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三会张天翼
在明瓦廊住了一个多月，我试探着在夜晚，在后门的一条马路上散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于是我胆子大了一点，便试着在白天走得稍远一点，我希望有好运气，能碰见什么熟人。果然，有一天我带着母亲、麟儿去夫子庙，在一个小茶馆里喝茶，忽然看见张天翼和高植也在那里喝茶，同座大概还有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高植曾在我主编《北斗》时投过稿，通过信，见过面，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属于什么党派，思想不红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一下，敷敷衍衍地说了几句话。但我一看见张天翼，心简直欢喜得要跳出来，只是不敢流露出来。我急忙过去打招呼，但不能说什么。我只悄声对张天翼说了几个字：“明天上午，鸡鸣寺。”便赶快离开茶馆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着这一时得来的喜悦，幻想着明天的前景。
我对张天翼当时的思想情况和他过去的历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联的盟员。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为题材的，我是喜欢过的。“一·二八”前后，他搬来上海，我们一起开过会，游行示威时他和杨骚、楼适夷在左联队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同志。我以为看到他，就等于找到了左联，找到了党。我多高兴啊！
第二天我独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风景区鸡鸣寺，八点钟的样子，游人很少。我无心观望风景，只是在山门前的道上和后边阁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张望，焦急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张天翼果然来了。这时，只在这时，忽然有许多从来没有想到的往事和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是党员吗？他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他能见义勇为，为我担受风险吗？我不能够明问，只在心里暗自掂量着。过去我曾听说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谋生还是掩护？他的姑父邵元冲是国民政府的要人，邵元冲是否同情共产党，他们之间关系的深浅究竟怎样呢……我审慎地望着他，又无暇仔细深思，毕竟欢喜压过了一切。他是左联的盟员，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样严重，为什么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冲这种社会关系正好为他做掩护？总之，我还是相信他，那些怀疑一闪即过，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排排坐在鸡鸣寺阁子前的小路边上，我焦急地问他上海左联的熟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冯雪峰已去苏区。周扬、夏衍去了日本，钱杏都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我不知该怎样才好。这时是初夏，可是我却像深秋时的寒蝉，隆冬时的僵虫，说不出一句话，连动也不能动了。我能不能求一求张天翼，把我带走吧！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炼狱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这一线希望我能不紧紧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给我一丝阳光，给我一条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他也只摊开双手，无言以对。他也问到冯达，问到姚蓬子，我也简单地答复他。那种种艰难的处境，我的痛苦的历程，我内心的打算，对他的希望，都给一时的沮丧噎住了。我是否应该向他完全打开心扉？我迟疑着。一个受惊的，被关闭幽禁了一年，几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经习惯随时随地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为着防备别人，话到口边便咽下了。满心想把别人当成知己，无所不谈，却又顾虑重重，踌躇不已。太阳快当顶了，只得同张天翼分手告别，懊丧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独行，又回顺顺大右布满愁云的阴暗的住所。
一回来我就后悔，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向一个同志，一个战友敞开胸怀，尽情抒发，把所有的痛苦交给他，把所有的希望告诉他？尽管我应该有些顾虑，有所警惕，但对他抱有防备之心是不应该的。于是过不久，我又鼓起勇气走向张天翼的住处。这个住址是我在鸡鸣寺时问他要的，这条街道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了。那时我在他住的大门口曾停了好一会儿，久久不能决定，最后才丢开顾虑走了进去；那种不知所措的心情至今也不曾忘记。原来他住的不是一般独门独院的中式平房，而是一座两层楼房。大门口挂有五六块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招牌，是我弄不清楚的各种名称的机关办公的地方。自然这不是大机关，或者只是一些小单位，或者是一些空招牌，实际只是经营买卖的代号，也可以是某些私人联合经营办公务、做买卖的事务所。总之，这座楼房和它门口挂的那些招牌，使我当时认为很复杂，使我一时猜疑不定。可能只有我才会有这些猜测。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最后认为既然张天翼住在里面，既然他能住，我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进去呢？难道明瓦廊，那个我现在的住所不比这里更复杂，更危机四伏吗？于是我大大方方闯了进去。这楼房里面并不豪华，张天翼的姑姑住在楼上。楼上似乎住了不少户，一点也不像是党国要人邵元冲的家宅。我等不及仔细思索便敲了他们的房门。我还未进门就听见屋里的笑声和麻将牌碰撞的声音，原来张天翼正在和他的姑姑、外甥女、或者什么亲友在打麻将。张天翼看见我闯进门来，好像很平常，对我点了点头，打了一下招呼，没有离开牌桌，仍然注意他手里的牌。他的姑姑拉了一张椅子让我坐，我就坐在她的旁边看他们打牌。我以为张天翼会明白，我是特地来找他的，不是来玩来，闲坐，是有正事、是有求于他才来的。我焦急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我的来意。他打了一局又一局，他一家人，他姑姑，他外甥女儿，大家欢乐地有说有笑。我坐在旁边的冷板凳上，呆呆地望着他们，心急如焚。我找不到机会，哪怕说上一句话也好。我完全可以大声说：“天翼，我有事找你，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可是我总抹不开，我不知道怕什么。