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风先生：春天好！
从哈尔滨回到北京，顿觉气候暖和了许多。院子里的桃花和梨花很快就要开了。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长篇《赤彤丹朱》还刚刚写出了第一部分《非红》。
有人说，近年来电话普及之后，亲友间的信件往来就少得多了；而有了电脑以后，亲笔书写的信也很难读到了。所以收到您这一封手写体的长信，我竟翻来翻去地一连读了好几遍。
回信好像很难。难在谈自己的作品。
作为收信人的我，曾是由于有话要说，便写成了书；作为读书人教书人兼评论家的您，似乎也因为有话要说，才写成了信。依照您信中对我这部小说文本的结构思路，我想也许是这部小说独特的“血缘话语”和“外围话语”，引发了您关于此书的“核心话语”。而小说语言和评论语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在我阅读这封信的过程中，轻松而且准确地得到了沟通与重叠。
在此之前，我已经粗略地拜读过您的评论专著《超越的艰难》——中国当代小说散论，并认真读了其中您对我近年来一些新作的评析。我注意到您从那些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真诚的学术品格，以及您十分注重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的评论风格和机智明快的语言个性。
然而您对于哲学和美学的关注，更多的是通过对作品的文本、文体及语言的研讨来体现的。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您对《非红》与《非梦》的解读中，您从一开始就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叙述方式，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趣。
——结构与话语，恰恰是我本人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一直祈望并力求能有所创意、有所突破的两大“情结”。
《赤彤丹朱》给了我磨砺和实现这些想法的一块完整的“地基”。
记得我在哈尔滨时曾对您说过，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起始于一九九三年春天。第一部分初稿出来的时候，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同许多企图描摹历史的作品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很快被我自己彻底否定和放弃了。那一稿差不多搁置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中我几乎没有写成什么像样的东西。我从北京跑到深圳海南，夏天又去了江西和甘肃，秋天在俄罗斯转了一大圈，最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北京。
在漫长而新鲜的旅途上，我始终焦虑而困惑。自从一九八六年我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出版后，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时间。尽管我渴望写这部新的长篇已经很久，并已为此陆续准备了好几年，我仍然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不敢贸然地轻易地抛售我生命中这部分不可再生的“资源”。我历来都对长篇小说的写作抱有一种里程碑般的敬畏，我没有权利糟蹋或毁环我曾用心灵维系呵护的文学尊严。一九九三年年底我重新坐在了电脑面前，一切同功利有关的诸如市场效益、社会评判价值等等，终于渐渐退之于身后脑后。在我重新开始进入创作状态之前，我首先需要做的是剔除自己内心的障碍——我要写出历史留在我身上的那个样子。那一段惨痛而凄楚的记忆，早已超越了家世和家族人物命运的意义，成为历史无可替代的能指。
谢谢您说：“你走进了历史。”那段未曾远去的历史是昨天，我们在今天诘问昨天，也许是为了把握明天。正如那个始终纠缠着困扰着现代人的永远无解的难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而在这部小说中，我要探寻的路径，离开了扑朔迷离无头无尾的生命本源，正如您信中所说：“在对历史内在实质的勘探和破解上，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才智。”
后来的整整十个月，便踏踏实实地沉下去。沉到往事的极深处，思绪在黑暗中浮出了水面。苦难闪烁出人性的光亮，被赋予了审美的价值。
依然是为了那个大写的“人”字。为了“人”心底不灭的抗争精神。
所以因“结构”而衍生的文体，自然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非红》、《非梦》、《非仇》、《非黑》四个中篇加一个小长篇结构的长篇《赤彤丹朱》，恰恰是由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分别合成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人物在这部小说中，承担了“骨架”与“血肉”的双重职能。这种结构方式，从它被确立的一开始，就完成了作品所预期的终极目标。在这个规定的框架内，所有的故事都像木料的边角，被送入一架巨大的机器中粉碎、再重新黏合、制作、裁截，成为某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原来的情节虽已面目全非，然而却物尽其用。
最后，关于这部小说的“话语”即叙述方式，您已在信中作了许多分析。——“这种植根于遗传基因、心灵感应基础上的言说方式”、“血缘话语”，以及“非描述性的思辨性语言”、“外围话语”，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述人由里及外、从出生前至出生后，具有整体时空概念的表达方式。我想，这也许取决于我在开始叙述之前，已尝试着找到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种奇特的叙述方式忽而悄悄走近了我，然后不容抗拒地笼罩我征服我的那个美妙时刻。那是一个清冷宁静的傍晚。
信已写得不短，该打住了。待您读完全书，您会发现它还有许多不可原谅和不可弥补的缺陷，我自己大概最清楚不过。然而书很快就将出版了，请容我在以后的新作中再努力。好在您在信中说了：“最公正的鉴定者，是读者和时间。”我尽了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良心，如此而已。
再次谢谢您的理解。无论是成功与失败的作品，都希望批评家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