构建和速效无公害生物农药的研制；基因缺失减毒和活载体等优势高效基因工程疫苗和相配套的分子鉴别诊断技术；以及SAR蛋白Haropin， Zearalanol， rpGH， bST等新一代动植物生长调节物等都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新兴的农用生物制剂产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也必将在促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上做出重要贡献。
水资源淡水资源不足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下个世纪会更加严重。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量的1/4，时空分布上又极为不均。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耕地占全国36%而拥有83%的淡水资源；耕地占64%的北方地区仅有淡水资源17%。季风气候的降水年季变率高，导致用水矛盾和旱涝灾害频繁。1949—1993年间年均旱涝灾害面积2300万hm2，造成年均1000万t粮食损失和300亿元经济损失。淡水资源严重不足而利用效率又低严重困扰着中国农业。灌区水利用系数一般为0.4，田间单方净耗水量的粮食生产效率不足1kg，相当于世界一般水平的1/3。中国要以极大决心和断然措施改善农田灌溉设施和水管理；同时以提高农田水利用效率为中心，在有条件的农区大力推进农田低压管道输水技术、滴灌渗灌技术、地面覆盖技术、蒸腾抑制技术和先进灌水制度等现代农业节水工程技术。
肥料肥料特别是化肥用量的稳定增长是中国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1994年中国的化肥生产量和施用量已分别居世界第二位（2188万t）和第一位（3318万t），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6.6%和27.5%，化肥制造耗能已占农业总耗能的82%（1988年）。1992/1993年度，中国氮肥年均每公顷纯氮用量184kg，是世界和美国（分别为54.7kg和55.5kg）的3倍。但施用量高和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日趋尖锐，1952—1994年间，化肥的肥粮比由16.1下降为2.4。化肥氮素利用效率一般在35%左右，低于世界一般水平约15个百分点；稻田、玉米和小麦地的氮损失率分别为50%，40%和30%，每年通过淋溶挥发损失化肥氮量约900万t，价值50亿美元，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田养分投入中的有机肥份额锐减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1957，1980，1990年有机肥养分分别占总养分投入的95%，49%和37%。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除了通过政府职能调整不合理的养分比例和改进分配供应管理以外，应用现代技术，促进生产、研究（平衡施肥）和施用的结合，发展高浓优质专用复合肥（发达国家占肥料品种的80%，中国不到10%）和控释性专用复合肥CAF。近年发展起来的3S（RS， GIS， GPS）精确施肥技术在中国也会有广阔应用前景。中国农村广阔分散，基层管理者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将现代先进施肥技术与肥料产品结合，研制和生产便于农民使用的新型肥料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种植与养殖设施1986—1995年，中国城市人口由2.25亿增加到2.95亿，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到4亿以上。在资源紧缺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情况下，资源节约和高效的工厂化农业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当前年产商品蔬菜1.2亿1，温室和塑料大棚生产只占8%。现有温室大棚30万hm2，主要是简易（陋）塑料大棚，需要技术含量高和效益好的设施产品更新替代。近年大城市效区购置国外温室大棚的积极性很高，但因中国国情农情复杂，存在问题甚多。因此，急需加强温室大棚的结构材料和环境控制、机械操作和节能、专用品种和栽培饲养技术的研究，发展适合中国不同农区特点的温室大棚。中国的猪年存栏数达4.6亿头，占世界量的一半以上，而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规模化饲养只占7%。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工厂化高效养殖设施和技术需求将越来越大。
信息中国国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气象和生物性灾害频繁，农户规模小而分散，技术、生产和经营管理又偏重经验而缺少量化和集成。无疑，信息技术将能明显改善这些行业弱势，对中国的传统农业进行有效的改造和推进科学的管理。一是以软件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农业专家系统、辅助决策系统等）对农业技术、生产管理、经营决策、人员培训等进行量化、规范和集成，提高效率和水平；二是以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包括市场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的传递和服务；三是与航空航天技术结合，对农业资源环境、生产条件、气象和生物灾害、生产状况进行宏观监测，预警预报，实行科学和有效的宏观管理，并推动精确农业的发展。加快农业信息化进程对提高农业生产和管理水平，发展农业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持续发展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上，中国面临着尖锐的挑战。人均占有耕地只有世界平均量的1/3，1.3亿hm2耕地中，具有土壤侵蚀、盐渍化、沙化、潜育化等障碍因子的土壤达0.5亿hm2。毁林开荒、坡地滥垦、草地过度放牧使水土流失和沙化仍在延展。耕地中59%缺磷，23%缺钾和因有机肥施用量的减少而基础肥力普遍下降。未来一二十年间，300万～400万hm2耕地将被占用，而可垦的后备资源仅约1000万hm2。高达45%的化肥氮素损失率和化学农药年防治面积1.5亿hm2而50%以上进入了土壤和水体，900万hm2农田已经受到农业化学品的污染。农田污染还祸及河、湖、沿海，富营养化破坏了水体生态平衡和使环境恶化。面临可持续发展严峻挑战的中国农业，在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和采取有关政策、制度和管理的同时，应积极采用有利于提高土地和水肥利用效率，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通过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的结合，培育有利于荒漠化防治的高抗逆性林草和作物品种；研制生物/化学制剂，促进生物农药对化学农药的替代；生产新型肥料品种、节水设施、工厂化种植/养殖设施，以提高资源投入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压力和保护环境；通过信息技术和以3S为主的航空航天技术与农业技术的结合，加强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监测、管理和保护。可持续发展作为国策，既要有强有力的方针政策和实施计划，又要有综合技术措施的保障。