看样子他们很宽大，并不怪我打扰了他们，只是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在敌人面前是受尽折磨的，但在朋友面前，忍受着这样的冷淡，却是第一次。我勉强撑着，不愿伤心，但到底坐不下去，看着他们不会因为我而停止雀战，我只得慢慢站起身来告别。主人既不留也不送，像我进门时那样点了一点头，就算招呼过了。我的心像悬在空中，像浮在水上，脚不感觉是踩在地上那样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幢楼房。究竟是怎样回到住所的，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从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里，隐隐地难受。我不理解张天翼，只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这种心情，直到几十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痛苦之后，才慢慢悟出当时张天翼对我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不能责怪朋友的。我是陷在那样一个泥潭里，敌人又捏造和散布了许多谣言假象，为什么朋友们不应该对我采取谨慎疏远的态度？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凡过去认识我的，知道我的，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可能要揣测我，估量我，甚至更有所怀疑呢？我应该理解国民党和他们执行的阴险政策把我推到一个被审查的地位，我首先应该设法取得朋友对我的信任。我怎能主观地以为谁都应该相信我，毫不怀疑我而真心帮助我呢？
以后在南京，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幢楼房。后来我搬到苜蓿园去后，天翼来看过我，而且最后在一九三六年，还是他带来了党给我的信息，并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离开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充满着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为我冒过的风险，给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方令孺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我在医院生了祖慧。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回忆一九三。年我生了祖麟，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三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抛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让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在那里我们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一些身份暖昧的人；进进出出我都得经过他们的住处，任人侧目审视。我常常喊叫，既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我自己去租住民房，无论如何我是不回那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我住院时，冯达和姚蓬子几次商量，才租了这幢房子。这是在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我几乎没有下过楼，国民党也没有派人再来这里骚扰我。我在这里只是养病。不过意外的，我在这里却遇见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客忽然降临了。她那时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于甲状腺肿大，动过手术，显得稍稍有点突出。但她的那种温柔大方却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十五六岁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儿陈庆纹。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韵。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怎么听到的又是这一番话！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要干什么呢？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一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我不安的心还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当时忘记问她了。我压根不曾想到我的住处能够保密，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闯来的。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娓道来，在我只有一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大家庭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一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一个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方令孺是一个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那是因为毛主席曾经对我说，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别人尽了一点力。她知道我是为谁要的。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时总来看我，还在我家住过。她的仪态仍然与那时一样，总是很文静地对我谈一点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继全国作协的批斗大会后，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批斗我的大会上，我望见她了。我为她很不安了一阵。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为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这时她无法对我表示同情，也无法安慰我，分担我的忧愁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听到她已经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还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一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二十母亲呵，何时再见？
