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西夏大力吸收中华儒学，始自景宗元昊朝。而后的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等朝，可以说是西夏文化广泛吸收儒学的不断发展阶段。
毅宗谅祚“去蕃礼，从汉仪”，是一位积极的汉化主义者。这不仅因为他本人是由两位汉族乳母哺养成人的，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还因为有父亲元昊的临终遗言在案：“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他遣使向宋上表言：“本国窃慕汉衣冠，令国人皆不用蕃礼”。毅宗主动向宋贡马，希望换回他实现汉化所急需的儒家经典等文化精品。史载：“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正旦）、至（冬至）朝贺仪。（仁宗）诏赐《九经》，还所献马。”宋仁宗给西夏的《九经》，包括《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9部儒家经典。
毅宗谅祚精通汉语文，酷爱汉文化，并以汉语文行于西夏王国中。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中原文风笼罩西夏朝廷的局面。比如，为纪念承天寺这一浩大工程的落成，他命人遵其所嘱，作一汉文碑记：《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碣铭描绘了兴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骨舍利的有关情况，纯乎是一篇优美的骈文。
毅宗时期的一些佛教论述中，有的也明确掺杂了中华儒学的有关内容，如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在宣扬佛家“三宝”（即佛、法、僧）的同时，还宣扬中华儒学的“依德行行”“以孝治民”的思想。这说明毅宗是力主佛儒相融的，他毫不犹豫地将中华儒学引入到他本人以及西夏王国的精神世界之中。
毅宗在招揽汉族儒士方面，更是满怀敬重之心的。“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掠秦凤时，俘汉人苏立，授以官，颇用事。（景）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应死，亡命西奔，立荐之。谅祚爱其才，授学士，日夜谋”。
夏都六年（1062），毅宗对西夏官制进行了较大的补充，增设了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从而使西夏在汉化之路上，又跨进了一大步。
惠宗秉常（谅祚子）继位时（1068），梁太后垂帘，政权为梁氏所握。梁氏本为汉族，但出自勾结党项贵族、称霸边陲的野心，反而废止汉礼，采用蕃礼。结果，不但激化了西夏与北宋的矛盾，也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在战争的惨痛败绩和皇族的责骂声中，梁氏不得不让出惠宗。惠宗旗帜鲜明：废蕃礼，行汉礼！他极力恢复毅宗时所行之汉礼，以及“和宋”的政策。他“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乃下令国中，悉去蕃仪，复行汉礼。”尽管受到后族软硬兼施的折磨，但他实行汉礼的态度仍然鲜明而坚定。惠宗秉常之朝臣、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曾移书宋泾原路经略使刘昌祚，所出之言颇能代表惠宗秉常旨意：
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
即念天民无辜，受此涂炭之苦，国主自见伐之后，夙夜思念，为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机，发不旋踵，朝廷岂不恤哉！
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杨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崇宗乾顺（秉常子）亲政时，仍主张行汉礼。其时，学习儒家经典的风气日盛。宋人吕惠卿序并注的《孝经》西夏文译本，已行于西夏国中。有汉官御史丞薛元礼上疏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于是，乾顺采纳这一建议，于夏贞观元年（1101），在“蕃学”之外，又特建“国学”（汉学）。国学设置教授数人，收学生三百人，专门传授汉文儒家经典。同时，立“养贤务”，专掌国学廪食供给事宜。将汉学命名为“国学”，可见，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蕃学”。既已有“蕃学”，而又建“国学”，足见对精通儒学的人才的急需。建立“国学”，对加速西夏汉化的进程，是一重大举措。可以说，这标志着正式确立中华儒学在西夏教育乃至整个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标志着西夏以儒治国的新时期业已到来。
在党项羌贵族中，保守固有文化的习惯势力是强大的。据此可知，乾顺兴办“国学”，绝非一帆风顺。当时有御史大夫谋宁克上疏直言：“吾朝立国西睡，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但乾顺权衡了利弊得失后，仍毫不动摇地兴办“国学”。他大胆地将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改变为开放性和吸收性。他努力在文化上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吸收汉文化的优秀成果，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以满足迅速发展的西夏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他“命选人以资格进”，“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但又特别规定“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这里所谓“文学”，主要是指以中华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所谓“工文学”，实乃“蕃汉兼通”的同义语。史载，仰慕儒学而起名为“仁忠”“仁礼”的两个西夏宗室之子，就是因为“通蕃汉文字（学），有才思，善歌咏”，才被“任秘书监”的；不久又“擢仁忠礼部郎中，仁礼河南转运使”，“封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
乾顺本人酷爱儒学，好为风雅。据《宋史·夏国传下》：“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据元人虞集《斡相公画象赞》，西夏兴州（今宁夏银川）有夏主《灵芝歌》石刻。近年考古发掘证明，确有其事。在西夏王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了刻有《灵芝歌》内容的残碑，像“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这样的诗句，堪称词雅韵美。由此可见，乾顺的汉文学修养是很深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