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党项羌人有一部时间较为悠久的藏传佛教接受史。在西夏王国建立之前，早期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噶当派），已经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可限于史料，目前对此尚无法描述。在西夏立国以后，党项羌人继续介入正在发展过程中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等藏传佛教的重要流派，在西夏王国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
1.萨迦派
“萨迦”（又作“萨嘉”），在藏语中意为“灰土”“白土”。公元1073年，贡却杰波（布）在后藏修建萨迦寺弘法，故以为教派名。因该派寺院围墙绘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蓝三色花条，人称之“花教”。又因这一教派的喇嘛也头戴红帽，故也称之为“红教”（以前的宁玛派僧人戴红帽，有红教之称）。
萨迦派的实际创始人是卓弥·释迦盖希（993～1074）。卓弥在藏地初学梵语后，曾赴尼泊尔学习声明学和灌顶法，得“驿师”称号；赴印度超岩寺，从六大守门师学法，建立了“卓弥六门法缘”；到东印度接受灌顶，学习道果教授；第二次又至东印度，受取十三种灌顶和九大道果教授；返藏后，建寺弘法，成为藏系传讲道果教授的第一人。
是卓弥译师“圆满经续五弟子”之一的贡却杰波（布）（1043～1102），不但学得新译密法和道果教授，还学得集密、五明点、胜乐、成就藏等教授。他掌握了新旧密法，成为一代教主，以道果教授为主要法教授，创立了萨迦派。
由贡却杰波（布）与次妻玛久香姆所生的萨钦·贡噶娘波（1092～1158），于公元1111年正式主持萨迦寺，首次将道果教授用文字记录并加以阐述，正式确定了萨迦派的代表性学说。所谓“萨钦”，即是“萨迦初祖”的意思。
此后，对萨迦教法不断做出贡献的，有萨迦二祖索南孜摩（1142～1182），萨迦三祖扎巴坚参（1147～1216），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参（1182～1251），萨迦五祖八思巴（1235～1280）等。
萨迦派教义的核心是“道果法”。以修“明空无执”或“生死涅无别”之见为主。认为世间一切皆是明净空无，应舍弃一切牵挂和执著，断除一切恶业，专心行善积德。修法者只有断除一切“烦恼”而获得“一切智”，便可得到“涅”境界之“果”。道果法有显、密之分，传承关系也有多种。萨迦派规定：僧人可以娶妻，但生子后就不准再接近妇女。该派一直以家族相传形式延续法位，家族紧握政教两权。萨迦的道果法，系统化后共有11种教授，再加上“四量”和“四耳传”两项，统称为“十三金法”。“四量”：“量”，尺度，标准，指随世间名言或推理，判定知识。有正确解释口诀的“上师量”，所说真实可信的“圣教量”，准确解释佛教思想的“论著量”，准确修习佛的思想的“经验量”；“四耳传”：灌顶之水不绝，加持传承不断，教诫章节不颠倒，胜解心足。
土观·洛桑曲杰尼玛认为：“吉祥萨迦派所传显密之法，多至不可数计，尤以密咒四续部之灌顶及经讲解，口诀教授，实修事相等，难以尽数。”
萨迦道果法以《喜金刚续王第二品》（别名《呼金刚续》）为根本经典，这部经续有广略两部，《广续》70万偈，《略续》50万偈。道果法以“喜金刚”为本尊，一般的喜金刚修持法包括睡眠、起定、沐浴、拱施、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念诵、食物、威仪、随贪十种“瑜伽”（佛教的一种现观、思悟的修行方法）。据萨迦派的规定，喜金刚的开光仪式非常复杂，包括庆祝佛像绘妥、佛塔落成、经典刻写成功、佛堂修建完工而举行的各种开光仪式，轨范师必须具菩提心，精通仪轨，娴熟咒语。
