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去福州可以坐船或者坐飞机。当时，因为蔡智诚从纺织公司那里贪污了许多布匹和呢料，乘飞机带货不太方便，而陈丽君又没有见过大海，很想尝试一下远洋的滋味，所以两口子就打算乘坐“中字102”号运兵船。得知他俩的决定之后，谷正纲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一份盖着“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钢印的派司，上面标明蔡智诚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专员”，任务是护送“国大代表”及其家眷——这就使他的旅程突然变成了一趟官差。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各大机构已经陆续迁往台湾、广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和家眷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滞留在南京、上海，转移他们的任务于是就落到了社会部的头上。说起来，所谓的“护送”工作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按照预定的安排把名单上的男男女女带到指定的地点，就如同旅行团的导游一样。不过对蔡智诚而言，这“社会部专员”的身份却显得十分微妙。
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大致有三类，一是“选任官”（分“特任”和“简任”。这里的“简”通“捡”，挑选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简派”，蔡智诚先前在中纺公司的那个差事就属于“特派”），这两种官吏都属于“政务官”，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也要与政治同进退，所以动不动就需要辞职，饭碗并不十分牢靠。相对比较稳妥的是由考试院铨叙核定的“常务官”。这“常务官”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公务员的概念是国民党于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层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3团团长刘农、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3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起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3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3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3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
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3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3团应该精简军粮，因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时，随船携带三天的粮食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装载那么多的大米……
会场上顿时吵得不可开交。从道理上讲，“军运为重”的理由当然更加充分一些。但由于当时正值“大撤退”的高潮，官场上的每个人都有家属或者财产需要转移，设身处地来想，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港口司令部最终还是决定削减军粮的运载量，把舱位留给了蔡智诚所率领的贪官污吏们。
4月13日中午，金利源码头热闹非凡，两千多名伞兵在这里举行大会餐。饭桌上摆满了烧酒，官兵们你敬过来我敬过去，好多人都整醉了。
伞兵3团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五个连（三个战斗连和特务连、机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团部连、通信连、卫生连和炮兵连，总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但这支部队自组建以后就没有上过前线，所以蔡智诚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看见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他不禁有些担心地对伞3团政训处主任陈浩说：“上船之前还喝这么多酒，你们搞得是什么名堂？”
可陈浩的回答却是：“别扫兴，这是团长的好意。”
陈浩也是伞兵司令部直属队的老人，蔡智诚当搜索营指导员的时候他是通信营的指导员，彼此间还算是比较熟悉。按道理，政训处主任在军事行动中应该担任监督纪律的执法官，可陈浩此时的胳膊上却没有佩带督察队的袖标。原来，伞3团在“护路”期间没收了一些走私物品，这些东西存在铁路警备司令部的库房里还没有处理完毕。照规矩，“变卖非法物资”的事情通常是由军需官负责的，可刘农团长却把这个美差派给了政训处主任。陈浩凭空拣到一个留在上海发洋财的机会，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就犯不着再去节外生枝多管闲事了。
政训主任不管事，其他人就更管不着了。一帮伞兵从上午10点狂饮到下午近两点，这才摇摇晃晃地上了船。营长和连长们基本上都喝高了，还没等轮船启航就纷纷酣然入睡，安排舱位的事情只好交给督察队去完成。
“中字102”号船身长100米、宽16米、吃水4米，满载排水4000吨，装备两台柴油主机，航速11节。它的内部舱位分为三个部分，底层是暗舱（弹药舱）、中层是大舱（坦克舱）、尾部是乘员住舱，另外还有舱面的岛型建筑也可以住人。