中国农业发展的高技术战略
中国农业出路在于科技40多年来，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生产了24%的粮食，养活了22%的人口，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人口、资源、环境和需求的重负，底子薄、投入少：生产和技术水平低的现实，使中国农业担负着艰巨而久远的任务。紧缺资源的替代要靠科技，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靠科技，资金不足更要开发技术和人力资本。工业化社会初期，财富来源于原材料、土地和资本（凯恩斯），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而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代，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罗默提出世界经济增长将主要归之于知识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托夫勒提出知识将是一切经济活动中最终的“替代资源”。面对全球性激烈的经济竞争，1994年，欧盟制订了“第四个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美国提出了“科技白皮书”以及“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和“先进技术计划（AIP）”等都突出了“以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思想；中国制订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国农业既要正视，但又不应沉沦于资源、基础、资金的困扰，而要清醒认识时代提供的科技机遇，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更加重要和珍贵。中国要站在战略高度上，重视开发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加速传统农业向高效低耗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轨道上转移。资源条件相当差的荷兰和以色列的农业发展成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抓住“质变机遇”，推动“跨越发展”如前所述，科技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量与质，渐进与跨越交互发展的过程，要善于抓住科技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突破的机遇，推动经济跨越发展。瓦特不是把蒸汽机说成是某一专门用途的发明，而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西门子发明电机后给他弟弟的信中说：“电力技术很有发展前途，它将开创一个******”，正是他们深刻洞察到这种质变和革命，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和机遇。诺贝尔奖得主，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罗雷尔博士提出：“曾重视微米科技的国家，今天都已成为发达国家，而纳米科技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天重视纳米科技的国家，必将在未来的高技术竞争中独领风骚”。回顾近代历史，从欧洲到美国，发达国家无不占科技领先之利，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可以设想，在工业化社会发展中，谁在钢铁和机械制造、汽车和航空、电力和石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微电子和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航空和航天、核能和激光以及生物技术等方面冲在前面，谁就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主动权和竞争优势。农业也如是，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谁能站在杂交玉米、矮化和杂交水稻、尿素合成和化肥生产、有机磷和拟除虫菊酯农药、精细灌溉的前列；以及近代生物技术推动下的育种、农药、化肥、农用生物制剂新技术体系；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推动下的设施农业、精确农业、宏观监控等新技术体系的前列，谁就能最有效地推动农业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上的每一项新的重大突破都提供了一次机遇。中国和中国农业，更要善于抓住和利用这些机遇，以获事半功倍之效。
高技术是发展战略的重点科技发展的长河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当代的一批高新技术立于技术发展大潮之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日益激烈的经济和市场竞争中，各国竞相将高技术作为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美国1991年约有31%的资本投向高技术产业，1996年一季度达到42%；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韩国，1982年制订了“尖端产业发展计划”，1991年又提出了“G-7计划”；以色列的“高技术立国”推动了国家的整体水平的快速提高。这是因为高技术的创新性、先进性和广泛的带动性而在产业开发上具有成本和效益上的明显优势，产品和市场上的强劲竞争力，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大推动力。中国农业生产和科技取得了较好进展并有了一定工作基础，如果不停留于常规技术的渐进，而是乘新技术革命浪潮之风，发展应用高技术，将会有效推动农业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发展。