道果法修习有其次第，即“首应舍非福，次则破我执，后除一切见，知此则为智。”修行者首先应把“非福”（恶业）抛掉，专心善事，使“来世”升入“三善趣”（天、人、阿修罗），而不会沦入“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进而，应破除“我执”（对自身是实体的执著），从而斩掉人生烦恼痛苦之根源。因为“一切皆空”，身体亦然。只有“无我空慧”，才可摆脱“轮回之苦”。“后除一切见”，这是从学佛的最高标准讲的。“见”是思维得到的见解，指思想、观点、主张等，如“常见”（身心常住的见解），“断见”（身心断灭的见解），“疑见”（怀疑真知的见解），“邪见”（否定因果的见解）等。“除一切见”，意在防止偏见，提倡“中道”（不着“有”“无”两边的观点），从而成为真正的“智者”，悟到佛法，进入佛界。这是道果法修行者的最高境界。
据藏文史料《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的伯祖父扎巴坚赞（1147～1216）任萨迦派教主（三祖）时，他的一个弟子迥巴勾希觉本，被西夏王国奉为上师。西夏通过觉本上师，向萨迦寺奉献了许多银器珍宝以及一个可以将公鹿从角尖整个罩住的锦缎伞盖。萨迦派的“道果法”传入西夏，也受益于扎巴坚赞和觉本。后来，八思巴（1235～1280）曾向忽必烈介绍过这段往事，以增强忽必烈对萨迦派的敬信之情，忽必烈果然遣人前往萨迦观览此物，很受启示。
据陈庆英先生考证，西夏时期对萨迦派特有教法之“道果法”，有多部注疏译作问世。如：西夏北山（贺兰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所译汉文本《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今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西夏文本《道果语录金刚句之解用记》（此篇名为史金波先生所译，陈庆英先生认为应译为《解用道果语录金刚句记》），西夏甘泉（甘州，即张掖）大觉圆寂寺沙门宝昌所传译的汉文本《解释道果逐难记》。
以愤怒形呈现的护法神中，有一梵文音译为“摩诃迦罗”（或作“玛哈嘎拉”），音译为“大黑天”的神。它是众护法神之首，从古印度人始，即视为战神或军神。大黑天神有多种，常见的有二臂、四臂、六臂、八臂等。早期，大黑天神是宁玛派、嘎当派的神灵；后来，又成为萨迦派特别信奉的尊神。我们从黑水城出土的唐卡中，可以看到萨迦派信奉的这种大黑天神像。如：今存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尺幅为66.5厘米×42厘米，编号为X2537的二臂大黑天神像。主尊一面三眼，头发竖起，梳着中央饰以禅定佛像的发髻，戴着五骷髅冠，右手高举金刚，左手胸前作印，耳、颈、腰、臂、手、踝多处挂有饰物，双脚踩踏在一个侧卧男性的身体上，背后是烈烈火焰光背。火焰之中，有10位女性神灵（梵文意译为“空行母”，音译为“荼加尼”），手持法器以舞姿显现。画面上方，有正在禅定的五佛。画面下方，有五位空行母起舞。画面顶上面，两端为汉字榜题“皇帝万岁”“国泰民安”，而居中处，上为梵文咒语，下为对应的音译汉字。还有，今存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尺幅为73厘米×56.3厘米，编号为X2374的四臂大黑天神像，也似信奉萨迦派的西夏人所作。
据《贤者喜宴》《新红史》等藏文史料说，西夏桓宗纯佑有子僧格达（狮子盛），僧格达有子多吉贝（金刚祥），多吉贝有子衮久（又作棍却），衮久于西夏灭亡后重回安多木雅地区，他有三子，其一即崩德，崩德有六子，其一为札巴达（称盛），札巴达有子多吉贡布（又作多吉贡波）。其中的多吉贝，疑为托吉王，又似为西夏末主见，他曾往依萨迦札巴坚赞法王，与吉祥萨迦人结缘。而其中的崩德，曾崇敬萨迦·班智达法王。其中的札巴达，曾被蒙古薛禅汗（忽必烈）诏命颁赐宝印，受封为司徒，北部昂仁寺即此人所建。其中的多吉贡布，后袭父职，曾任萨迦大长官。其后代，绵延承袭，为萨迦派的传播和发展奉力颇多。
