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三国演义》描写到新野大撤退时，经襄阳，刘琮不开城门，魏延拔刀，挺身相助，这说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义感。后来关羽攻长沙，他和黄忠同时投降，却因诸葛亮视他脑后有反骨，终必叛变，而差点将他杀了。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义，也是对他后来行径的一个照应。
诸葛亮死后，他还真是反了。烧绝栈道，引兵拦路，其实，不过是领导人死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的一场内乱而已。历史通常都是这样来评断人物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魏延败了，就把他绑在耻辱柱上了。因为杨仪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诸葛亮的密嘱，加之蒋琬、费祎这班文官们的支持，他们害怕魏延成事以后，必左右国家，而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另外像马岱、姜维这些绝非魏延对手的武将们，也不愿看到魏延爬到他们头上，于是，几股势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将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万古不耻的叛乱分子。若是魏延兵变成功了，那么被写进叛逆传里的，必是杨仪无疑。
因为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妙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而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这句话，被费祎密报了，也削职为民。于是魏延和杨仪两败俱伤，而蒋琬、费祎这帮才质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稳稳的当官。
在中国历代的政权机构中，这种庸人集团常常立于不败的统治地位，虽正经的治国本领不大，但在搞动作，除劲敌，确保自身安全，却是很在行的。而他们所以能存在，并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就因为最高统治者，也是凡庸之辈的缘故，这也是所谓的武大郎效应了。
因此，如果认为魏延要是真怀一份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而这对他并非难事，襄阳他倒戈过，长沙他献城过，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如《三国志》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说实在的，如非诸葛亮的特别反对，论军功，论武艺，论他曾与赵、马、黄齐名过的身份，论他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地接替诸葛亮领导北伐的人选。
孔明一生，从公元207年隆中决策，到公元234年死于五丈原，长达27年间主持国政，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够悲哀的。
这位伟大的军师，直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但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敌对分子，倒有一个在眼前。正是他的这份狭隘、猜疑之心和有意识的搬弄是非，埋伏下他一死之后，立刻出现的杨仪和魏延的火并场面，本来很弱的蜀国，于是更弱了。所以，李卓吾先生说：“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嫉才的结果。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子午谷迳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这本书的李卓吾先生大发牢骚。“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此书原有魏延发现身陷谷中难以逃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岗父子整理时删去，大概也是觉得诸葛亮借如此手段消灭政敌，实在是很卑劣的了。
所以，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怎么样的帝王将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让人非议，死后也不让人非议，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先封住这些非议人的嘴巴。而让人闭嘴的最佳之计，就是划入另册。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这大概接近历史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