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语言是人的力量的统帅。”口才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目前我国人民的整体口才水平来看，可以说还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请看下面的例子：
1984年10月，三千名日本青年来华与我国青年进行友谊联欢。不论是公开场合的演讲，还是私下的交谈，人们都可看到日本青年总是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但相比之下，我国青年就显得过于拘谨、木讷，甚至有些人像韩愈说的那样，“足将进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一些同志感慨至深地说：“在语言交际方面，同外国人相比，我们有很大差距。”
当然，我国人民不善辞令和交际，并非仅仅表现在对外交往方面。即使在同一机关、同一科室，甚至同一班组的同事，在公开场合讲话发言时，也往往是你让我先说，我让你先讲，推来搡去。小伙子变成了拘谨羞涩的大姑娘，而姑娘们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使被点名发言，也多半是“三句半”、“对口词”，简短得不能令人满意。
这是种族遗传吗？不是的。在历史上，我国的口才家、雄辩家如群星灿烂，不计其数。盘庚可算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演讲家，他就是用慷慨陈辞，说服臣民们拥护其迁都，挽救了政治危机。战国时代的苏秦凭雄辩之才，挂起六国相印；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机智善辩，舌战群儒；晏子使楚，名彪青史；解缙巧对，传为美谈。就是在近代，也曾涌现出像闻一多、鲁迅那样的口才大师。到了现代，更是产生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雄辩家。显而易见，我们民族并非是先天注定口才低下的民族。我国人民口语表达能力不高，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我国做为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先哲圣人、文人学士给后代子孙留下了许多有关处世之道、言行举止方面的名言警句和“经验”之谈。其中多数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些是封建糟粕。诸如“君子讷予言而敏于行。”“话到嘴边留半句，未可全抛一片心，”“言多必失”，“语多伤人”，“少说为佳”等等。这些陈腐的传统观念还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约束着人们的言行。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些封建意识的派生物早该销声匿迹了。但不幸得很，由于存在“左”的倾向，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尝够了“祸从口出”的苦头，只能众口一词地唱赞歌，否则便张口有罪。因而，这些名言，更是被人们奉为处世为人的金科玉律。许多人都抱着一种“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随遇而安”的态度，奉行着一种“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处世哲学。善讲的不愿讲，不善讲的不敢讲。人们失去了自由地交谈、论辩的条件，怎么能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呢？加之某些领导者在用人标准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沉默寡言者，往往被称赞为“老实厚道”，而能说会道者，则被认为“不稳重”、“不成熟”。那些老实听话、言语不多的人往往会受到某些领导的赏识，而那些敢于发表不同见解、锋芒毕露的人却往往很难得到重用。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严重地阻碍人才的正常成长和合理的使用。
人们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确立新观念，再不能也不应该沿用过时的“老章程”，作茧自缚，墨守成规了。全社会要造成一种以能盲善辩为荣，以不善言谈为羞的风气，鼓励人们大胆讲话，为每一个同志创造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锻炼语言的环境。朋友们，勇敢些！冲破封建意识的罗网，向陈腐观念宣战，同习俗偏见抗争！彻底抛弃传统的口才观，在社会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争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口才，在社交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创造型、开拓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