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实在是世相的准确描写。三国期间，袁绍实力最强，称得上是霸主之势，曹操渐渐壮大起来，当然不买账，于是，这两个人明摆着要决一胜负。
在这个世界上，两强相遇，彬彬有礼地和平共处，大概是不可能的。暂时的握手言欢，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例，但最后，总是要摊牌，要分个高低上下，总是这两强中的一个要降服于另一个，这才相安无事。中外古今的一切纷扰，大则国家间的战争，小则人与人的矛盾，无不是由于这种降服与不甘降服的斗争而产生的。在利害面前，绝对意义的朋友，简直是凤毛麟角，都得根据自身的得失，来决定友情的深浅。所以，曹操和袁绍，虽然早年还算志同道合，但后来各霸一方，势均力敌之后，谁把谁吃掉，便是这两个人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三国志》对袁绍的评价是：“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群蜂起，莫不假其名。”“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因此在家族地位，政治声望，个人魅力，民情舆论上也比曹操有号召力。正因为如此，袁绍知道曹操是个枭雄，不过，并不太把他放在心上。曹操虽然看不上袁绍，了解他并非宣传的那样了不得，实际是很凡庸的。但对他的实力，心底里是有点怵怯的。
这时的谁怕谁，是从实力考虑的。
在群雄互斗、征战不已的格局中，曹操说过：“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从只占六分之一的弱势出发，他可以对刘备、吕布、袁术、孙策、刘表等，不那么在意，但对袁绍，他不敢不认真对待。所以，他在许都立下脚来，第一件事，就是拉拢袁绍，用献帝的名义，封官许爵，赶紧封了一个太尉的职衔给袁绍。袁绍偏不领这份情，拒绝接受，摆着架子。曹操只好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他，以求暂时妥协。
两强相峙，各不相让，操、绍决战，势不可免。
曹操以七万兵力和袁绍的七十万大军对阵，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攻多，以弱击强的战役。官渡一战，对曹操来讲，至关重要。秦、汉之际，得中原就等于得天下，要得天下，必先取中原。袁绍不除，中原不稳定地掌握在曹操手中，就是他一个永远的心腹之患。而且，袁绍在实力上占压倒优势，你不把他吃掉，他就会把你吃掉，这是早晚的事。所以，曹操进军洛阳，迁都许昌以后，一方面授官安抚这个劲敌，一方面除吕布，逐刘备，拒袁术，抚孙策，扫清周围，也是在为彻底消灭袁绍作准备。
面对强大敌人，曹营内部上上下下的心理压力很大，有的人私下与袁绍方面输诚纳款，有的人则散播失败情绪。对于作为统帅的曹操来讲，以弱胜强，以寡敌众，能不能打赢这场仗，也是充满疑虑的。他说过：“袁绍据河北，兵势疆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所以，在这决战前夕的谁怕谁，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实力问题，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战争，必须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要做出涵盖着政治的、经济的通盘的考虑。不仅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了。
他的谋士郭奉孝的十胜十败说，其实是在理论上巩固曹操的心理优势。而荀文若批驳以孔融为代表的畏袁思想，也从根本上分析了袁绍貌似强大，本质虚弱的真实情况。政治这东西是虚的，但在增强斗志，提高士气，鼓舞人心，勇往直前上，能起到枪炮起不了的作用。
在黎阳相峙，廷津交手以后，曹操便有信心寻找战机与袁绍摊牌了。
这场战争，袁绍所以兵败如山倒，是败在精神状态上。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是打不赢仗的。袁绍的败，又和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性格分不开的。两军对垒，当然也是双方统帅才智的较量。一个具有“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许多劣质因素的袁绍，不是把田丰关进牢里，就是把许攸逐出军营，其他像沮授、审配等人，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又忠诚于他的谋士，弃而不用，怎么敌得过那礼贤下士，深夜里听说许攸来降，光着脚跳下床，忙不及地迎接的曹操呢？
从发兵声讨董卓开始，袁绍就未有任何才禀的特殊表现。这和我们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许多碌碌之辈，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下来，由于历史的误会，居然窃居人上，尸位素餐，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若能甘于凡庸，无所作为，在他治下的子民，也许是份福。而越是这样的货色，越不安生，越要弄出些不得人心的名堂。许多决策的错误，包括我们身受体知的，无不可以从这些失败中，找出个人性格的劣质因素的来源。最后身败名裂为止，但跟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依靠的是实力，他的本钱就是地盘和兵马。曹操知道自己实力远不如他，但他懂得利用天下的智力，和实质是一种精神、一种政治的称之为道的无形财富。结果，曹操赢了。
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的，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思想精神文化素养政治品质的人，倒是应该吸取一下三国时期这个谁怕谁的历史教训。