西夏灭亡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萨迦派似在西夏地区继续发展，并为西藏归入元朝创造了特别的机缘。蒙古灭金后，阔端受封于西夏的故地凉州（今甘肃武威）。他仿效西夏王室邀请藏僧的传统做法，邀请萨迦班智达前来会面。由于阔端在凉州这一西夏故地，已经感受到萨迦派的浓烈氛围影响，加之萨迦班智达利用藏医为阔端治好了腿病，又借机作狮子吼菩萨等仪轨和咒术，得到了阔端的信任，并进而宣讲佛法，从而使阔端对藏传佛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有了对藏传佛教的共同信奉，下一步实现蒙元政权对藏区的统治，便似水到渠成。此后，忽必烈续阔端，八思巴续萨迦班智达，进一步推进了元藏之间的联系，也说明了藏传佛教的精神纽带作用。
2.噶举派
崇尚白色的党项羌人对“白教”——噶举派有着特别的虔诚。
“噶举”，又作“迦举”，在藏语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形成于公元11世纪中叶。该派以师徒相承的方式传教，故名。因该派僧人修法时穿白色僧裙和上衣，又俗称“白教”。
噶举派的核心密法——大手印教授，来自于印度。梵文名为“摩诃摩德优婆提舍”，其中，“摩诃”译意“大”，“摩德”译意“印”“手印”，“优婆提舍”译意“口诀”“教授”。据《大手印明点续》说，“大”是比喻法殊胜深广；“手”是比喻空智，即诸法空性智；“印”比喻印记，决定义。大手印有显、密之分。显教大手印，也叫空性、真实性大手印，专注所缘境而修慧，心不散乱，以慧证达诸法性空。显教大手印的修持方法，有主要讲述法性的“基大手印”，主要讲述修行方法的“道大手印”（包括善心一处不动、一切禅定的“三摩地”即“三昧”，解决迷惑的“决悬法”，以及使形神相应协调的“四瑜迦”），和现证佛位或佛果的“果（本性空）大手印”。密教大手印名目繁多，修行手印有金刚手印、不动金刚手印、宝生佛手印、无畏手印、****手印……它们表示手势、标符、修行姿势等。噶举派认为有：修证诸法实相（涅）的实住大手印，修证结果为空乐一体的空乐大手印，修证生起、圆满二次第光明的光明大手印。
大手印教授在印度的传承情况十分复杂。主要有包括主传集密法并创“幻身”“识传”法，主传摩诃摩衍和“梦幻”法，主传母续类法及“光明”法，主传《喜金刚》和“猛厉火”法的四家“远传”。还有萨乐和-龙树-舍婆黎-鲁俄巴-谛洛巴-那饶巴-麦哲巴的系统。谛洛巴（公元9世纪人）开创了“灌顶讲经”等九大空行秘诀，被噶举派奉为祖师。那饶巴（公元9世纪末期人）以脐火、光明、幻身、中有、往生、夺舍为内容的“那饶六法”，被噶举派尊为始祖。他的著述有《呼金刚密续广释》《茶毗仪轨》《金刚亥母修法》《时轮灌顶略释》等。麦哲巴，曾追随那饶巴学佛，后任经师，广收弟子，多有著述。
在西藏首传大手印法的，是印度僧人阿底峡和遍照护，他们将大手印垛哈（道歌）译介进来。西藏人坝热·托巴噶、玛本·却坝、楚顿·尤格坚参等三位译师，也翻译了许多大手印成就类法和垛哈法等教典。而第一位系统传讲大手印法的，是藏地著名的密法实践者——玛尔巴（公元11世纪人），法号曲结（吉）洛追，三赴印度，四到尼泊尔，向那饶巴、麦哲巴等上师学得四大教授、四部所有密法。玛尔巴译著众多，如《秘密如意宝耳传》《吉祥金刚空行无身之法》《大手印口诀》《空行秘语》等。玛尔巴认为，方便智慧双运合修，便能通达空乐无别、了空无别和悲空无别。在玛尔巴的众多弟子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弥拉日巴（1040～1123），又译米拉日巴，或米拉惹巴，法名多杰坚参，密号协贝多杰（笑金刚）。