母亲完全不像以前的母亲了。记得我小时候，不管她经受了多么大的挫折痛苦，她总能保持她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态。她冲破封建习俗，入学读书，勤奋好学，抱负远大，以救国为己任。我弟弟死后，她从绝望中努力自拔，四处奔走，为贫苦人家子女办工读学校。“五四”、“五卅”运动时，她热情澎湃，带领学生教员去大街讲演。我有时也曾看见她烦闷过，甚至唉声叹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奋身振作。我们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体贴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为大势所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但仍是满怀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与我们同游西湖，饮酒赋诗，似乎是一个完全不知忧愁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频陪她都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用。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麟儿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强打精神，把死讯隐瞒着，骗过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担起抚育幼儿的责任。但现在，我看见的母亲老了；不只年龄、面容老了，而且心情显得寂寥，似乎同我隐隐有点距离。为什么她从来不问一声也频的事呢？她什么时候知道他牺牲的消息的呢？我压根没有告诉她，她也从来不问我。现在我们身边多了一个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问；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认识，而无须打听。我想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她不问，我便也不说。我们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都怕碰着这些充满苦涩的现实。妈妈呵！你叫我怎么向你说呢？我知道你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么全告诉你，你会更痛苦。你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无条件地支持我；而现在我却连累你，把你拖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叫我怎么说呢？母亲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们在那里等她。她参加了一个什么会，又作气功又治病。妈说她对世界，对人类都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于是她学气功，学治病，扶困济贫，总还有点用处。我心想这也许是一个搞封建迷信的会道门。但母亲坚持说这不是迷信，她是把这当成科学来认真学的。她承认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脑筋，迷信，可是她是用这个方法来修身养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学深一点；她应许我一百天以后再回来看我。我只得让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党的关系，但又觉得她是办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只认得王会悟，而王会悟这时已随李达去了北平。我把这话忍住没有说出来。我只要求她一定回来，因为我实在希望她能把孩子们带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来了，在上海只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没有住上二十天，便无论怎样要返回湖南。她说家里还有许多未了之事，来时也只打算把孩子交给我了就回去的。现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气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带出来的那个女佣人想家，也吵着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们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纤纤绊绊的杂务、人事完全弃之不顾的，她还需要生活。但现在就要她带两个小孩回去，的确是太难了。不过孩子迟早一定也要走开的，我不能让孩子困住我。我现在要用孩子和妈妈，暂时留在南京作为人质（国民党不就是这样希望和安排的吗？），换得敌人对我的疏忽，松懈对我的防范。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远走高飞时，我一定要想办法预先安置他们，让他们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个安身之地，那个简陋的窠还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是再无别人可以依赖的了，归根结底还是只有母亲呵！这样，我只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带着那个女佣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亲爱的妈妈，你一定要回来！我们何时再相见呢？
二十一苜蓿园
十一月初，冯达检查身体，医生说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还要吃有营养的食品。那时治肺病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只是用钙片把病灶包围起来，让结核区逐渐缩小。这样，他请假在家，一天到晚无声地躺着，很想回老家广东去，但又说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我独自受困。我却打算从此分手，带着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国民党不准我自由回湖南，现在又怎会放虎归山？如果提出来被拒绝，那就不如仍然暂时不提。可是这一在子怎么过？麟儿思亲，整天怀念刚离去的祖母；婴儿缺奶，日夜不断地啼哭。我自己向来是天涯游子，从来没有操过家务。现在困住囚笼，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样安排？再求我母亲出来，一时是不可能的。冯达已经垮了，对我也是负担。他认为他在国民党人的眼里是一个小人物，无足轻重。既然病成这样，就可以释放回家，顶多再由家里具一个铺保了结。可是他总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这里受罪，心里觉得惭愧，只好拖过一段日子再说。
