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汉殇帝刚即位的时候，邓太后就将清河孝王刘庆的长子刘祜留在京城，打算万一汉殇帝也像汉和帝的其他孩子们一样过早夭折，就迎立刘祜为帝。没想到事情真的像邓太后预想的一样，公元106年八月，刚刚继位的汉殇帝刘隆不幸夭折了。
果然不出邓绥的预料，刘隆死后，文武众臣都认为应该让8岁的刘胜继承皇位。邓绥早有准备，怎会被朝臣影响自己的宏图大计！
初八这天深夜，邓绥将自家兄弟邓骘、邓悝召进宫中，商议好应变之策后，趁夜便让邓骘亲自持太后的节诏连夜驱车，赶在刘胜入宫之前，用已封王的皇子才能坐的青盖车将刘祜秘密接进了宫中。刘祜入宫后，邓太后先是封他为长安侯，然后准备第二天的即位典礼。
第二天，正是确定新皇帝的日子，一大早邓绥便登上了崇德殿，满朝文武都穿着吉服相陪。翘首等待刘胜出现的百官没有料到，被仪仗引导上殿的居然是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祜。然而，生米已煮成熟饭，众人只能干吃哑巴亏，眼睁睁地看着司仪官拿出早准备好的诏书，当众缓慢、庄重地宣读：“长安侯刘祜忠于国家，孝敬父母，仁慈厚道，勤勉好学，通晓《诗》、《书》。年纪14岁，就有成人的志向。又是章帝的嫡系皇孙，遂立为储君，继承孝和帝之事业。”懿诏宣读完毕后，刘祜接过了太尉徐防捧上的象征皇帝权力的玉玺和绶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汉安帝。文武百官、皇室宗亲遂跪拜在地、三呼万岁，对新帝行君臣大礼。一时间钟鼓大作，新帝登基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刘祜茫然地坐在龙座上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听任着摆布。
对于这样的结果，可能除了邓氏家族，心里感到有些安慰的另一个人就是清河王刘庆了，他作为废太子，一生坎坷，谨慎小心，老天却阴差阳错地将皇位又重新交到了他的儿子手里，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而复得。可惜的是，刘庆在儿子登基4个月后就一病不起，病重之际，他向弟媳、皇太后邓绥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死后安葬在生母大宋贵人的墓旁。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庆终于等到了邓绥的答复，再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邓绥用光武帝废太子刘强的葬礼规格安葬了他。
太后把持朝廷，久不亲政
刘祜做了皇帝后，邓绥再次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她感到国家连遭大忧（和帝和殇帝之死），百姓一定很为工役的繁重而苦恼。于是，邓绥特令营建殇帝康陵的工程规模及其他劳作，均“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刘枯刚当上皇帝，西北边疆就频传急报，西域各国纷纷叛汉。这时卓越的外交家班超因为年迈体衰已经归国，他的西域都护的任务由任尚接替。任尚在西域胡作非为，引起了西域各国的反感。西域各国遂联合起来，共同围攻任尚。任尚上书请求援助，邓太后慌忙派兵星夜驰援任尚。这件事引起了大臣们对西域政策的讨论。
大多数大臣都认为朝廷最近变动较大，西域路途遥远，音讯难通，不如放弃西域。邓太后为了专心应付国内局势，也不愿对西域用兵。于是，邓太后征发接近西域的羌人去迎接撤回的都护府官吏。这一来，羌人害怕去西域后汉政府要求他们在那儿屯田而不能回来，因此开始反抗，刚开始反抗的规模很小，但是汉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屠杀反抗的羌人，这就引起了羌人更大规模的反抗。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117年，羌人起义军才被镇压下去。但历时多年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军费，东汉的元气大伤。到了公元123年，北匈奴和车师联兵，又来进攻河西四郡。在大臣们纷纷主张放弃西域，退回玉门关内的情况下，班超之子班勇依靠河西四郡和西域属国的军事支援，击退匈奴，降服车师，使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再次畅通。