通过40多年的苦修，不仅继承了玛尔巴的修持教授，“胜乐空行耳传法”（一种修持胜乐金刚本尊的法术）和“夺舍法”（一种灵魂移动的法术），还证得了“拙火定”。拙火，又称“猛厉火”“脐火”。所谓“拙火定”，指的是通过念脉修炼、念咒修炼、宝瓶气修等方法，使脐轮针影燃起暖乐，烧尽烦恼，俱生妙智。弥拉日巴以吟唱道歌传授佛法，普济群生，教育子弟。弥拉日巴最杰出的继承者是达波拉杰（1079～1153），又译达波拉结，本名达玛嘉，法号索南仁青（又作索南仁钦），别名岗波巴。他把嘎当派教法与弥拉日巴密法相揉合，正式确定了大手印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是噶举派两大传承系统之一的达波噶举派的实际创始人（另一系统是香巴·噶举派）。达波拉杰坚持“诸法皆空”的理论，主张“人无我”，“法无我”，指出“我”是痛苦与罪恶之源。他把大手印重新定义，认为大手印是一切法的根本理论，并将依上师加持得见，依秘诀调心得见，依秘诀观心得见，依止观双修得见，依修气脉明点得见，通称为大手印五大秘诀；还明确了“专一”（专缘内心）、“离戏”（消除戏论）、“一味”（一切平等）、“无修”（无有相修）四品瑜伽。修得“大印”之境，悟到自心无处寻找，便修得空性而成佛。噶举派主要的本尊是明王上乐金刚（又称胜乐金刚）菩萨和金刚亥母明妃。
达波噶举派后来形成了噶玛噶举（创始人都松钦巴）、蔡巴噶举（创始人向蔡巴·尊追扎）、拔绒噶举（创始人达玛旺秋）、帕竹噶举（创始人帕木竹巴）等四大支系，其中的帕竹噶举支系，又形成了止贡巴、达垅巴、主巴、雅桑巴、濯浦巴、修色巴、耶巴、玛仓巴八小支系。
西夏流传噶举派的证据，不仅有多部从黑水城出土的金刚亥母佛经（如《金刚亥母供修顺要语》《金刚亥母处尽皆忏罪文》《金刚亥母处施食奉顺要语》《金刚亥母集毕作定顺要语》《金刚亥母依略作施火顺要语》等），还可从西夏境土之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宏佛塔（今宁夏贺兰县）、拜寺口西塔（今宁夏银川）等处，出土有多幅上乐金刚菩萨画像，从拜寺口西塔出土有上乐金刚菩萨木雕像，从贺兰山山嘴沟西夏石窟发现有上乐金刚壁画等，可以得到印证。
黑水城出土的一幅西夏唐卡（尺幅为98厘米×69厘米，亚麻布质，今存俄罗斯艾尔米达什博物馆，编号X2369），上面所绘为上乐金刚坛城图。画面主尊是上乐金刚和明妃金刚亥母。一身蓝色的上乐金刚，与一身红色的金刚亥母，相拥于坛城中央，昭示着解脱之道与无碍智慧二者的圆满结合。上乐金刚生有象征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四种愿望（慈悲、恋爱、享受、空寂无我）及四种解脱（形色、无色、无上义谛、空即众物）的四种不同颜色的脸。其中央的蓝脸可降魔，右面的黄脸（一般为白脸）能增益，左面的绿脸会消灾，后面的红脸表敬爱。其每一面脸上，都有可以洞察三界（欲界、****、无色界）、知晓三世（过去、未来、现在）的三只眼。其共有12只手臂，代表克服12种缘起（无明、行、识、名色、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人的束缚。他主要的一双手拥抱着明妃，右手持金色金刚（一种法器，状似半根金刚杵，极为坚硬，透明闪光），左手持金色金刚铃，两个法器如同阴阳相合，象征着灵巧与智慧的结合十分圆满。最上面的一双手，撑开剥下的大象之皮，象征愚昧已被消灭。还有四双手，右手分别持有双面鼓、斧、利刀、三叉戟；左手分别持有天杖、人骨碗、金刚索、四面梵天头。这些应是战而必胜的意思。上乐金刚梳着高髻，上饰助人如愿的宝珠和象征圆满的新月，顶上所饰交杵金刚，象征普度众生。头上所戴白色骷髅冠，颈上所戴50个人头和人骨念珠，都寓意人生之短暂。金刚亥母，生有象征真实的一面，以及象征知晓外在真实与内在真实的双手。她右手挥舞利刀于空中，象征无碍智慧斩断一切误见；左手持人骨碗拥抱着上乐金刚，象征着大乐智慧。