当初作为军舰，这条船装有16门火炮并配备了140多名官兵。虽然改成滚装轮之后只需要二十多个水手就足够了，但它的乘员住舱却依然保持着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原样。舱内有上百张床位，是整条船中住宿条件最好的地方，蔡智诚的“国大代表团”、22兵团通讯队和伞兵的军官家眷就住在这里。除此之外，伞3团的营级军官住在舱面建筑，而基层官兵则被安排进了“中舱”，这中舱其实就是以前的坦克舱，面积大、空间也比较高（设计能装十八辆坦克）。伞兵在船舱里搭建了上下铺，两千多号人挤在一起就像是屉笼里的肉包子一样，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舱面上停满了卡车、吉普车和摩托车，大大小小的汽油桶、汽车轮胎以及各种军械配件捆在一起摞得老高，伞兵的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关枪，军械修理所的车床、钻床、马达发电机，官吏家眷的皮箱纸箱、大小包裹、长短家私，再加上海员们随船私运的棉纱、布匹和中西药品……各种各样的物件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把原本还比较宽敞的甲板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杂乱的货场。
“货场”的四周划着警戒线，除了手持武器、臂带黄袖箍的督察队员，其他人一律不许在舱面上乱走。“中字102”的左右两舷各有两个吊架，吊架上的四艘LCVP艇（Landing Craft Vehicle Personnel）这时已经架起机枪，成为了督察队的临时岗亭。小艇上站着一位神情严肃的年轻上尉，手里拎着“汤普森”，腰间还插着两把短枪。蔡智诚忍不住提醒他：“你把枪机打开了，万一轮船颠簸枪走火，打到自己怎么办？”那位显然没怎么上过战场的执法官这才赶紧关上了手枪的保险。
伞兵部队的每个营和每个连都有正副两个指导员。通常情况下，执法官的工作应该是由具备战斗经验的政工人员担任的，可这次为什么会让一个毛头小伙来领导督察队呢？蔡智诚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客舱，问过姜键以后才知道，原来伞3团的政工干部有的留守上海，有的被派到福州去打前站，整条船上就没剩下几个指导员了。而蔡智诚刚才遇到的那个上尉是刘农的弟弟、团部连的刘锦世连长。“小伙子很机灵，虽然没有打过仗，但管管纪律应该还行”，据姜键副团长说，这次航行中只有团部连的枪械里装有实弹，维护军纪的事情也就由刘锦世全面负责。
那一天，姜键明显是喝高了，不过他还记得蔡智诚的妻子陈丽君，说起“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情依然觉得十分可乐，拍着胸脯自吹自擂：“当年要不是有我这包龙图，蔡智诚说不定就做了陈世美。”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船舱里除了蔡家小两口，还有姜键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1营长钟汉勋和2营长杨鹤立的家眷也在船上，钟、杨两位是连襟，他俩的妻子是同胞姐妹，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人。
男人们闲聊了几句就无话可说了，但女性之间的沟通能力却非同寻常。轮船还没有开动，几位老婆就成了亲密无间的伙伴，唧唧呱呱地交流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并且约着晚上一起看月亮、早晨一起看太阳。可惜好景不长。下午3点，“中字102号”启航出发，轮船还没有离开上海，女人孩子们先就晕了船。一帮人趴在床头抱着脸盆又是呻吟又是吐，什么“海上升明月”的美丽景象都顾不上了。
那天晚上大家上床都很早，有的是因为酒醉，有的是因为晕船。但蔡智诚却睡得很不安稳，也许是由于船舱太闷、马达声太响，也许是由于水兵的铺位太狭窄，他的心里总是觉得有些忐忑不安，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勉强合上眼。
14日上午八九点钟，蔡智诚还躺在床上，船舱里突然喧闹起来，先前跑上甲板看日出的官员家眷们全都被督察队赶了回来，说是为了避免遇到风浪出事故，所有闲杂人员今后一律不许出舱。
陈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一大早就溜了出去，已经瞧见了“海上的太阳”。这时候，她坐在床头比比划划，十分兴奋地向丈夫描述着黎明前的大海是什么模样、云彩是什么样、一轮红日又是如何地跃了出来……看着妻子的手势，蔡智诚感到挺好笑：“你把方向都比错了，这时候的太阳应该在船的左舷，而不是右边。”
“瞎讲，我才没有搞错呢，太阳就是在这边……”旁边的几个老婆孩子也纷纷为陈丽君担保作证，那轮红日确实是从船的右舷升起来的——顿时，蔡智诚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猛然堵住了一样，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穿，拎起披风就冲上了甲板——果然，轮船已经掉头，没有驶往南面的福建，而是转向了北方。
舱外站着一群神情紧张的士兵，从前甲板上传来一阵阵聒杂的吵闹声。有几个军官似乎想从坦克舱里往外面爬，而督察队员又使劲地把他们往下面推，双方就在舱口那里争斗起来。一位腰间插着两支手枪、胯间吊着两支信号枪、手里一杆冲锋枪，浑身上下披挂得像是“西部牛仔”一般的中尉正声嘶力竭地狂吼着：“都给我回到船舱里去！”
“回到船舱去！”船舷上的督察队员们也跟着喊叫起来。
“发生兵变了……”，蔡智诚的心里一阵慌乱。还没等他判断清楚形势，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把他赶回了船尾的客舱。
客舱里，姜键正在给母亲削水果，老太太晕船，头疼得厉害。
蔡智诚附在他耳边报告说：“团长，不对劲，轮船掉头向北了。”
姜副团长点点头：“我知道，上峰有命令叫我们去青岛。”
“去青岛？美国海军都撤回来了，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你们去青岛，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有命令叫这条船改航就是了。”
