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失去爱子,后又痛失爱妻,巨大的悲痛和愤懑,使顺治动用了皇权,下了一道超乎寻常的旨意:为董鄂妃隆重发丧。顺治皇帝提出,董鄂妃的丧事要按皇后的标准办,可孝惠皇后依然健在,而且董鄂妃仅仅是皇贵妃,这样做有悖祖制,好在孝惠皇后深明大义,主动提出让位,太后也只得答应。接下来,他下令全国为他的亡妇服丧。百姓三日,官吏一月。同时命令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的公主、王妃、命妇齐集景远门外哭灵,对哭得不动情者严惩不贷。从满洲入关后,朝廷还没有举行过如此隆重的葬礼。
然而,顺治皇帝早从顺治十四(1658年)年开始就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曾派人从江南请来了高僧玉林通、茆溪森师徒进京说法,后来竟要求玉林通为他起法名,玉林通无奈只得依从,顺治皇帝从中选择了“行痴”。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以求解脱,并要求茆溪森为他剃度,太后与诸大臣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好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赶到,提出如果茆溪森敢为顺治剃度,就当场烧死他,顺治帝无奈,只得派自己的贴身太监吴良辅作为替身,入寺修行。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顺治皇帝经过这几次变故,身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董鄂妃死后仅半年,顺治帝就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当时正值春节,宫中与民间都张灯结彩准备欢度新年,就在这时,皇帝病重的消息从宫中传出,朝廷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布大赦令,可是并无收效。在钦定皇三子即位、口述遗诏后,顺治皇帝于正月初七日半夜驾崩于养心殿,时年24岁。
顺治皇帝死后,尸体被火化,于康熙二年与孝康皇后(康熙帝生母)、孝献皇后(董鄂氏)合葬入清东陵中的孝陵。
10.谜团缠身的雍正皇帝
提起雍正皇帝,人们对他的兴趣,多是“血滴子”暗杀、弑父杀弟“得位不正”,乃至暴卒的神秘。这个“四阿哥”(皇四子)得位伊始,从皇子贝勒到好事草民都对他非议纷纷。
在清朝12代皇帝中,雍正蒙受骂名最多。对他谴责最多的是搞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禁锢社会思想。其实,在他统治下的13年间国运还挺兴隆,远非晚清那些丧权败邦之君可比。雍正执政时,完善对西藏的行政管辖,设立了驻藏大臣,还平息了青海叛变;接下来的乾隆,再将汉朝便是国家西域的新疆收归版图。虽然以后在清末民国年间损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但毕竟还是为中华民族留下960万平方公里疆土,就这一点而论,雍正算是功不可没。雍正在位时,还干过几件载入史册的事,如将“摊丁入亩”制度全面实施,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人口税,而只收土地税。老百姓由此减轻了负担,溺婴也大大减少,中国人口从康熙初年的1亿激增到道光年间的4亿(这点是功是过后人倒有争议)。
过去一些野史谴责雍正,说他在康熙病重时送上“参汤”,让其父迅速归天。他又让隆科多密改康熙的遗诏,将“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上下添了两笔变成“传位于四子”,由此取代了他同母的十四弟而篡了位。不过,从清宫习惯和文体来看,改遗诏之说不太可信。满代自顺治入关后便受博大的汉文化包围熏陶,加上刚依照蒙古文创建的满文词汇又很少,很快便普遍使用汉文。不过康熙、雍正两朝对满洲亲贵们下密诏时,为了内廷的隐秘性却多使用满文,事关“国脉所系”的传位诏更应如此。即使用汉字,按当时的文法也不会用“于”,而应用“於”。
雍正谋害其父一事,至今也无证据,不过,倒有蛛丝马迹说明此人继承皇权确实可疑。清宫档案中发现他刚即位时给隆科多的一封信,肉麻地称这位“舅舅”是“朕之功臣”、“旷世罕有之臣”。康熙临终前,由隆科多率御林军守护,他对雍正何“功”之有?语中当有隐情。雍正继位后起居也有奇怪之处,其父的寝宫他绝不去住,自己的陵墓也没选择在安葬父、祖的遵化县陵园,而是另在西面的易县开辟了一处新陵园(此后清帝才在东陵、西陵交叉安葬),仿佛很害怕冥冥之中的父皇。对当时迷信鬼魂的清室来说,这些举动只能用必有亏心事来解释了。
雍正继位后很快圈禁了早有权力之争的八弟、九弟,还下令将他们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为猪、狗),二人不久便暴卒。据溥仪之弟溥杰说,他在宫中发现过雍正留下的杀弟密诏。将兄弟改畜生之名的举动,本身便反映出本人的荒唐下作。稍有点独立思考的人都会问,这两个亲王若是狗是猪,作为其亲哥哥的皇帝又是什么呢?
