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描述了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的四川”，概括了他们在文学追求方面的几个重要的区域特色，并参照入蜀作家的别一种“四川文学”略加比较，到此为止，我们是不是可以对现代四川文学的总体特征作一个大致的小结呢？
首先，我认为，就作家来看，现代四川作家的心理年龄都不大，他们缺少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味，富有青春的气息，对新事物十分敏感，接受较快，对旧传统的反叛也比较果敢、迅速，他们相当灵活，善于自我调整，与时俱进。
其次，四川现代文学大体上出现了一个由抒情到写实的演化过程。抒情和写实都各有成就，但最终是以稳健的写实最充分地展示了巴蜀文化的特色，并以此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坛对这块内陆腹地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从抒情到写实的演变反映在了许多四川作家的创作生涯中，而且这一演变又大都是在抗战前后完成的。
第三，就四川文学的抒情性来看，四川的诗歌和具有浓郁抒情意味的小说主要担当了这一抒情使命。四川文学情感丰富，激情、温情、伤情兼而有之，既有雄大磅礴之貌，也有浓丽繁艳之色、悲戚动人之态。但有时缺少必要的深沉和幽邃。
第四，就四川文学的写实来看，其内容特别的丰厚，不同的作家为我们描绘了内陆腹地的生存百态，耿介的农民、泼辣的女性，蛮横的实力人物，缺少道德自律的市民，灰色的小知识分子，以及那不乏茶铺、烟馆、麻辣小吃的热腾腾的乡镇及乱哄哄的城区。乡村和乡镇是“文学四川”的“质地”。在读解四川的时候，四川文学是冷峻的、客观的，最冷峻、最客观的创作一般就是现代四川文学成熟的上品。当然，它也不乏幽默讽刺，但这些幽默讽刺的笑料又多半来自笔下人物放纵的自我表演，是他们真实表演的可笑，内陆腹地的中世纪野蛮本身就是充满喜剧性的，这似乎并不需要我们作家过火的调侃和戳击。在写实艺术中，“故事性”仍然特别为四川作家所看好，许多四川作家都是善于在小说中“摆龙门阵”的。当然，如此一来，可能在作家个人的思考和哲理提升方面就略显不足了。
以上四个方面大体上概括了现代四川文学的区域追求。自然，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里，这些追求各有侧重，但愈是较多地汇聚了这些追求，作品的区域特色也就愈加浓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所谓的“京味”小说、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我们也不妨把包涵在这些区域追求中的文学旨趣称为“巴蜀味”，将包涵着较多巴蜀味的四川文学称之为“巴蜀派”文学。如此衡量，郭沫若可谓是个性气质与抒情型的“巴蜀派”，沙汀、李劼人、罗淑、周文、王余杞等可谓是个性气质与写实型的“巴蜀派”，艾芜小说传奇与写实兼而有之，传奇亦来自他对巴蜀社会的痛切之情，可谓是融传奇与写实为一炉的别具一格的“巴蜀派”，巴金呢，他游走在脱逸乡土与返顾乡土之间，也有川人的个性气质，可谓是半个“巴蜀派”。
提出“巴蜀派”一词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想借此深入阐述这一区域文学派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为了与其他区域的中国现代文学相区别，我在这里再对写实型的巴蜀派补充几句，因为他们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四川文学的区域文化特点。我们说中国现代文学三个十年的历史是由来自不同区域的作家共同书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区域的作家都固守了自己的乡土体验。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迁徙乃至流亡，行动上的迁徙和流亡终于又转化成了精神上的迁徙和流亡，而且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民族战争的洗掠之下，他们的乡土也可能无法保持原有的完整和纯粹了。
浙江作家茅盾不单写了浙江农村（《农村三部曲》），更写了大都会上海，写了大后方的四川。曹禺生长在天津，但《原野》写的却是山村；许地山来自福建，他的创作却不乏北方意象；丁玲的乡村生活小说《阿毛姑娘》的背景并不在老家湖南而在杭州附近，郁达夫是浙江作家，但他对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兴趣显然大于他对区域的兴趣；鲁迅的《故乡》、《风波》、《祝福》有浙东乡土的色彩，他也一直被我们看作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首创者，但显而易见，浙东乡土并没有局限鲁迅的大学视野，鲁迅是在广阔的中国现实和深远的历史长河里运行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当多的中国现代作家都不曾受缚于自己故乡的生存景象。他们早早地从乡土意象中超越了出来，在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层面上发现和提炼着艺术形象，他们与各自的区域文化的联系是潜伏的、曲折的，有的甚至就很难确认，比如丁玲、周立波与湖南文化的关系就是这样。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最鲜明地标示出了作家与各自区域文化的关系。如王鲁彦、许钦文、许杰与浙江文化，台静农与安徽文化，沈从文、废名与湖南文化，赵树理与山西文化，萧军、萧红与东北文化等等。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乡土作家的创作也是复杂的。一类如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台静农、彭家煌，他们也不是全神贯注地发掘着区域文化的体验，作为小说家他们还有其他的成就。王鲁彦抗战以后流徙华中、华南时的创作主要受抗战热情的激荡，追求传奇性和现实性的结合；许钦文、许杰对知识分子题材，台静农对“时代的先知”，彭家煌对家庭题材都同样充满了兴趣。二类如沈从文、废名、萧军、萧红与赵树理。在描绘各自的区域风俗的时候，他们满怀情感，也特别投入，但这种描绘本身却别有所指。应当说，以描绘区域风俗的方式传达自己对人生和生命的感受与记录区域风俗时将情感和思想寄寓其中是有微妙差别的两种区域文学追求。我感到，这一类作家更接近前一种追求。赵树理对山西意象的撷取明显是在阶级斗争思想的严格指导下进行的，“浓重的‘山药蛋’味并不完全是由区域性因素决定的。”萧军萧红要在东北大地上煽起生命的蓬勃大火；沈从文则表白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在中国现代各区域的文学创作中，四川算得上是对乡土题材最专注的地方之一。虽然有的四川作家也没有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区域感受（如郭沫若、巴金），但无疑这一地区专注于故土描写的作家还是相当多的。几位著名的小说家如沙汀、李劫人、罗淑、周文均在此列。这几位作家都或长或短地在上海生活过，但李劫人、罗淑却毫无“海”味，周文最著名的小说也不是写上海的，沙汀的初期创作有“海味”，但他后来的自我否定却格外的坚决彻底。而且，在描写故乡风土的时候，四川作家的冷静和客观是十分明显的，这与沈从文、废名、萧军、萧红、赵树理大为不同。冷静客观的结果便是区域意象自身获得了较多的保留，是一种更加“本色”的艺术呈现。我认为，四川文学作为“巴蜀派”的最显著的特征就在这里。
