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平民日常故事的背后渗透着张爱玲深刻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张爱玲对人性的思考，更偏重于揭示出现代人内在的精神即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比鲁迅的时代更令人感到震惊。从这一角度看，张爱玲的小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究其实，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主要偏重于从社会整体的角度、从外部因素来关注人物，关注国民性，画出国人的魂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论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妇女形象，鲁迅首先思考一种外部因素对国民心理的影响，狂人四千年来吃人的呓语，救救孩子的呼声，疯子要吹灭长明灯的举动，子君和涓生的手记，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的死等等无一不是从社会因素、从人的外部因素考虑，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理性秩序的重建下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启蒙现代性。
张爱玲笔下的男女人物，尤其是女性，显露了日常生活情欲下现代人性裸露出来的千疮百孔。张爱玲所写不再是站在启民智、开民德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从人物的内心，从人性的角度去拷问人生。不论从亲情还是爱情，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残缺的，她笔下的女性漂泊于无可依靠、无所凭仗的人性的荒原，往往为了虚荣、金钱或者爱情而陷入陷阱，无可把握自己的未来，呈现出一种人生苍凉和失落之感。在这种精神荒原中，人性难免发生变异。七巧疯狂的报复，尤其是体现在对儿子和女儿的疯狂的、变态的压制与残害上——背离了母性的常态，走向一种人性的变异。
从鲁迅到张爱玲，他们以不同的手法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对人、国民性、人性的关注使二者具备了一定的承续性，但二人的手法又确乎不同。
（第一节）悲壮的启蒙到苍凉的启示
20世纪40年代傅雷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地作评价，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指出，《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的最圆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认为张爱玲是继鲁迅之后的“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的几次革命，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这里，也许胡兰成与张爱玲之间的特殊关系会影响其对张爱玲评价的可信度，但是结合傅雷对张爱玲的高度评价，再来看胡兰成的评论，我们以为胡兰成的“鲁迅寻求的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尖锐地面对着政治，张爱玲在寻求着阳光与空气，追求着自由、真实而安慰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指出了二者不同的创作追求。作为一个伟大的寻求者，为了唤醒民众的注意，鲁迅临死之前还在说，我要骗人。鲁迅的小说更多的是一种悲壮和呼唤。
张爱玲说她自己的小说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启示意味着一种永恒，亦即文学的现代性。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故事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这里张爱玲的小说并不注重故事和主题的完成，相反，注重故事本身的启示使作品具有一种永生性。比较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二者虽有不同却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于青在《张爱玲传》中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的‘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在于青评论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鲁迅是国民性批判的大家，张爱玲是剖析人性的高手。段金花从”吃人和被吃“角度指出张爱玲与鲁迅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的共同之处。段金华也指出：鲁迅是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的，而张爱玲则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进行审视的。鲁迅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进而迸发的是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而张爱玲则是清醒的沉沦者，她的痛苦不仅是妇女只能依附于男人，更在于这种依附性更多的是源自于女性普遍的人性的弱点。张爱玲通过一个个女性婚恋生活的不幸和她们自身安于这种不幸却不思抗争的悲凉的故事，表达了她对女奴灵魂的痛苦的拷问和对民族文化心理深切反思。可见，张爱玲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由经济原因（外因）转向对女性的自审（内因）。”梁云在《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中指出，张爱玲的创作并不是追寻鲁迅，二人的创作皆有时代选择的结果，但二者都表现了人的生存的悲剧意识。
