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一生最光辉处，莫过于舌战群儒，挫败东吴投降派，促成吴、蜀结盟。在赤壁鏖战中，以少击多，以弱击强，打退曹操八十三万人马，终于出现了他所期盼的鼎足三分的局面。
这一场论战，可以说是他隆中决策的一次光辉实践。要不是诸葛亮说动孙权，与曹操决战，刘备就只有南奔苍梧，投靠吴臣，最后也就成为草寇罢了。所以从建安十二年，他走出南阳，跟着刘备新野撤退，江陵逃窜，颠沛险难，势逼事危，几无立足之地。直到赤壁之战，刘备才感觉到诸葛亮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便奠定他的丞相位置。
孔明到东吴，一个劲地用激将法和拼命做反面文章，这也是在做无本生意。若是他有地盘，有实力，你不打我打，就不用这样鼓吹了。但诸葛亮吃透了东吴，在孙坚退守江东以来，已历三世，一直游离于中原的纷争消耗之外，养精蓄锐，羽毛丰满，这是他们不甘心屈服于曹操的主要方面。加之孙权自建安五年接手政权，至此也有七八年的治国安邦的经验，他当然不愿拱手把江山送与曹操。所以，孔明对这些不甘心认输的对手，此法自然会奏效的。
东吴虽主和者多，但皆是书生议论，其实，诸葛亮明白，与群儒舌战，不过是和站在幕后的旁听者舌战，这个人就是孙权。因为谋士所说所想，也正是孙权徘徊在降、战之间所思所虑的。所以，难倒这班东吴谋士，也就等于巩固了孙权的主战之心。这番政策大辩论的实际意义，也就在此。
虽然诸葛亮三寸不烂之舌，功不可没，但若无鲁肃对孙权的人皆可降独孙权不可降的一席话；若无主战派周瑜举足轻重的分量；若无从内心里不甘向曹操俯首称臣的孙权决断，舌战也就是舌战罢了。宣传是对民众的，对统治者来讲，最能动其心的，是利害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动不动哭哭啼啼，智商不高的刘备，能办成这件事么？
所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盼望有一个英明的君主，更盼望有一个大贤大能的丞相。对于管仲、乐毅、张良、萧何这类兴国立业，励志图强，外御内安，邦富民康的治臣贤相，后人所给予的褒美礼赞之词，甚于他们辅佐的那些君主。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弱一点，孬一点，弱智一点，窝囊一点，只要不是昏君，哪怕当个摆设都行。但没有一个治理天下、为民造福的贤能之相，那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堪设想了。秦二世若非赵高，唐玄宗若非李林甫，宋徽宗若非蔡京，明熹宗若非魏宗贤的话，也许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当皇帝的人，挨个儿数一数，称得上圣明者很少，而昏庸者，荒淫者，暴虐者，好大喜功者，作践百姓者却很多很多。因此这些主子种种程度不同的恶，若没有一个辅宰佐弼加以抑制的话，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必是老百姓来承担。所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良相，常常起到皇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调节器作用。而且，历朝历代的皇帝，无能者多，除一些开国之君，称得上英主外，其余治国有方的，真是屈指可数。实际治理国家的还是丞相，哪怕皇帝把他的心思只用在三宫六院上，倒也是小民之福了。
楚、汉相争之际，鸿沟划界，刘邦欲归，若非张良劝止，天下属项属刘，又当别论了。刘备若非诸葛亮，新野、樊城一败，走投苍梧吴臣，也就穷途末路了。所以，相之举足轻重，由此可见。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他的超人才智，治理能力，远见卓识，应变才干，构成了贤与能的高度统一。作为一个相，光贤不能，不行；光能不贤，也不行。孔明就是这样一位大贤大能的辅弼之臣。
所以，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没有“丞相”这个内阁重职呢？但泛提“丞相”二字，人们想到的准是诸葛亮。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正表明了这两个字的在某种程度上的专属意义。
尤其对长期在李林甫、蔡京、魏忠贤治下的中国人来说，“丞相祠堂何处寻”的“寻”，不也意味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心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