边疆动荡不安，国内又灾害连年。公元106年，也就是安帝登基的这一年，全国就有18个郡国发生了地震，41个郡国发生了水灾，28个郡国受到了风暴和冰雹的袭击。
面对这种情况，迷信的大臣当然会认为安帝的上台是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加上不满以邓太后为首的邓氏外戚集团把持朝政，因此，一批对此不满的官僚士大夫准备发动政变，另立平原王刘胜为帝。但消息不慎走漏。邓太后迅速反击，将政变扼杀在襁褓之中。
此后的十几年间，水旱蝗灾接连不断，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侵，各地“盗贼”蜂起。对于邓绥来说，这无疑是严峻的考验。面对挑战，邓绥以她的智慧和才识，采取了有力措施，集思广益，有针对性、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件事情。
邓绥日夜操劳、躬自处置，每当听到有人忍饥挨饿，她都通宵不寐，并且亲自减撤饮食，还分派官吏巡视四方，减轻赋税，赈灾济民，劝课农桑，抚慰天下百姓。在邓绥的勤勉之下，东汉社会经济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下仍能获得复苏，史称“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公元108年夏，京师遭受大旱。邓绥亲往洛阳寺了解旱情，审察冤狱，复核囚徒，有个死囚因被诬杀人屈打成招，他见皇太后邓绥亲来，本来想借机陈诉冤情，又畏惧官吏不敢喊冤，邓后即将离去，那个囚犯举头紧紧地盯着邓绥，似乎有话要说，又不敢开口。这个细节被邓太后发现，她便详细问他所犯之罪，经核查，证实此人确实冤枉，遂将他无罪释放，为他昭了雪。并将主持此案的洛阳令收监抵罪，严惩执法不实之徒。
邓绥处理完案子，烈日炎炎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她的车子还未回到皇宫，久旱的京师得降甘霖，百姓们说这是邓太后的贤仁感动了上苍。后来，每逢大旱，邓绥都亲往洛阳寺复查囚徒、审理冤狱、整顿司法，这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邓绥两度临朝称制以来，邓骘开始受到重用，邓绥的诸兄弟辈常居禁中。公元106年，邓骘任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的设置就是自邓骘开始的。
邓氏外戚的崛起，是东汉政治的必然产物。东汉时期，凡太后摄政，必引外戚参与机要，委以重任。毕竟，对于皇太后来说，娘家的亲属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整个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安帝阎后、顺帝梁后、桓帝窦后、灵帝何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邓太后看到过窦氏一门是怎样败亡的，也知晓历朝历代外戚之祸的根源所在。因此，她鉴戒历史的经验，对外戚加以束约，使他们没有像从前窦氏一族那样胡作非为。
对于本家亲戚族属犯法者，身为太后的邓绥也从不无故释放宽贷。她还一再吩咐地方官吏：邓家的亲戚、子弟要是有过错，一概从严惩办。邓骘任侍中的儿子邓凤曾有一次给尚书郎张龛写信，向他推荐郎中马融到台阁中任职；又有一次，曾经送给邓凤几匹良马的中郎将任尚，因盗窃、克扣军粮被押往廷尉衙门审理。邓凤害怕得马的事败露受到牵连，就向邓骘自首。邓骘一听，唯恐皇太后降罪，便毫不犹豫地将妻子和儿子邓凤剃成秃头（髡刑），带着他们向邓绥谢罪。
由于邓绥注意“检敕宗族”，宗族成员也能够“阖门静居”，谦逊守法，勤劳王事，崇尚节俭，且不恃权用私，从而使邓氏一族赢得了很好的名声。其实，这正是邓绥的高明之处。她倚重外戚，又不大权旁落，防止受人挟制。为了选拔有识之士，稳定统治，她也多次下诏选举贤良。其兄邓骘等人理解邓绥的深意，为了表示忠心王室，也曾举荐当时的天下名士何熙、李合、陶敦等列于朝廷，同时又辟举杨震、朱宠、陈禅等置之幕府。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消除皇权和外戚势力的尖锐矛盾。