这时姚蓬子接受国民党给他安排的差事，到芜湖去编辑《大江日报》。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没有二心。因此他不愿带妻子儿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钱，和妻儿两地分居，自然花费要多些。我同样也感到经济的拮据。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也要花钱；我又不会操持家务，从没有管理过家庭钱财。这样我们两家都愿意节省开支，合伙吃饭，减少佣人，日用开销都由姚蓬子老婆经营；而且他们夫妇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赁了楼上的三间。姚蓬子的妻子带着孩子住一间大些的兼吃饭。冯达一个人住一间小些的养病。我带孩子们住另一间。房子很挤，但房租便宜多了。这时，我总想躲开人，越远越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气好，想法要搬到城外乡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国民党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园。我想隐居在这城外的陋巷，暂度时光，以后再说。
苜蓿园坐落在中山门外一个小村庄里，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时认识的。那时他同曹女士初恋，曹女士与我同在一个补习学校。二五年春季，我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们那时都没有党派关系，都崇拜鲁迅，都渴望自由，都对将来满怀希望。大革命失败后，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有些不满；而他们也认为我过于骄傲，我们就疏远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终没有断过联系。我们不谈政治，不触及我们或许有过的分歧，我们保持着一丝旧谊。这时我需要有人帮助，便设法找了他。他那时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已经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愿意帮助我，便在中山门外，找到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正房后边还有两间灶屋。我和姚蓬子两家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进去。左恭从来没有来过我这里，我却两次去找他。他对我的思想、打算、处境从不询问。我对他的生活也不调查。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事实上他也总是愿意帮助我。如果我还有什么事要求他，他会为我奔走的。但自然对于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后来我们便没有来往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听到过有人谈起他，说他在抗战前就同“我们”，同我们地下党有些联系。一九五。年我在北京，他来看过我一次。我们相对坐了一会儿，都没有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想问的事问一声。大约觉得我们相近过，也互有了解，却长时间隔离得太远，好像雾中山水，总有点朦胧一片，需要问的太多，就又都克制住了。后来当我回忆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矶，马车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着的情景，我曾后悔，我是应该多了解他一些的。我们为什么谈得那样少，特别是关于我们的政治经历和思想见解。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们都不愿因为曾有过的分歧影响那脆弱的友情。我们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却又因此使我们有所隔离，反而只剩下一点空虚和淡漠。二十二伤寒病。
苜蓿园像荒村里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蛰居在这里，似乎应该打扫尘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来，然而我心里整日翻腾，夜不能寐。在春雨绵绵的时候，在夏蝉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独自伫立在屋檐下，仰望云天，辗转思谋，下一步棋该怎样走呢？母亲终于又来了。她是无法拒绝在困境中的女儿的请求的。冯达病假超过半年，不能再领工薪，他是我的负担，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为我还可以借助他。我把他安顿在后边的灶屋住，隔离开来。现在他的作用，只是让国民党人看来，我还是不忍弃他于不顾。他也只表明他的无可奈何勉强陪我度过这难熬的岁月。表面上我们还是夫妻，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当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身体无法支持。不知为什么我每天下午发烧，时间长了，人没有一点精神，疲惫不堪，我怀疑是不是我传染上了肺病。我去医院照了片子，但没有结果。这个医生这样说，那个医生那样说，吃了一些药，毫无效果。就这样每天继续发烧。我先还瞒着母亲，一人放在心里着急。后来病越来越厉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头痛脑胀，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担忧。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将怎样呢？各种各样的想法，啃着我的心。我已经受尽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对我倒是一种解脱。人世间任什么我都可以不留恋，都不牵挂，母亲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丢掉。但我只有一桩至死难忘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党里去，我要向党说：我回来了，我没有什么错误。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都顶住了，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但我知道，由于敌人散布的谣言，现在我处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着，无法为自己辩白，洗清倾倒在我满身的污水，我还陷在深井里。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病毫无转机，我只得向母亲说：“妈！我得花一笔钱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替我治病。听说这个主任医术高，只是非常势利眼，对头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细，对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妈妈，我得设法弄钱。可是从哪里来钱呢？