权谋三国《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教科书。因此，这部书好看的地方，便是其中的计谋，和制造计谋的谋士，以及使用这些谋士的主子。在三国初期，各路诸侯混战的年代里，以曹操和袁绍二人手下的谋士最众。这些谋士的谋略水平都不低，但曹操获益于谋士很多，但袁绍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了那些太能干的谋士手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论述袁绍时，说他“短于从善”，这是官方的评价，大抵是准确的。这位出身高门，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听不进去正确的话，不善采纳好的意见，便是他的致命伤。
袁绍因为家族的关系，曾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三国志》说他，“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他手下的一些谋士，其实是很有真知灼识的。但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一个人要有了这样的毛病，便一点辙也没有，只有走向败亡之途。他的谋士们看着他垮台，也无能为力，于是，或随之殉葬，或弃之求生，便是自己的选择。
“沮授、田丰俱忠臣也。”孔融这句话是说对了的。袁绍何许人也，这两位谋士会不清楚？知其不可谋而谋，悲剧便发生在这里。用人要有选择，被用于人，也要有选择，良禽择木而栖，还是一句金玉良言。袁绍最后到了用人疑人，是计疑计的程度，这等人怎能不败呢？而谋士们知其非主而事之，知其必败而从之，有识而无断，死也活该了。
官渡之战，曹操以七万兵力对抗袁绍七十万大军，这是一次在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典例。曹操敢打这一仗，是已经看到敌方势重而实不强，己方力薄而本不弱的实质。“善能用兵，贤俊多归”八字，足以说明曹操必胜的原因了。而他在围攻袁绍不下的时刻，听说许攸从袁绍方面投奔过来，来不及穿鞋，就迎了出去，可见他求贤若渴之心。一番试探以后，纳言广听，从善如流，用人而不疑人，是计而不疑计，这样的统帅，能不操胜算么？
这场战争中，袁绍方面由于主将无能，谋士邀宠，自然是成群结党，内外勾连，互相捣乱，彼此拆台。加之盘算不一，利害有别，肯定什么卑劣手段，都会使得出来。因为，窝里讧，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谋士们动起心眼来，自己人整自己人，那就更在行了。
初时，审配、郭图为一党，造成沮授死，田丰杀，许攸走，张邰、高览奔，袁绍大败的局面。后来，袁绍死，袁尚、袁谭兄弟厮杀争斗，审配、逢纪一党，为袁尚出谋；郭图、辛评又一党，为袁谭献计。除了一个王修，说了一番手足道理外，所有这些谋士，无一不是火上浇油地促使内战升级。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若是存在小集团的同气相求，此呼彼应，拉帮结伙，暗中来往的现象，那就意味着这个大的整体，在运作机制上，必定出了毛病，而且是出大毛病了。
君子不党，这是孔夫子的一句话。党，即朋党，是一种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君子，可以理解为正派人的意思，那就是说，正派人不搞这些不正派的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活动。这种派性现象，倒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世界上凡国家，凡政党，凡机关团体，凡宗教、文化、社会团契，一直到黑手党，丐帮，行骗、扒窃的秘密组织中，都有不同形式的朋党存在。
不过，外国人搞派别活动，有阴谋者，也有阳谋者。公开亮出旗帜，毫不掩饰观点。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机制，也就是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的“假民主”有关吧？能够允许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做法上的不同，当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做做样子的。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则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亿万子民，只听一个声音的习惯，那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所以，朋党，也就是山头、宗派、小集团、小圈子等，都是偷偷摸摸地经营，鬼鬼祟祟地活动，不见天日，秘密串连，眉目传情，心领意会，绝不敢堂而皇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哪怕心存叛逆，暗藏杀机，定时炸弹已开始倒数计时，那脸上仍然是狗的忠诚，猫的甜蜜，嘴上还在高唱精诚团结之歌的。
朋党，是一种腐蚀剂。如果是公开的话，多少还能起到一点制衡的作用，或许不无益处。如果是地下活动的话，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所以，袁绍之败，除了他个人因素外，这些谋士的内讧，也加速了他的灭亡。俗话说，“龙多不治水”，就是这个道理。若是像曹操那样，驾驭得住这些行云播雨的龙，便风调雨顺，岁稔年丰；若是像袁绍这样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手下的这些龙，就要让他倒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