虽然每日面对繁重的军国朝政，但邓绥十分注重经史学术、教化天下。早在她还是和帝皇后时，为了能够精进才学，就特地拜才华冠绝当世的才女班昭为师，随同她学习经书，兼习天文、算数等。班昭是西汉年间班婕妤的侄孙女，着名史学家班彪的女儿。《汉书》的署名作者班固、“投笔从戎”的名将班超，都是她的兄弟。在和帝年间，班固因为牵扯到窦氏家族而死于狱中，当时《汉书》还没有完全编成。由于班昭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哥哥编书的工作，本身又以博学闻名，和帝便将完成《汉书》的任务交给了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汉书》，不但经过了班昭的润色加工，其中的《百官公卿表》与《天文志》更是完全出自她的手笔，就连着名的学者马融都甘愿跪听她的教导。由于班昭去世的丈夫叫曹世叔，因此宫中都称她为“曹大家”。当政后，邓绥还经常去向班昭请教学问，咨询政事。可以说，班昭对邓绥的为政治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邓绥发现诸书之间错讹甚多，恐乖典章，特选大儒刘珍与博士良史等五十余人，在东观校雠“五经”、诸史，并委任宦官蔡伦典掌其事。蔡伦因造纸术的推进大有功劳，而受邓绥宠任，曾被封为龙亭侯，故有“蔡侯纸”之说。
等到诸书校定，邓绥便在宫中开办讲习，命中宫近臣于东观授读经传，让宫人日夜习诵经，朝夕不辍。她自己更是白天上朝听政，处理国事，夜晚则诵读经史，孜孜不倦。在她的表率下，宫中形成了一股读书的风气。
公元119年，邓绥又主持创办了一所官学，以教授经书，专门下诏征召和帝之弟济北王、河间王5岁以上的子女四十余人，以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入学读书。有时候，她甚至亲往考核成绩。邓绥所开办的这所学校，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男女混班的学校。
对于这一做法，邓绥曾对堂兄弟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说：“我所以引纳群子，置官设学，实是因为眼下承前代之弊，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若不力加化导，就将使风俗日薄，人心难教，尤其是贵戚食禄之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知善恶是非，往往由此而招祸败。故而以文德教化子孙，使他们知有约束，不触犯国法罗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光阴恍惚易过，汉安帝没有像汉和帝的那些孩子们一样过早夭折，而是一天天健康地长大。转眼间，安帝已经22岁了，他册封了阎贵人为皇后，李贵人此时也为他生下了独子刘保。邓太后认为几代先帝的皇后都出生在南阳的阴、邓和关西的窦、马这四个外戚之家，因此在公元115年册封阎贵人为皇后。
此时邓太后仍然把持着朝政，没有还政于汉安帝的意思。有些大臣提出：安帝已渐渐长大，皇太后应该归政皇帝。邓绥对这些人基本上是轻者削职、重者处死。郎中杜根上书要求太后还政给皇帝，邓太后大怒，叫人把他装在口袋里摔死。施刑的人敬慕杜根的为人，摔时不很用力，准备运出宫殿后待他苏醒，放他逃跑。邓太后不放心，派人来检查，杜根装死达三天，眼中生蛆。邓太后相信杜根已死，便不再检查，杜根才得以逃亡隐伏。平原郡吏成翊世也因奏请太后归政，被坐罪系狱。堂兄邓康见她久临朝政，也心怀畏惧，委婉地劝她听从大家的建议还政安帝、恬退深宫。在遭到邓绥拒绝后，邓康便推托有病，不再上朝。太后心中不悦，便派贴身侍婢前去探视，这个侍婢由邓康家选入宫中，已服侍太后多年，当时老年的内侍，多称中大人，所以侍婢奉命看望邓康，通名时以中大人自称，倨傲无礼，被邓康痛斥一顿。她回宫后便向邓绥报告，说邓康是装病，且又出言不逊，对太后无礼。邓绥不问青红皂白，将邓康免职，并把他从族籍上除名。至此，邓绥依然牢牢地掌握着朝政大权。看来，权力的魔力对她也是同样有效力的。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29岁的安帝亲政。刘枯总算从邓太后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在他周围已形成了乳母王圣、中黄门李闰、江京为首的宦官集团。长期受制于邓太后的安帝，太后的死对他来讲无异于政治上的解放。
