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他们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不过，此人感觉好，而且总好，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渐渐地感觉错位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已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三国志》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庞德。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按《三国演义》的写法，关羽攻樊，是诸葛亮用来分化曹操联吴攻蜀的计谋。但在单刀赴会后的关羽，鉴于荆州暂保无虞，而西线的节节进展，使他黯然失色，这对他来讲，是不能宁耐的。所以，他是急于想立功斩将，夺城略地，与张、赵、马、黄一赛高低的。
在这种骄躁情绪支配下，拒婚孙权，激怒东吴；谢爵辞封，目中无人；罚糜惩傅，遗患一方，任命潘濬，所用非人。以及对于吕蒙称病的失察，对于陆逊谦卑的得意，小看东吴以及不提防，这一连串的失误，埋下了日后败师的种子。而这一切，是在毫无制衡和约束的情况下，关羽独自任性而为的结果。
因为如果诸葛亮让他离荆攻樊，而不派员代领牧守，以防吴之乘间偷袭，则非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了。但若果然委任赵云（那是最恰当的人选）或其他人，来荆州接替，那也不是充分了解关羽的诸葛亮了。对这位自我独尊的将领来说，孔明不会派谁来的，也许那将是更坏的结局。
若无襄阳大捷，吓得曹操迁都，胜利冲昏头脑，也许还不至于最后的惨败。大胜以后大败，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的。
关羽失败的根源，就在这个错位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封他为五虎上将之首，他火了，拒不接印。表面上他是不愿与黄忠老卒为伍，其实，他不能忍受的，是把他与别人平等看待。其实，他未必不想，刘备为汉中王，他镇守荆州，至少也该有个“亚王”名号才是。直到费诗说“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这句话，才心满意足，费诗当然是哄他，但也看透了他的这种错位的感觉。
孙权为了联姻，派诸葛瑾来说亲，两家结秦晋之好。成不成，在于两相情愿，即使交易不成，人情还在，不至于关羽如此勃然大怒，竟说出“虎女安肯嫁犬子”这句话，还要砍媒人的脑袋，就没有任何道理了。连曹操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他和孙权正在较量中为敌时，怀着敬佩之情说这番话的。此时，吴蜀尚是盟友，即使敌国，也不能如此倨傲狂妄。分明是在恶化气氛，使得本不巩固的联盟，走向瓦解。
看来他所表态的“军师所言，当铭肺腑”的话，纯系一派虚词。诸葛亮的联吴拒曹大计，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反映了他内心中的自诩自大之情。一个本来的推车亡命之徒，在当时很在乎士族门阀地位的社会里，关羽不把孙权这个江东豪族，放在眼里；也不把吴蜀联盟，视作蜀国的生命线，感情用事，自我膨胀，头脑发热，若不是暴发户的小人得志，便是相信自己高人一等的非凡狂妄。一个人错位到如此地步，大概是不可救药了。
所以，他在荆州之役中，独断专行，自以为是，蛮横跋扈，不纳人言，便是最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了。
骄兵必败，这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包括英明统帅，三军首领，沙场老将，无敌勇士，也难免事到临头犯糊涂。知道不应该骄傲，仍恶习不改，甚至明知错了，错也要错下去。
人若是陷入了错位误区里，失去常智不说，还会失去常识，这就是偏执情绪，逆反心理在作祟了，于是出现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最后，甚至自己也明白，是错了，可情绪还退不出这个误区，再加上中国人的面子，为维护这份可怜的尊严，执迷不悟往死路上走，十匹马也拉不回头，只有错到彻底失败为止。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绝迹的。
关羽太小看东吴了，吕蒙称病，他不信有假；陆逊谦卑，他不信有诈；荆州失陷，他不信其真；糜、孟背叛，他不信其事。就只相信他自己，这是所有错位的人的通病。
他得襄阳，回师荆州，犹不晚也。攻樊城不下，迅速撤兵，也仍旧来得及的。荆州已失，不图收复，另谋去处，也未必全军覆灭。及至兵败麦城，突围路线要顺依人意的话，不至于身亡……悲剧总是自己造成的。
一个老百姓，纵使因骄致败，只不过祸及其身，再大，祸及其家，仅此而已。一军之帅的因骄致败，则是万千首级落地的事，而一国之君的因骄致败，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的事例，其实并不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