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裸抱共修瑜迦（梵语音译，意为相应），任运自然，进入大解脱境界。画面中所显示的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修持密法之坛（又叫坛城、坛场，系梵文意译，其音译为“曼荼罗”），是象征卑俗存在的“八尸林”（八方寒林，各有象征）之地。围绕中心的四周，有38个神龛，均站立着各具象征意义的神灵。与以上之上乐金刚坛城图相类似，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唐卡，还有几幅，如：今存艾尔米达什博物馆，编号为X2371，丝绢画布质，尺幅为63.5厘米×44厘米的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双身像；编号为X2408和X2409的上乐金刚坛城图；编号为X2393，丝质，尺幅为111.5厘米×69厘米的蓝色猪面、红色身相金刚亥母图。学者对这些唐卡画面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西夏人信仰噶玛噶举派，尊奉金刚亥母修习仪轨传统的事实。
宏佛塔覆钵式塔身上部砖砌槽室（称作“天宫”）出土的唐卡中，有尺幅61.3厘米×40厘米，彩绘绢质的上乐金刚和金刚亥母双身坛城图。上乐金刚蓝色裸身，有朝向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的蓝、黄、红、绿四色面部。每色面部均有洞察一切的三只眼。有12只手臂，主要的一双手拥抱着金刚亥母，右手持金色金刚，左手持金色金刚铃；最上面的一双手，撑开剥下的象皮；其余四双手，右手分别持有双面鼓、斧、利刀、三叉戟，左手分别持有天杖、人颅骨碗、金刚羂索、四面梵天头。上乐金刚梳着高髻，上饰交杵金刚、如意宝珠、白色新月。头戴白色骷髅冠，颈戴50个人头和人骨念珠。金刚亥母红色裸身，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挥舞利刀于空中，左手持人颅骨碗拥抱上乐金刚。她也生有洞察一切的三只眼，头戴白色骷髅冠，颈戴50个人头和人骨念珠。画面中显示的坛，也是卑俗存在的“八尸林”之地。画面上方，还绘有6位女神，作为金刚亥母的6种上乐甲胄真言。据索南才让（汉名许得存）说，《胜乐根本续》所谈修炼方法51品之第6品，是采拾6种胜乐的甲胄真言，包括“唵”（心）“呐木”（顶轮）“斯哈”（头顶）“毗舍达”（甲胄咒）“吽吽”（眼）“咤”（武器）。六字真言摄为四宝，是佛薄伽梵（释迦牟尼）父母的两大本咒，二心二近二甲胄。
拜寺口西塔出土的唐卡中，有尺幅为85厘米×45厘米，彩绘绢质的二臂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双身坛城图。上乐金刚蓝色裸身，一面三眼，双臂紧拥金刚亥母，右手持金刚，左手持杵铃，头梳高髻，并戴骷髅冠，颈戴50个人头饰环。金刚亥母红色裸身，腰围金色璎珞，膊、腿多处饰有金色镯环，左手紧拥上乐金刚，右手高擎利刀。唐卡上方绘有五幅颜色不同的上乐金刚和金刚亥母相拥图，所绘蓝、黄、白、红、绿色，代表坛城东、南、中、西、北五个方向。唐卡下方，西端绘有护法神不动明王的变形，右护法右手持金刚，左手持金钵，左护法右手持利刀，左手持绳索；中央绘有三位蓝色身相的护法神，居中者正是背负熊熊火焰，右手持利剑，左手持绳索的诸明王之王的不动明王。
与以上类似的二臂上乐金刚像，在贺兰山山嘴沟附近的西夏石窟壁画中，也有发现。需要提及的是，以上几幅上乐金刚坛城，采取的不是圆形，而是长方形（分格），这或许是西夏人有意的择定。采用圆形坛城的西夏上乐金刚坛城图，也是存在的。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唐卡中就有发现，如现藏艾尔米达什博物馆编号为X2408（尺幅为100厘米×72厘米）、X2409（尺幅为52.5厘米×54厘米）的两幅作品。前者，由画面中心呈辐射状，依次向外（至方形坛城止）形成5个同心圆，并在其中安置了37位神灵。后者，在方形坛城外又绘有多重同心圆，并在其中安置了象征六字大明咒的6位瑜伽女（女神）。在西夏故地凉州（今甘肃武威）缠山村出土的西夏唐卡，所绘上乐金刚坛城，也系圆形。