雍正帝生前疑团颇多,死因也是一个谜。据官方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公历10月5日)他还在批阅奏折,当晚“不豫”即不舒服,三日后,突然“驾崩”,死于圆明园,原因不详。
一些野史乃至武侠小说津津乐道的是被刺取头一说。说的是雍正积怨太多,下令掘挖反清人士吕留良之墓并诛杀全家后,其孙女吕四娘埋名学艺,后来夜闯内廷,砍下皇帝首级而去,西陵中葬的只是一具无头尸。不过,从清宫戒备的情况看,一女子逾墙入圆明园取头之说,有点近乎编造的神话。研究清宫档案的一些人根据症状记载,判断雍正是突然中风而亡。另外有人分析,雍正长期迷信方士道人,甚至与之称兄道弟,在圆明园内还让他们煮炼仙丹以图长生。服这种含有毒成分的丹药,极容易暴卒。在中国一部千年封建帝王史中,包括唐太宗等“明主”在内的众多皇帝都曾干过这种荒唐事,雍正也可能重蹈了覆辙。
雍正一生被神秘和疑案环绕,反映出当时清室内部权争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他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中间,本人和周围却充满阴暗气象,这也意味着清王朝即将走向下坡路。从这点看,雍正又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悲剧性人物。
11.和珅为何深受乾隆皇帝宠幸
和珅究竟是何许人?乾隆皇帝为什么对他如此宠幸?他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根据史书记载及今人研究,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描绘出和的兴衰史。
和珅,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时,家境并不好,《清史稿》称:“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与弟和琳曾入选咸安宫官学读书。史载和珅很聪明,学习也用功,通晓满汉文,后来又学会了蒙古文、藏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19岁,承袭父亲常保三等轻车都尉,生活开始好转。他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从此再也没有赴考。他的祖辈是开国功臣,所以他最终被朝廷起用,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授予三等侍卫。这是他仕宦之途的起点。
据说,有一次他随侍,乾隆帝乘肩舆,阅一份边报,看到地方官失职处,不禁生气,脱口就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意思是说,猛兽从笼子里跑了出来,收藏在匣里的珍贵美玉和龟甲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责任?随侍的人员茫然不解其意,而和珅凭他的好记性,马上想起这两句话出自《论语》,从容不迫地说:“皇上的意思说,守土的地方官是不能推卸其责任的!”乾隆帝听到此话,很感惊讶,忙侧过头探视,原来是一个俊秀的青年侍卫,深感满意。回到宫中,他就召见和珅,细问身世,和珅应答如流。此后,和珅就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还有一种说法: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东巡祭孔,乘骡子驾驭的小轿车,和珅在车旁随侍。路上无事,他就跟和珅说起话来。乾隆帝问:你是什么出身啊?答:文员。又问:“你下场科考过吗?”答:“庚寅年曾赴考。”问:“出的什么题?”答:“孟公绰一节。”问:“还能背得出你的文章吗?”和珅边走边背诵,一字不漏,快捷异常。乾隆帝听完,点点头,说:“凭你的这篇文章可以考中嘛。”就是以此次路上谈话为转机,和珅真的腾飞起来。
不管哪种说法,可以确信,是一次偶然的机遇,和珅表现得机警、敏捷、聪明,说话很得体,博得了乾隆帝的常识,回京后,就被提拔为乾清门侍卫,再擢为御前侍卫,授予正蓝旗满州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官至户部侍郎,不出3个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再授内务府总管大臣,至年末,又出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总管内务院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这年,和珅才26岁,竟然身兼多种要职,最能显示其地位与身份之崇高,莫过于当上军机大臣,进入国家军政决策的核心,又得到内务府总管这个肥缺。朝廷中那些钻营一生的官员也未必能获得军机大臣这个位置,他却在谈话4年后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真是个奇迹。
然而,和珅的官运并未到此结束。乾隆四十三年又(1778年)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再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和珅升官,简直是火箭的速度,直线上升。尽管他的地位达到了极限,直到破败前,他的官职和珅荣誉有增无减。从他所任官职,凡朝中军、政、财、文、人等各种权力及各肥缺,几乎让他一人包揽了。清朝不设宰相,他却是真宰相,时称“和相”。
和珅有何德何能,竟获此无以复加的高位与殊荣?其实,他既无一件军功,也无特殊贡献。论才能,他根本不知兵,略通文,又非才华横溢。论资历实践,科举未中,亦非正科出身,这在官场中根本没人瞧得起。但他却得到乾隆帝的极度宠幸,原因何在?
