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往往把不善言辞、“讷于言”作为一种美德，而瞧不起那些伶牙利齿、能说会道的人。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口语。不但在过去，就是在今天，它仍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信息论的研究者认为，在通信手段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仍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信息依靠人的口语去传递。口语在语言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比文字出现得更早，而且应用也更为普及。
既然口语是人们传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或手段，那么，它就有高低优劣之分。古希腊寓言家伊索年轻当奴隶时，主人曾命他备办几桌酒菜招待客人。开宴时，宾客们看到席上的菜肴全是各种动物的舌头，主人大吃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伊索答道：“舌头是引领各种学问的关键，不是最好的菜吗？”第二天，主人吩咐再办一次宴会，菜要最坏的。上菜时，伊索端上的依然是各种动物的舌头，使主人暴跳如雷。伊索解释道：“难道一切坏事不是从口出的吗？舌头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东西。”这个故事，恰好和我国古语“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嘴巴一打开，兴隆或败坏从这里开端）是异曲同工的。因为，只要开口，就会有一定的效果。不是使用准确的、明了的、有效力的语言，就是使用错误的、含糊的、低效甚至无效的语言，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口才决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
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口才家。春秋时期，孔子教学曾开设过口才课。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就提到君子修养的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说话的时候，多考虑言辞和口气，就可以避免粗野和错误）。所以，在孔子的弟子中不乏擅长应对和论辩的人。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原来并不善口才，到秦国游说碰了钉子，回家后苦练论辩本领，终于说服六国合纵抗秦。《战国策》一书，也生动地记载了大量纵横家精辩之才的故事。但在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渐渐出现了“重写轻说”的局面，口才训练日渐疏落，不但士大夫们“钝于言而敏于文”，在一般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把毕生精力用来舞文弄墨，希冀在科举考试中以华章进入仕途。尽管在本世纪“五四”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科学民主，大兴演讲之风，对口才的训练有了重视，但那延续二千多年重写轻说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专制的统治思想钳制着人们的言论自由。所以，“祸从口出”、“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言多必失”之类的训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总之，人最好不要说话，不要发表意见，以免招致杀身之祸，更毋谈口才了。这样相沿成习，人们便把“不说话”当作美德，当作安身之道，甚至美誉为“老实人”。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陈腐的观念必须彻底革除了。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和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离群独处”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信息的千变万化，迫使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更多、更广泛、更及时地与其他领域的人们交流意见、互通情报，演讲、协商、谈判、辩论、推销等都需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使别人乐于接受。有时，一个电话就能做成一笔大生意。把时间消耗在无谓的“磨牙”上，是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节奏的。
现代社会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在民主与法制日益健全的形势下，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对社会上的一切利弊，应兴应革都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那种“少说为佳”、“金人三缄其口”的陈腐作法，既放弃了公民的权利，也难尽到公民的义务。万一遇到自己应得的权利受到侵害，或是自己的行动被人误解时，如果不开口去声辩，去抗争，去解释，那又何“佳”之有呢？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不善辞令绝不是一种美德，而是知识不全面的表现，它与“老实人”风马牛不相及。既然“说”和“写”不过是表现思想的两种用途不同的形式，那么，我们就应当提倡把“能说会道”建立在尊重客观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人人都争取做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实人。
因此，要为“能说会道”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