鲁迅通过对国民性的刻画，注重灵魂的真，鲁迅运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他强调灵魂的真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阿Q在被杀的令状上画押时想着的还是画圆些，阿Q被杀了，喊出来的却是“二十年后又是一个……”他似乎又看见了四年前在山脚下遇见的一群狼的眼睛，这些眼睛似乎连成了一气，已经在那里咬噬他的灵魂。阿Q形象的刻画在于他永远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使阿Q具有了超时代性，有人说阿Q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又走向遥远的未来，阿Q是过去、现在、未来人类灵魂的摹写，这种源自人性的精神胜利法使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学艺术长廊中经久不衰。再看张爱玲的小说，亦是表现一种主体意义的“永生性”，张爱玲无意于设定小说的主题，而是让小说的故事本身去说明，在当时或者遥远的未来，当我们反观我们的灵魂，反观我们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的处境，思考我们生命的存在与价值，我们仍然会感到生命存在的虚无与荒凉，似乎会听到胡琴悠远的声音，幽幽地传过来，人究竟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我们会感知到人在不可理喻的世界中的生命的弱小与人生的苍凉。
鲁迅的小说，是五四启蒙文学，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启蒙着大众，对旧的制度和社会进行批判，为愚弱国民深感悲痛。鲁迅以其犀利的文笔，勾灵魂，画眼睛，揭示灵魂深处的疤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鲁迅的小说是讽刺，是谴责，是悲壮，是完成。《狂人日记》中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写照，《孔乙己》的死是科举制度吃人的实例，祥林嫂死了，魏连殳死了，在《长明灯》中，疯子要熄灭这盏灯是现代启蒙者的呼唤。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七巧死于黄金的枷锁下，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冯碧落永久性地成为“屏风上的鸟”，这亦何尝不是另一种“吃人”？凄艳的蝴蝶标本和屏风上的鸟，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悲凄的故事，而是一种启示，女性的生存状态，如何才能自主、自尊、有价值，如何摆脱人生的荒凉处境。由此，二者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和悲观精神的表现在某个层面上是一致的，悲剧意在启人深思。虽然张爱玲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政治启蒙目的，而是在寻求一种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但这种寻求安稳人生的背后却是启示人们对生命存在及意义的终极思考。在这种平民化世俗化的价值标准中，张爱玲揭示的是一种普通人生苍凉的存在——真实人生的存在，注重的是人生存中的真实以及产生的苦闷悲凉，人生是不完美的，普通、烦琐的人生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虽然这种叙事的写作疏离了主流文学，但张爱玲对普通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宽广的悲悯成为其小说继五四启蒙文学以来文学的一种新的现代性启示。
看清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恰如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张爱玲写出了人性背后内在精神特点及其复杂性。鲁迅的小说中，女性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对象，其源头在于古代的宗法制度和伦理精神，而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在自觉地接受压迫和残害的同时又返回来欺压和残害别人，这是女性生存困境的心理根源，安于不幸，寻求成为男性男权的从属却又不断抗争这种从属地位，最终导致荒凉的处境。
张爱玲是现代的，她的小说集中体现在对人性、对人的悲凉处境的深入与思考刻画，同时，她也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的作品启示读者，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是一种启示。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而细腻的感觉触摸着这个世界的一切，正如刘锋杰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荒诞是一种男性化的现代性，由冲突构成；荒凉是中国女性的现代性，由和谐而构成。男性的现代性是浮在天空的现代性，它俯瞰人生而发生；女性的现代性是植根于大地的现代性，它放眼宇宙而发生。”张爱玲的小说植根于日常生活，从琐碎的平常事入手，刻画人物的内心，所有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琐碎到不能再琐碎的真实的程度，反映中国女性在新的时代里的艰难和苍凉处境。《倾城之恋》的首尾巧妙地借助胡琴的声音，丰富了小说的寓意，加强了悲凉的意味，启示着读者对人生的思考。“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这单调的声音倾诉着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接着就是哥哥的教训和嫂子的冷言冷语，这使她骤然发现了她已经成为这个古老家庭的一个生人，感受到这个古老家族颓败的气氛。从自己做女儿时熟悉家中一切的感觉，发展到现在的陌生且近乎绝望的恐怖、凄凉，这不仅是人物心理的变化，更是读者对人物的荒凉处境与冷酷环境的一种感知。正如流苏小声地说道：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于是流苏走了，她想抓住范柳原，抓住一个女人终身可以靠得住的饭碗，她走了，怨愤地，凄凉地，也是喜悦地。哥哥的不容，嫂子的作梗，流苏的出走，闯荡香港，背水一战，流苏再嫁的梦充满了凄凉的无奈与决绝。再嫁的一波三折，流苏和柳原的心理战，谁也说不准结局会怎样？一个花花公子，一个离婚的妇女，在较量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于是苍凉的胡琴声中，故事拉开了序幕，胡琴声再次响起，故事闭上帷幕。虽然流苏和柳原结婚了，圆满的喜剧结局中却流露出一丝丝凄凉，因为这种美满的婚姻生活是偶然的，是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的。为了两个人的彼此的目的，一个城市沦陷了，这种倾城之恋本身不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么？”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人物生活在一种无从把握自己命运的环境中，听命于一种不可控的力量的操控，战争是人们禁忌和反对的，而这种无名的恶事却给流苏和柳原带来了慰藉，依照惯有的思维习惯和经验，这一切竟是如此的荒诞不可思议，然而它又是那么真实地发生了。单调的胡琴声和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低效能地传达出了小人物的陈腐和新潮活力相混合的畸形的生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