“巴蜀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种独特性其实很早就引起了理论界的注意。在40年代中期文艺界的那场“主观”、“客观”的争论中，“巴蜀派”文学的主要代表沙汀就曾被当作了“客观主义倾向”的代表，不管这“客观主义”有怎样的贬意，也不管这种评价对沙汀是不是全面的，但“客观”一词的确部分地凸现了沙汀创作的特色。1945年，杨晦也是从沙汀创作中悟出了并立于京派海派之外的艺术选择一农民派。杨晦说：“从前，不是颇吵过一阵京派海派的问题吗？其实，这中间正有着一个农民派的问题，却不为人所注意。”“沙汀不但是醉心于农民的题材，他的也正是农民的性格。他跟一般在农村社会里生长的人们一样，曾经在一个狭小的区域生活惯了。习于那种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的更深一点，更久一点’的生活方式。然而，却正因为他的这种乡土气氛，才把这在偏远内地所谓川西北的社会情形，给全盘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农民派”的“派性”显然就在作家对特定乡土面貌的表现和他们表现风格的质朴和“本色”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作家并不少，但杨晦特意将沙汀与“农民派”相联系，这是不是因为沙汀身上那种特别显著的区域气质引起了他的注意呢？
沿着杨晦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各区域文学中，四川文学的确是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农民派”的特色。这是由四川这一内陆腹地文明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农民文化是一种封闭的自成格局的文化。现代中国虽然从很大程度上讲都还是深受着农民文化的影响，但不同的区域，农民文化的浓度和完整性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沿海地区和东北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较深居内陆的四川要大得多，区域的封闭性也被撕开了不少，八年抗战更将大半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恰恰是四川，既较少受到工业文明的“海风”袭击，又避免了侵略者铁蹄的直接践踏，所以相对地保持了区域的封闭性和农民文化的完整性，“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这显然就是像沙汀这样的作家集中精力表现农民的最坚实的区域文化基础。沙汀尽情地写着农民，写着出身于农村的灰色的知识分子；罗淑也写着农民，写着农民式的盐业工人；周文笔下的军阀和官僚们的耗斗实际上也来自于农民文化的狭窄和僻陋；李劫人笔下的成都只不过是乡村与乡村之间的集市（一个最大的集市），赫达三既是城镇的官僚、又是乡下的绅粮，“乡下人”顾天成、顾大嫂（邓么姑）在这里进进出出，保路运动一起，四外乡村立即陷入到无政府状态，真正呈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农民文化以及建立在农民文化基础之上的乡镇文化是现代四川作家最大的艺术依托。虽然“巴蜀派”的创作未必都以农民和乡镇为题材，但它却以其他区域作家难以比拟的专注成为了现代中国“农民派”文学的中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巴蜀派”独特的文化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北京、上海和四川似乎代表了三个互相对应的文化发展状态。上海“海味”十足，既充斥着现代都市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也往往成为革命力量的策源地，它代表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从经济到文化的最活跃的一端；北京雍容大度，悠闲自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和稳健，较之上海，它少一些激进而多一些人文关怀，但却难以掩饰那种传统重负之下的颓败之态，北京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行艰难的理性对话的层面；四川却因为深居内陆腹地而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它更多地也更完整地保留了中世纪时代的种种景观，它的落后和野蛮，局限和潜力。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一个被“冷落”了的角落。与文化发展的这三种状态取着大致的对应，我们便读到了“海派”文学、“京派”文学和四川的“巴蜀派”文学。所不同的是，“海派”和“京派”并不仅仅是由上海作家和北京作家创造的，它代表的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旨趣，是各地“下海”和“上京”的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甚至也曾裹挟了一些四川作家，如巴金，而“巴蜀派”却基本上是在四川一个区域形成的，这样倒是把区域文化的特色集中了起来，通过对读“巴蜀派”与“海派”、“京派”文学，我们将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嬗变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