说起来,很简单。和珅初登政治舞台时,清朝已达到鼎盛,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而乾隆帝已步入老年,力主“持盈保泰”,维持现状就可以了。和珅很适合乾隆帝的口味,他为人机灵,很会说笑话,不失诙谐幽默,老年的乾隆帝,自然就喜欢起和珅来了。这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和珅凡事都必揣度乾隆帝的心态,“善伺高宗意”,投其所好,总能得到乾隆帝的赞许。这给乾隆帝一个错觉:惟和珅最能体会他的意图,因而更加信任和珅。于是,乾隆帝对和珅情有独钟,不断加恩,宠幸之至,非和珅莫属。
从清朝给和珅盖棺定论,到当代学者研究,和珅基本上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他的问题,概括地说,一是借助权势,擅作威福,顺他则昌,逆他则亡。只要不顺从,他必设法排挤,甚至致人于死地。在北京,从上层到底层,无不唾骂他。二是贪污纳贿,其数量之巨,令人难以想像。仅据其被逮后所定罪状,其中贪污的白银逾千万两,夹墙内藏赤金达2.6万两、私库赤金6000两,地窖银百余万两,在通州、苏州等地当铺资金为10万余两。和珅财产之多,不只是清代头号大贪官,在中国历史上也够上头号了。
乾隆帝对和珅贪污、擅作威福,所知有限,但一经发现,也曾下诏斥责。这表明,乾隆处事还能坚持原则,即使宠臣也不能免。但乾隆帝对和珅还是虚应故事,不过是给个告诫,事后很快恢复正常,照旧升官不误。和珅“弄窃作威福”,公开勒索纳贿,致使“政以贿成”,贪风日炽,吏治败坏。清朝由盛转衰,和珅掌权政20余年,直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89岁的长寿皇帝乾隆帝病逝,和珅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乾隆帝去世才几天,刚亲政的嘉庆帝就下令逮捕和珅,宣布其20条大罪,赐令自尽,下场悲惨。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和珅,他跟乾隆的关系,大抵如此。
12.烧抢圆明园谁带的头
1860年10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先抢了圆明园?据王运(1832~1916)说,是中国人——北京海淀的满人和老百姓!
王运的《圆明园词》中说:“敌兵未至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这话文绉绉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洋人入京,到了圆明园,看见里面陈列的富丽堂皇,互相告诫不得进入,说怕丢失了东西以后要被索赔。等洋人一出,那些落魄的满人贵族首先率刁民,借洋人的名,放火打劫,洋人见状又返回来也跟着大掠夺。)王运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
谁先在圆明园开抢,是讲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兵士,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掠夺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余人没有动手。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住房。
满人入关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没了官的北京一下乱了,对整天垂涎着皇上生活的小民来讲,无疑也算是一种解放,进到这平日里的禁园张望也是享受。于是开抢,如王运所记。随军的英国纪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因此,外界看起来,是中国人先抢烧圆明园。
但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明园财物,而且外界不知。情况大抵就是这样: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海淀的百姓是散乱的刁民细贼。
“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像。农民起义?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他们却又是如此精明地拿捏分寸。
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居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了博物院。
13.李鸿章遇刺为何导致中日停战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