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应的，他父亲有钱；不过一定得还他。你看你还能从家乡想点法子吗？”我母亲看见我的态度认真，感到事态严重。她担大地说：“你自己的病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自己做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的为人，你是了解的。我一生都不求人。凭我几十年在家乡的一点信用，几百元钱还是可以张罗得到的。你千万不能耽误，先借点钱，治了病再说。”我小的时候，父亲病重时，母亲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饰、古玩、家具全都卖了，替他请医买药。父亲死后留给她一笔一笔大大小小的债务。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变卖得干干净净，还清债务，只剩下一担儿女压在肩上，离开故土，到县城里自力更生，以小学教员的微薄薪金养育我长大。后来我能写作拿点稿费，却因自办出版社亏本负债，最后还是她寄来三百五十元偿清债款。这两年，我自然更没有分文能给她。在湖南乡下，麟儿就全靠她双手撑持，我连问都不敢问她们是怎样熬过来的。现在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别无办法。母亲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把什么都耗在我这个孤女身上了，我什么时候才能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场！妈妈呵！这是由于我的不孝吗？是你的命苦吗？你是那样热情地以助人为乐，那样胸怀坦荡，把痛苦踩在脚下。我是你惟一的女儿，我什么也没有给你，却总是拖累你。我一定要学到如你那样坚强，我要活下去，为人民做事，对国家做贡献。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个人应该承担的负担再交给你。我应该洗清自己，还你一个干净的女儿。那么，好吧，让我先治好病，然后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亲爱的妈妈，我应该无所畏惧了！
第二天姚蓬子从芜湖回来。我请来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就诊。他显得很有把握似地说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了二等病房，单间，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两百元住院费。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地来到病房。主任说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电疗，又打针。可是仍不退烧，热度有增无减。白天，我烧得认不清人；方令孺来看我，守在我身边，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于用冰凉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较清醒。我按医生说的，临时雇了一个保姆守夜，她为我全身按摩，这样我才感到稍安。我心里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么痛苦，全无感觉，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祷告着：“我不要死啊！不能死呵！天可怜见，让我活下去呵！”我注视着窗外，万籁俱静，我揣测着明天，盼望有一个好天气。
就这样，我盼望着，拖着，人消瘦了，满头的头发脱光了，但却慢慢活过来了，内科主任说得的是伤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内科主任把我救活的，还是我自己逐渐好起来的。我住医院的钱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该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园。苜蓿园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也是我将重新起飞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个冬天完全是母亲一个人撑持着熬过来的。她现在无心给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谈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一心一意照看我一个人，这个她从小带大的惟一的女儿。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又离开了故乡故土，对别的都是无能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她已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坚定的耐心，顽强的沉默，让我相信她还是可以把担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后的一点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攒了五六年，为麟儿存的一笔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计划十五年后一次可以拿上几百元，这是老祖母最后苦心为她可怜的孙子一点一滴省下来的血汗钱。这时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大江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我想革命者发表文章、唱歌、演戏……总应该分清在什么场合嘛！化名是骗人，也是骗自己，欺骗总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我如果要写文章，一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国民党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去生命可以不顾，坚持过来，目前这一点困难却不能忍耐熬过吗？冬天虽然寒冷，是可以熬过的。过了冬天，就该是春天了！不会没有春天的。我就像一条死而不僵的小虫，带着两个小孩，在慈母的怀里，再熬过这个冬天吧。
二十三春暖待花开