积极发展细胞（胚胎）工程、分子遗传标记、转基因、微生物重组等生物技术及其上游研究，必将在具有重大生产意义的新的动植物品种培育、新型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和动植物生长调节物的研制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如能将传统化肥生产体系转移到高效优质专用复合肥料的研制和生产上来；将传统农田灌慨转移到管道输水和精细灌溉、覆盖和改土、减少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的现代节水工程技术和设施体系上来；以及大力推进能适合不同农区特点的工厂化种植和养殖配套设施的研制和生产，定将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加快实现农业信息化和建立3S农业宏观监测和预警预报工作系统以及推进精确农业等将能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益。高技术多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中国也有一定基础，因而在起步上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是很大，有些技术还可以引进。所以，充分发挥高技术的优势，推动农业技术和生产跨跃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应当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
发展农业科技产业是当务之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成果的量化、集成和物化成产品的程度越来越高，加以市场的发达和信息传递的现代化，越来越凸现出农业科技企业在科技成果向生产者传递中的主导作用。100多年来化肥的工业化生产发展到当今，生产含有近10种养分元素复肥的德国巴斯福公司、生产了80多种专用复肥的日本三菱公司、经营3S精确施肥技术设施的美国人农化装备公司等农业技术企业有力地推动着化肥生产和施用技术的前进。瑞士化学家斯托丁格尔1924年发表了天然除虫菊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后的几十年间，日本住有、美国等化学公司研制了40多种商品品种。比尔在上世纪末提出利用玉米品种间的杂种F1的可能性，沃莱斯1926年创办了世界第一家杂交玉米种子公司，现在已占有美国42%的杂交玉米种子市场和世界22%的杂交玉米种植面积的种子供应的美国先锋种子公司，是推进杂交玉米事业的名副其实的先锋。有百年历史，经营农药和化工产品的美国孟山度公司，在80年代初人们对生物技术尚存诸多怀疑时，董事长J·汉利投资1亿美元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后又投资2亿美元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已经和近期投入市场的抗虫棉、抗虫玉米、牛和猪的天然生长激素BST和？PST等10多种生物技术产品，可将成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先锋。泰国正大集团30年代以经营种子化肥起步，80年代曾占有30%以上的中国饲料市场，现已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以农业技术产品为主体的跨国公司。这些农业科技企业，集科技生产营销于一体，资金雄厚，技术先进，机制灵活，营销手段有力，市场反应迅速。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一些大公司不惜以近10%的销售额从事技术和产品开发，以保持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先进。这些企业不仅是技术传递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曾经有一个相当健全得力的全国性农业技术推广网，在向市场经济转化初期就线断网破人散，新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一时难以奏效，农业科技产业又尚在襁褓之中，这是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在向市场经济转换和经济科技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必然向着以企业为主体的方向发展。技术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并以产品和商品形式体现。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不能止于实验室和论文，主要应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技术、能耗成本、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上。中国要努力克服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研究与生产分离体制的羁缂，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产业，特别是农业高科技产业。它是科技兴农和把握科技革命机遇、实施农业高技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活跃的突击力量。
问题还在于研究与发展（R＆D）以上战略思想和工作的实现，需要有相适应的体制、政策、计划和良好的发展环境等“软件”条件，但必须有资金投入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R＆D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且有下降趋势。1990年R＆D在GDP中只占0.7%，1996年下降到0.48%，其中农业份额更是有限。目前，发达国家一般为2.5%～2.8%，发展中国家也在1.5%左右。以高科技立国的以色列，GDP中的R＆D份额高达3%；韩国1991—1996年GDP中R＆D的比例由1.9%上升到3.5%。近日公布的联合国九届贸发会议的资料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份额是70%，东亚仅10%～4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世界科学报告》提到，世界经济合作组织27个成员国的财出投入占世界的85%。在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昭然。
中国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国策指明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当前，政府和各界都十分关注“科教兴国，振兴科教”，相信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定会取得认识和实践上的更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