姜键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可蔡智诚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含混的理由。他又跑到客舱尽头的船员铺位去找报务员应书标。那时候，轮船上的报务人员都是由军统指派的，相对比较“可靠”一些。据应书标说，伞兵从昨天晚上就接管了“中字102”的驾驶舱和电台室，说是有命令要改道青岛，全船实施战备航行，并且关闭了灯光和无线电通信，正在当班的顾庚源大副和他这个报务员都被撤换掉了。
“去青岛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核实过没有？”
“不清楚”，应书标回答道，“我正准备跟招商局联络，伞兵的通信官就把电台的真空管拔掉了……”
“现在开船的是什么人？”
“林船长在驾驶台操舵，伞兵另外派来了两个人，一个负责领航、一个管轮机舱。”
蔡智诚立刻醒悟到，“伞兵派来的那两个人”肯定就是中华海员工会的白力行和武成迹。这样看来，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1营长钟汉勋和2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3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
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像是门神一样。
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陈丽君紧紧地攥住蔡智诚的衣角，丈夫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好像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什么祸来。内心十分惊慌的蔡智诚此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强做镇静。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说：“不要怕，船上有那么多伞兵，中字102绝对成不了重庆号。”
直到这时，蔡智诚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听得出是有人在厮打，还听见有人在喊叫：“团长！我们要见团长……营长，营长在哪里？”蔡智诚连忙回头向舱内望去，却见姜键、钟汉勋和杨鹤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丝毫没有准备回应的迹象。没过多久，甲板上又传来一连串枪响，外面的一切就平静了下来。
下午3点，几个督察队员进入客舱搜缴武器，姜键这时也站起来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枪。蔡智诚这才终于确认大势已去，他看了看官员家眷们惊惶的面孔，再看着自己妻子的无助的眼神，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摸出手枪，递到了昔日的长官手里。
事已至此，轮船上原本十分紧张的气氛反而平静了下来。交出武器之后，客舱里的军官陆续被喊出去开会。下午5点左右，蔡智诚也被人带到了会议室里。
所谓会议室其实就是舰桥上的军官餐厅，餐厅门口的一边站着团部连连长刘锦世，另一边站着排长孟虎（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他是华野敌工部的人员）。
从船尾一路走来，蔡智诚已经大概判断出兵变的内情——副团长姜键以及一些营长连长两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队的监视之下显得无可奈何；而在舰桥上站着的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和伞3团团附李贵田则是全副武装，喜形于色，分明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前甲板上，通往中舱的跳板已经被收了上来，几挺重机枪对准了舱门口，底下的两千多号人马别说是只有空枪没有弹药，就是装备齐全也很难冲得上来。
会议室里坐着团长刘农，另外还有伞3团的副官姚家铖（刘农的表弟）、书记官黄牧农（刘农的妻弟）和伞兵军械处的政训员王独慎（刘农的同乡同学）。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那个带着两支手枪、两支信号枪和一杆冲锋枪的“西部牛仔”。蔡智诚后来才知道他叫周其昌，表面是通信连的中尉技术员，实际上是上海地下组织派来领导起义的支部书记。
餐桌上摆着一份由黄牧农起草的《起义宣言》，宣言的底下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刘团长说，在广大爱国士兵的强烈要求下，伞兵3团和伞兵军械处的军官已经联名宣布起义（2营副营长孙家驹、1营特务连长杨绳武、3营特务连长李国平等人在骚乱中被处置，没有在起义名单上）。“中字102号”的船员在得知喜讯之后也表示响应，现在还要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态度。
这时候的吴学挺和蔡智诚还能有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坚决拥护起义。
不过，吴队长提出他们通信队（只有二十多个技术人员）的家眷都在台湾，为避免牵连亲属，是否可以不参加公开的签名？蔡智诚也表示自己所护送的都是些平民，他这个“专员”签的字并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好在刘农等人似乎并不在乎蔡智诚和吴学挺是否愿意签字画押，他们只是再三强调各单位必须严格纪律，不能发生骚动，不得向过往船只和飞机发信号，倘若出现违规情况，带队的人要负连带责任。周其昌书记并且着重申明：“这条船上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船上还安装了几十吨********，谁敢反抗必将自取灭亡！”
于是乎，蔡智诚只好回到客舱里向大家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并担负起了维护秩序的重责。在那些国大代表和家眷们的眼中，他这个“专员”已经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了起义者的代表——可天地良心，这时候的他甚至连轮船的目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