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什么都重要
丁玲是******结识的一位作家朋友，而且，是一位与******同乡的女作家。在陕北，******与丁玲有过较多的，且坦诚的交往，******像父辈那样关心丁玲的生活，特别是关心她的文学创作活动，对她的作品作过许多评论，******的关心，以及对她作品的评论，对丁玲创作思想与实践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虽然丁玲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听说******的声名，但直到1936年她从国民党监狱中出狱，投奔陕北延安后，才与******第一次见面。记得丁玲于11月10日抵达****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时，她受到了****中央的热烈欢迎。******、******、张闻天等人还出席了当晚为她举行的欢迎晚会，因为她毕竟是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
过了几天，丁玲到******住的窑洞进行拜访。二人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告诉丁玲，他读过丁玲的一些作品，很欣赏她的文笔。他还说：“你的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丁玲向******讲述了在南京和上海的创作生活。******边听边点头，他对丁玲在国统区的革命创作活动是非常看重的。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专程去丁玲的住所看望，因为前次的谈话余兴未尽，此次交谈，两人谈得更为投机。谈话气氛十分亲切、融洽。当时与丁玲同住一间窑洞的李夫记下了******此次走访的实况与自己的感觉：“外边和街上非常地黑，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就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形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的平民化，恐怕全中国只有在苏区才能找到。”“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与安徽的名胜，旧小说和新文学。******旧文学的根底极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他看过《红楼梦》，据丁玲告诉我说，他曾做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两人还谈了许多，李夫记录到：“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非常钦佩，曾说他确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革命领袖。”
在谈话中，******问丁玲：“你想做些什么事呀？”丁玲毫不犹豫地说：“当红军。”******笑着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那就跟着******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
1936年11月25日，由丁玲主持了一个有30多人参加的文艺团体的筹备会。22日，该团体召开成立大会。******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会上，由******提议，全体与会人员通过，该文艺团体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在会上的讲话中高度称赞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会上，丁玲当选为中国文协主任。
也就在此时，******同意了丁玲要当红军的请求。11月23日，丁玲以红军战士的身份上了陇东前线。每天六七十里山路的急行军，住伙房，宿马号，与红军干部战士生活、战斗在一起，体验着红军生活。在前线，丁玲结识了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左权、萧克等红军将领，她写下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等描写红军战斗生活的作品。丁玲在前方所表现的极大的革命创作热情，令******十分高兴。12月底******赠送丁玲《临江仙》词一首，用军队电报发到前线交给丁玲本人，词云：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1月，丁玲陪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延安。******见到丁玲很高兴，他亲自书写前述所写词《临江仙》全文送给丁玲，并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十分感谢******对她的关心与培养。不过，她有些担心：“当主任，我能行吗？”******肯定地回答：“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丁玲仍面带难色，说：“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我当领导，当主任啊！”******继续开导说：“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的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运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还告诉丁玲：“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丁玲后来回忆与******的这次交谈。她说：“毛主席教育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尽管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但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工作中产生了影响。”“这时我在感情上开始了很大的变化。”
丁玲到警卫团工作后，她严格要求自己，与战士们同艰苦，吃、住在一起，深受干部战士的喜欢。在此期间，她和******的交往较多。她常去毛住的窑洞聊天。两人都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学习、工作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苏轼与宋词，还有曹雪芹与《红楼梦》。丁玲回忆说：“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为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但他在文艺工作上，却再三要我们搞大众化。”
抗战爆发后，丁玲不肯坐守后方，后与吴奚如商量，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去前线深入生活。在筹建中，******十几次找丁玲谈话，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嘱咐丁玲：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旧瓶装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旧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
在******的热情支持、鼓舞下，“西战团”千里征战，成绩斐然。丁玲的名字，以及她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中外新闻界、文化界的广泛注意。1938年7月，丁玲率西战团返回延安休整。
******与丁玲的交往，既有志趣相投的友情，也有领袖与知识分子之间同志式的真诚交心。由于******是以一个革命领袖的视野来关注文艺问题的。因此，他与丁玲在文艺的价值判断标准等问题上存在的思想分歧逐步显现。丁玲回忆说，1937年春，******认为丁玲有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还有一次，******说丁玲有“名士气派”，这一说法，批评味道更浓了。
在延安整风期间，丁玲在1942年3月9日的第98期《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的杂文。此文一发表，毁誉四起。此文的发表，也引起了******的高度重视，他以一个政治家与革命领袖的眼光审视这篇文章。认为此文思想意识、政治倾向和创作情绪上有严重的失误。创作的情绪似乎主要在“暴露黑暗”，而非“歌颂光明”。尽管如此，******并未因丁玲一时思想上的失误而全盘否定她做出的成绩。******认为丁玲通过整风是可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的。因此，他把《“三八”节有感》与其后发表不久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立场上严格区分。******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体现了对丁玲的爱护之意。事后，她问******：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解释说：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推心置腹的谈话，使丁玲深受感动，她大体上接受了******的批评意见。
1942年5月，丁玲参加了******主持的延安**********，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指明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和道路。他特别强调：“革命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他强调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丁玲听了******的讲话，深受教育，非常赞同******的讲话精神。之后，她有意识地去了解工农兵，描写工农兵，发表了《田保霖》、《三日杂记》、《民间艺人李卜》等作品、******以无比欣慰的眼光注视着丁玲在思想上的进步。7月1日，丁玲收到了******写来的信，来信写道：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感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
七月一日早
当日下午，丁玲就和欧阳山应约到******枣园住所聚谈。******留二人吃晚饭，席间他对丁玲的新作仍赞不绝口：“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对于******的称赞，丁玲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的文艺工作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玲辗转到了晋察冀边区，在这里呆了三年。这期间，她深入河北农村，广泛收集素材，进行描写贴近农村生活的长篇创作。1948年6月，丁玲撰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问世。这部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的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由于小说真实地描写火热的农村斗争生活。因此，反响很好。当时，正在西柏坡为新中国建立日理万机的******从胡乔木等人那里听到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的消息，******很高兴地对他们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那就更好了。”胡乔木告诉******，丁玲的小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作些修改，就可以发表了。“是呀，这是个好同志——”******把丁玲“少一点基层锻炼”的话，又重说了一遍。
******，一个懂文艺的湘籍无产阶级政治家，丁玲，一个懂政治的湘籍女作家，二人在陕北的窑洞中相识，且来往密切。虽然******的地位高，年龄大，丁玲是个向往革命，积极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但两人无论谈古论今，无论直率的批评，或思想上的交锋，都是战友般的推心置腹，也充满了父女般的深厚感情。两人这段不平常的交往经历，的确发人深省，使人细细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