苜蓿园是不会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却依然波涛汹涌，激奋人心。我在床上读到报纸，看到“一二·九”青年学子的进军，我的心随着大队滚滚前进。我要跃起，要飞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里去。但是目前我的处境，我该怎样呢？我没有忘记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样才能逃出这四壁铁墙似的囚笼？逃出来了又到哪里去？哪里能够安身？哪里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样才能成功？才能万无一失？我反复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动，党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写文章。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于是我努力振作起来，拿起搁置了两年多几乎生了锈的笔，我沿着自己创作的路子，用心用意，写了《松子》，接着是《一月二十三日》、《团聚》等。《松子》发表在萧乾编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大公报》的副刊《文艺》。《一月二十三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叶圣陶主编的纪念开明书店成立十周年的专辑《十年》。《团聚》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一卷四期。《文季月刊》和萧乾主编的《文艺》都是以鲁迅等左翼战士为支柱的。叶圣陶从二十年代起，长期来一直都是站在民主革命的一边，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洁身自好，忠实地维护革命。他们都是中间偏左，与反革命的国民党是绝不调和的。国民党也讨厌他们，不会放松他们，但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不得不表面上缓和一点，宽容一点，以装潢他们的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第二步，我稍稍开了一点门。老朋友谭惕吾来看我了。当年她虽是国民党党员，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我，却仍然保持着一九二四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她听说国民党对我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我灭口。只是因为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一九二九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二。四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们和我母亲住二层楼。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二十五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跟着翻译家高植也来了。萧乾也来了，他是为《大公报》的“文艺”拉稿子的。现在表面上我有了点自由，我可以在家会客了。但实际上，我只是为着要飞出去，希望要找到我想找的人而制作的一些烟幕。我希望我能给人一点印象，在国民党的眼中，如今我真的成了一个顺天知命的人、侍奉老母的孝女，安心于有一个可以苟安的简陋的窠巢。我以这种姿态迷惑敌人，松懈敌人的防范，然后我才有可乘之机，才能远走高飞。那么暂时就让一群不理解我的人，甚至是不可能理解我的人，好心也罢，坏心也罢，去猜测，去胡言乱道吧。
这时，我得到一个对于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达夫妇的消息。他们于一九三三年迁居北平；现在李达仍是一个著名教授。果真如此，我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一条缝隙了，这条缝隙也许能透出一缕阳光，真是太好了！
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一大的代表。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移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便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联系布置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曾在上海声明脱党，不参与政治活动，而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术研究。他翻译论述唯物辩证法的专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学者。一九二二年我在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曾是他的学生。那时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一九八七年以后我在上海，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他虽然不倦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对党内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风，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过去我们谈话时，他曾几次劝我和也频只从事文学创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涡。我们没有听他的，一个牺牲了，一个又陷进牢笼；但他始终是而且经常是照顾我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一个严肃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平时，还常有个别党员同志去他那里。因此，现在我认为如果找着他，便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我要立刻与他们通信，得到回信后，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亲和孩子们回湖南。这时，我不能把我的全部打算对母亲说。但母亲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么都不说，好像命运已经这样安排定了，她情愿挑着这副重担，带着我的一对儿女，勇气十足地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是的，即使我什么也没有说，她也不问，但她察言观色，能够体会到女儿的痛苦，女儿的向往，而且勇于挑起重担，与我分忧。她在一九三七年收到我从延安寄给她的信后回信说：“我知道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会舍弃我们这个小家的。”多好的母亲呵！我把当时几篇文章换来的稿费全给了她。她来信让我宽心，说她的挚友蒋毅仁可以照顾她。蒋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视和排挤的，因此她长期独住在常德。母亲便住的常德忠靖街蒋毅仁的房子，可以不付房钱，而且还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几问的租金，每月挪来作家用。这幢房子是用我母亲的名义、实际是她的女友蒋毅仁平日一点积蓄买下来，为自己养老送终作准备的。母亲告诉我这些，是让我知道，在困难中，在战乱的年月，蒋毅仁对她、对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谊。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把母亲接到北京；毅仁不愿离开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费给她，直到她离开这个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