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两个人，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时就出现的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伯喈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他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毛的军爷，却对这位大师，表示出一个大老粗干部，对于知识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相反，同是知识阶层，同是文化精英，却被女人般的嫉妒心所控制，对比他强许多的同行，略无顾惜，毫不怜悯，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说情也不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推下去杀了。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如果说投江的屈原，算作领衔人物，杀头的蔡邕，也该排在死鬼榜的前列。世事难料，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狠起来，有时候比武人更杀气腾腾。
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过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陷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是，性格上的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这种多血质的性格，估计活得要比较轻松些……
或许这就是两位知识分子素不相能，形同水火的原因，而气量较小的王允，对这样一位风头太足的人物，肯定是会在心底里骂娘的，这种同类间由歧异生出的嫉妒，那是很可怕的。“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假设董卓也有一点文艺细胞，能写得几句歪诗，几笔孬字，还自费出版过一两本小册子之类，就怕也会像王允这样鼠肚鸡肠了。
来了，就放手使用，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到敢于蛮干的半瓶醋的顶头上司，那好像麻烦更多。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既不到中关村买张假文凭，也不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学位，更不捣腾一些洋垃圾到国内来装新****，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来装点他的门面。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战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居然，这个杀人如毛的军阀，有时，还把蔡邕的话当话。“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辄令邕鼓琴赞事。”
董卓，作为屠夫，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支蜡烛，点天灯，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知遇之人，为这个坏蛋的结束，说几句纯系个人感念之语，也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本可以不说，他要是聪明人的话，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种寡妇心态的话。但他，就是那个真性情，毫不设防的蔡邕，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没想到，“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
好！这下子被抓住了话把。“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日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积怨多年，妒仇嫉恨，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得以报复的机会。
其实，王允也很卖力地给董卓当差，“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正因为他同样为这个几倾汉室的大贼，鞍前马后地服务过，所以，他在治蔡邕罪时，不提这一段，只是抠他不该因私恩而忘大节。
可怜的大师只要求给他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一个在中国做了大官的外国人，实在看不过去，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奈失人望乎？”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
马日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这是发生在公元192年的事，一个妒人的小人，和一个被妒的大师，就这样匆匆谢幕，走下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