听信内宠，肆行恶政；
不纳忠言，不辨贤愚
汉安帝刘枯开始亲自执政时已经29岁了。这个年龄，他的太祖父光武帝刘秀正在领导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他的祖父汉章帝刘炟23岁时就主持了名垂历史的白虎观会议；他的叔父汉和帝刘肇14岁时则发动政变，夺回了政权。
这个时期，经过邓太后16年的治理，东汉朝政“天下复平，岁还丰穰”。让人遗憾的是，汉安帝刘祜没有继承先辈们卓有成效的治政经验，没有发扬东汉百年的辉煌事业，只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就权倾政丧。
听信内宠，肆行恶政
汉安帝刘祜继承了其父清河王刘庆身处恶境而养成的懦弱性格，在邓太后临朝的时期，也不可能培养起自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父亲的遗传基因和邓太后的强权造成了汉安帝的猥琐与依赖，在执政后，他仍然离不开这一思维惰性。汉安帝在执政过程中，过分地依赖了这三种力量：
第一，外戚宋氏。安帝执政后，追尊父亲清河王刘庆为孝德皇，追尊母亲耿氏为孝德后，追尊祖母大宋贵人为敬隐后。又封刘庆的四个舅舅宋衍、宋俊、宋盖、宋暹为列侯，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及谒者、郎吏的达十余人。
第二，外戚阎氏。汉安帝的皇后阎姬是河南荥阳（今河南荥阳）人。祖父阎章，精晓国家典章制度，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任尚书，当时他的两位妹妹被明帝选入宫中，封为贵人。从这时起，阎章便成了皇亲国戚。但是，由于明帝对外戚多加限制，“权无私溺之授”，阎章本来应升任要职，却被明帝另任为步兵校尉，仅是职比二千石的中上级军官。
阎姬的父亲是阎章的儿子阎畅，她的母亲与邓绥之弟西平侯邓弘的夫人是同胞姐妹。由于这样的关系，在邓绥临朝的日子里，阎姬得到了很多照应。
阎畅生有四子一女，阎姬是他的独生女儿。所以，阎姬一出生就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阎姬长大后，生得如花似玉、娇娆可爱，加之她又聪明伶俐、颇有才气，在公元114年，以“才色”被选入掖庭。
这时候，安帝已经20出头，是一位成年天子。由于朝政一直由皇太后把持，安帝便更多地沉溺于女色之中。阎姬入宫后，安帝为其出众的容貌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他们便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不久，阎姬即被立为贵人。
公元115年，也就是阎姬入宫的第二年，她被立为皇后。当然，她能当上皇后，还靠了和她有那么一点亲戚关系的邓太后邓绥。封立大典已毕，阎姬以皇后身份入居中宫，内心的喜悦自然是不难想像的。
安帝的宠爱使阎后备感骄傲。但是，童年时代父母的娇惯溺爱，使她养成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促使她在宫中撒泼使性、大耍威风。尤其是女人的妒忌之心，使阎后无法忍受安帝染指其他妃子，她仇视嫉恨任何一位得到安帝亲幸的宫人，有时她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阎后专房妒忌，生下安帝唯一子嗣刘保的李贵人就自然难逃厄运。妒性大发的阎后在小皇子还未满月时，就残忍地将李贵人鸩杀。对于她如此肆无忌惮地行凶，安帝并没有任何反应，更没有设法阻止过她。相反，安帝仍是按照惯例，将皇后的父亲阎畅封为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公元117年，阎畅病死后，他的长子阎显继父爵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