“上乐金刚法”究竟何时传入西夏？有待进一步探究。从拜寺口方塔出土有包含上乐金刚法内容的汉文《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和《是钉撅咒》，可以透露一些信息。该塔建塔题记中，有“白高大国大安二□寅卯岁五月”，据孙昌盛先生考证，是1075年。即是说，这些上乐金刚法文献可能是此时（或者此前或者此后），传入西夏的。从塔中出土的捺印佛像不仅是印度波罗样式，且带有梵文的非吐蕃文的情况推想，这些上乐金刚法文献也有早于1075年传入西夏的可能。这些上乐金刚法文献，残卷标明“国师知金刚传”，这说明知金刚是在西夏的吐蕃僧。谢继胜先生认为，知金刚是玄密帝师的弟子，而玄密帝师可能于其40岁自印度返回以后，即1130～1161年，在西夏活动；而知金刚可能于1160～1200年，在西夏活动。这一考证说明，西夏人至迟在玄密帝师来到后，与噶玛噶举派发生了联系；至迟在知金刚来到后，得到了上乐金刚法的书面文献。
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等载记，西夏王Taihu敬仰噶玛噶举派。法王都松钦巴（1110～1193），先居昌都地区建噶玛丹萨寺（1147年），噶玛派因此寺得名。后至拉萨西北之堆龙，建粗朴寺（又译作楚布寺，1187年创建）。此两座寺，成为噶玛噶举派上下主寺。都松钦巴学过萨迦派“道果教授”，宁玛派“大圆满教授”。但终以“拙火”“大印”自认。都松钦巴居粗朴寺时，Taihu曾遣使往迎。都松钦巴未能亲往，乃应使者请求，派遣弟子格西藏索瓦前往西夏。格西藏索瓦备受西夏王专宠，尊为上师，以传授藏传佛教的经义和仪轨，并组织人力翻译佛经为己任。后来，都松钦巴在其粗朴寺兴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遣使奉献赤金塔衣（璎珞），经幢、华盖等物。都松钦巴圆寂后，在其焚尸处建造吉祥聚米塔时，格西藏索瓦特意从西夏作贡献，以金、铜等包饰佛塔。
由于“仁孝”二字的西夏文读音为“尼芍勿”，类似藏语中的Taihu，故以上所记之事，所谓西夏王Taihu应是五世西夏王仁宗仁孝，其生卒年为1124～1193年。这说明，西夏中期即与吐蕃刚刚形成的噶玛噶举派发生了密切联系。
《如意宝树史》等说，西夏桓宗纯佑的上代（应是指仁宗仁孝）邀请过噶玛噶举派喇嘛仓巴前往西夏。直到西夏亡于蒙古以后，噶玛噶举派的二世（都松钦巴为一世）噶玛拔希（1204～1283），还曾在西夏故地和蒙古等地拥有很大的影响。据吐蕃史书《红史》载记，噶玛噶举派从松都钦巴起，在康地就有相当影响，而到噶玛拔希时，对康地的影响就更加突出，这其中与都松钦巴、噶玛拔希都出身于康地，不无关系。忽必烈南征路过康区时，当地民众抗不奉命，忽必烈便诏命噶玛拔希侍奉左右，但噶玛拔希不肯。他从川西而北上云游传教，到了西夏故地甘州（今甘肃张掖）、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他是因为感念于以前的“大成就者”降生为西夏的“敬戴佛法之王”，其王子及弟子们多在此地繁衍，并正适教化之时，于是他便到了西夏之地。他起誓要“使所有信徒如愿以偿”。噶玛拔希不仅瞻仰了甘州的千手千臂大文殊菩萨，还在西夏之地修复了许多被毁佛塔，盖起了许多经堂和僧舍，并于西夏蒙古之交界处建造了吹囊朱必拉康寺。他曾种树纪念，并表达了“等树木长大，再回此处”的心愿。传说西夏之地的幻化寺（地点不详）中的绘画，是表现噶玛拔希后两世利益众生的景象。试想，康区原为党项羌人聚居地，西夏灭亡后必然是西夏党项羌遗民们回归和返迁的首选地之一。这从人的情感和心理上看，是理所当然的。蒙军之所以在康区遇到阻力，正因为这里有遭受过蒙军野蛮侵扰，以至满怀亡国灭家之痛的西夏遗民。噶玛巴希之所以不仅近而心系康区，远而心系西夏故地，就因为是基于噶玛噶举派的精神联系。史料虽然极为简略，但却印证了西夏党项羌人与藏传佛教之噶玛噶举派之间，有着紧密而深长的关系。事实上，许多生活于康地的党项羌人（含西夏遗民）在西夏灭亡后的几百年间，不仅一直是噶玛噶举派的信徒，还因此而逐渐融入了藏族之中。
