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中不乏一些爱国忧民，敢于直言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声与建议，能帮助共产党战胜困难，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谋富强。******，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对这些人是非常敬重的，对他们的建议与意见也是十分重视，且善于采纳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有一位著名的开明人士，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人在陕北为抗战胜利而励精图治的种种善行，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毅然与共产党人忠诚合作。为了共同战胜根据地所遇到的困难，1941年他向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他，就是当时党外的知名人士李鼎铭先生。他从第一次聆听******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政会的演说起，到1947年12月逝世止，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他与******保持了密切的交往，成了亲密朋友。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这次参议会，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在新选出的参议员和候补参议员中，有工人、农民、****干部、党外民主人士，大家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
******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了约30分钟的重要演说。******在演说中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还在讲演中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也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无权力排除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他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人士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在座的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不高，而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李鼎铭先生。******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受******演说的鼓舞，根据陕甘宁边区所遇到的财政困难与老百姓负担过重的情况，以高度对老百姓负责的责任感，不顾别人的反对，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中写道：“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赘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中还说到了提出的理由与实施的办法。他认为理由如下：“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在实施的办法中，他提出了“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等办法。
李鼎铭的提案，实乃良策，可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与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提案的动机。但******对此提案特别重视，他从中看到了这是解决目前各个抗日根据地存在的病症的一剂良方。他认真地把提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胡真编：《中国第一人——******》，第277页。）
后来，当“精兵简政”提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先生刚发完言，******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精兵简政”议案最后在会上通过了。为此，******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详细阐述了要在根据地推行精兵简政的理由。他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不久，****中央也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这样，精兵简政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为战胜困难而提出的十大政策之一。1944年，******在《为人民服务》一文还念念不忘李鼎铭先生这一良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他高度评价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经******的提议，在这次参议会上，李鼎铭先生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他由米脂县搬到延安时，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听到此事，派车把李鼎铭接到杨家岭自己住的土窑洞里。他关切地说：还是留一点吧。李鼎铭说，一点也不留。******哈哈大笑着说：“你真是开明人士。”
******与李鼎铭由此结为挚友。******对李鼎铭很关心。他每次来杨家岭，******再忙，也要接见，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还指示有关部门要在生活中多加关照。******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他。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大儿子弃暗投明，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同意，边区政府经过一番周折，将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
******关怀李鼎铭，而李鼎铭也很关心******的健康状况。在延安有段时间中，******在长征途中所患的关节病复发，吃了不少西药仍未见效。李鼎铭得知情况后很着急，他来到杨家岭给******看病探脉，说吃几服中药能有效。当时卫生处有的医生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服中药。******认为还是试试为好。果然，服了几副中药后病好多了。后来，******有病时常请李鼎铭给他开药处方。有时李鼎铭还用按摩的方法结合起来为******治病，结果，疗效都很好。在给******治病时，两人还讨论中医、中药治病的原理与方法问题。有一次，******问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说：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从此以后，******常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并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还介绍李鼎铭给******、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人看病。在******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中医研究会等组织与中医保健站。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并被推举为中医研究会会长。（路海江等，《******和他同时代的人》，第371页。）
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先生病逝，边区政府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写挽词以示追悼。挽词为：“李鼎铭先生与其他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哀悼之意。”
善纳良策，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方案，******全力支持，并由此而开始两人友好交往的故事，的确感人。
******对民主党派的意见非常重视，这里再提及******与沈钧儒共商“送瘟神”一事。
建国初期，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由于年高体弱，党和政府安排他去太湖疗养。疗养期间，他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特别是在农村，小小的血吸虫像瘟神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与健康。看到这些，沈钧儒心急如焚。1953年9月16日，沈钧儒给******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一情况，并附了有关材料。不久，信和材料转到了******的手里。回首往事，******陷入了沉思。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时曾有一些战士感染了血吸虫病。建国后，党和政府已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血吸虫病区进行调查与初步防治。但是并不彻底，任务还相当繁重。中国共产党是执政为民的党，理应关心百姓疾苦。因此，******对这件关系着农村千百万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的大事极为关心。他想，必须根除血吸虫病。于是，他提笔给沈钧儒写了以下信件，信中说：
沈院长：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
敬意
******
九月二十七日
在******的关怀下，根除血吸虫病的工作，进展很快。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血吸虫病重点疫区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读了此篇报导，夜不能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诗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沈钧儒看到《人民日报》上的报导，心情异常兴奋，连声对工作人员说：好！好！全国要都这样那该多好啊！
从******与李鼎铭、沈钧儒这些民主党派中的长者、贤者交往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善于采纳于国于民有利的良策的。古代之帝王善于纳谏，善用人才，促进了统治地位的巩固与社会的进步。而******作为人民领袖，他与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交友，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则对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的安康、幸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