作为达波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的拔绒噶举派，与西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该派创始人达玛旺秋（1127～1199），是达波噶举派创始人达波拉杰的弟子，他在后藏昂仁地区的绛地建拔绒寺，以密教大手印修法和显教大手印境界收徒传法，自成一系。据藏文史料传说，达玛旺秋寿命特长，聚徒甚众，其弟子中有名为“帝师热巴”（又作弟希热巴）者，与西夏关系甚为密切。但汉文史书中没有关于帝师热巴（弟希热巴）的载记。王森先生曾提出，帝师热巴似为西夏或金之帝师，他是达玛旺秋最著名的弟子。达玛旺秋死后，拔绒寺的堪布（主持人、首席喇嘛）职位，由其家族时代相承，后来，族中多有争执，堪布数数易人，此寺与此教派渐归衰绝。崔永红等著《青海通史》简略提及到“公元11世纪后，噶举各支系在今青海玉树一带传教、建寺活动异常活跃”，“拔绒噶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弟子弟希热巴（1128～1210）曾长期传教于西夏，是西夏王的灌顶师。”据记者唐荣尧亲赴青海玉树考察所获，一本写有汉字“赵纯佑”（西夏桓宗）的藏文书中载记说，弟希热巴曾于西夏桓宗纯佑时期的公元1198年，前往西夏传教。当时，正值西夏人打败了蒙古人。至公元1206年，西夏王（桓宗纯佑）驾崩。弟希热巴曾为年幼的王子灌顶，预测其半年后继位。可不久，罗太后支持安全自立，是为襄宗（即仁宗仁孝从子，崇宗乾顺之孙）。但新国王仍然很尊重弟希热巴，称他是给国王灌顶的人，是西夏王御赐的上师（一种对高僧的封号）。据说，弟希热巴在西夏修建了上千所寺院，最著名的寺院叫“僧尔噶”（音译，地址不详）。说他还将西夏王赏赐的印章、织锦、法器等物带回到青海，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西夏物品曾收藏在青海玉树的觉拉寺，惜“****”时被毁。还说，弟希热巴据其西夏之行著书《噶本》。惜有关弟希热巴的藏文史料，至今没有译成汉文。
藏文史料《红史》《贤者喜宴》等载记，蔡巴噶举派创始人向蔡巴·尊追扎（1123～1194）曾指点雅隆地方人查巴僧格到西夏修习和弘扬佛法，成为西夏王的上师。向蔡巴·尊追扎的弟子藏巴东（敦）库哇等7人，取道西夏（约1189年），又到了蒙古。在成吉思汗即位（1206）后的三四年的时候，曾召见藏巴东库哇，了解西夏的情况。藏巴东库哇借机宣讲佛经，但因受到萨满道士和也里可温（基督教）教士的诋毁，便又回到了西夏，翻译、宣讲藏传佛教。直至成吉思汗灭亡西夏的火猪年（1227），他一直在西夏宣教与修行。面对蒙古军的武力摧毁，藏巴东库哇向成吉思汗宣说佛法，劝阻毁佛，从而保留和修复了西夏地区的一些佛寺，并促使一些僧人得以免除关税和兵役。藏巴东库哇不仅凭借蔡巴噶举派为纽带，使西藏与西夏建立了联系，并进而与蒙古及元朝建立了联系。正是因为有了向蔡巴·尊追扎（其出家时，依止的根本上师咱米译师，出自党项旧地），及其弟子藏巴东库哇这样的致力于地区间宗教联系的藏僧，不间断地积极活动，终于使西夏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由南向北扩散的重要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