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幸谦说：倘若鲁迅等男作家把中国整体沉默的灵魂揭示出来，那么，张爱玲则揭示了中国整体传统女性沉默的灵魂。女性此种沉默的灵魂，代表着女性受到整体民族、父权和个人内心情欲牵扯的真实状况。女性没有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长久以来受压迫的问题，最终导致的是一种荒凉的存在。女性受制于男权社会，成为男权社会下的受害者，可是一旦女性获得了等同于男性的权利，转而去对弱者进行迫害，行使一个迫害他人的迫害者的角色，这是人性中的一种悖论，也是人性的一种变异。当然这种悖论恰是女性生存无望的一种反映。
（第三节）女性精神的焦虑与挣扎
审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其疯癫和压抑是一种属于“她者”的焦虑体现。林幸谦认为，七巧的疯癫，从女性焦虑的角度加以理解，是一种属于她者的焦虑体现。“她把女儿视为另一个她者，深恐另一个”她者“掉进父权婚姻的陷阱之中。从七巧的言行而言，她其实是以”受害者“或”过来者的身份，去对待长安的婚嫁问题，而不仅只是扮演一个逼害女儿和失去财产的母亲而已。这种理解不是对七巧单纯地批判，而是显示了处于从属地位女性的精神焦灼、心理困境和生命苍凉的存在。张爱玲把这一情况写出来，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性利益和权威的挑战的一种前奏。然而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这种存在与挣扎的结果确实是一种苍凉。中国传统的性别政治是一种最具力量的压制。曹七巧，即使面对的是形同枯尸的残疾男人，她只能去竭力维护这个男人的地位，因为这种维护也是获取自己地位和对自己命运抗争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张爱玲小说反抗传统又依赖传统的矛盾冲突。现代人性的复苏和传统势力间的复杂关系，造就了女性一种悲凉的存在状态和结局。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一种解构。然而，女性究竟该如何正确建立自己的主权地位和社会地位，张爱玲的小说并没有明晰的说明和告知。因而，一旦曹七巧得到了金钱，她就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原本是为人服务的却最终形成对人性把控的一种力量。为了自立，人们去追求经济的独立，但金钱在使人自立的同时最终又泯灭了人性的善良，点燃了人物内心报复的阴暗之火。金钱引诱人为之奋斗最终又毁掉了人，人创造了财富却最终沦为金钱财富的奴隶并为之所操控而丧失人性，走向人的对立面，成为人的异化存在。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静观女性的处境，同时能以女性的身份、经历去深入描摹她笔下女性的处境，但这种描摹是客观地、真实地从文化的角度去建构其笔下的女性群体形象。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不论是《金锁记》、《沉香屑》、《倾城之恋》还是《怨女》，张爱玲在写作中冷静得近乎默然，但是读者读到的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寻求自身存在符码特征以及自我认同与建构的过程的一种焦虑、压抑的心理。这种冷静的描写中涌动的情感波澜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战乱状态，因为战争，都市仿佛回到了人类的荒蛮时代，血腥屠杀，混乱嘈杂。在这一危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张爱玲笔下日常人生：病态的男性，患有先天的生理残疾姜仲泽姜二爷，受制于母亲、吸食鸦片的长白，现实与欲望的冲突所导致心理精神的变态的聂传庆，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范柳原等等，还有畸形的社会里因性别差异、从属地位造成女性荒凉处境，女性自身的抗争中更显露出生命深处的悲凉。
除了战争的荒凉，还有来自人物内心处境的悲凉。《红鸾喜》中娄太太在家道兴旺中感觉到仍然是一种难堪、匮乏与焦虑。在娄家，娄太太作为妇女，永远是一个从属者、服从者，她除了有事向娄先生问主意外，即使在儿子结婚喜庆的日子里，娄太太也感觉是一个角落人物：
他们父子总是父子。娄太太觉得孤凄，娄家一家大小，漂亮、要强的，她心爱的人，她丈夫、她孩子，联了帮时时刻刻想尽方法试验她，一次一次重新发现她的不够，她丈夫一直从穷的时候就爱面子，好应酬，把她放在各种为难的情形下，一次又一次发现她的不够。后来家道兴隆，照说应当过两天顺心的日子了，没想到场面一大，她更发现她的不够。
这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在强大外因影响下内心无法避免的自身的匮乏和凄凉状态，这种无法克服的内囿和焦灼，在儿子结婚的前夕迎娶新娘的重大日子里表现得更为鲜明。对于儿子的婚事，娄太太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喜悦和长者的威严，她感觉无所事事，有一种手足无措之感，转而沉浸在过去做女孩时的美好回忆中——绣花鞋，为未来的儿媳绣花鞋。这种活动早已不被人们放在心上，娄太太却专心去做这件事，而且绣花鞋并不是她的所长，因为歪歪扭扭的针脚，从前的姊妹们看了要笑掉牙的。绣花鞋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儿媳和自己一样同病相连，都是嫁到娄家的媳妇，这双花鞋将会拘囿女性的一生。这时再来理解玉清婚前决撒的、悲凉的心境就更容易些。再由新媳妇玉清的心理来分析娄太太的所做，我们就可以看出，这花鞋既是人物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描述，也是人物本身一种无言的抗争。人物试图借此来消除内心的焦虑，然而却进一步将人物置于更加内囿的状态，娄太太无法在生活中确立自身地位和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转而去做被他人嘲笑的绣花鞋的事，她有一种被生活疏离的感觉，儿子人生重大的婚事前夕，母亲唯一专心做的是为儿媳绣花鞋，这种行为是一种掩饰，也让人感到震惊。这种企图以此掩藏内心的行为宣告了她心理的焦虑与无奈。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女主人公愫细，生活在母亲真空式的控制下，她没有和男性交往的经历和经验，也没有对男性的认识，面对婚姻，愫细反常得难以让人理解。她克服不了她内心的焦灼与恐惧，多年来母亲对她生活真空式的影响干扰了她正常的生活，她已经长到美得不能不结婚的年龄却还幼稚得像个孩子。在她的眼里，安白登·罗杰蓝色的眼睛像一朵蓝色的牵牛花，只是因为这一点吸引了她，这是孩童的心理。结婚后的第一天晚上，她因为恐惧而出走，她逃到男生宿舍，战战兢兢，在慌乱中诬陷自己的丈夫是个禽兽，最后导致了学校别有用心的毛立士顺手牵羊报复安白登·罗杰，当罗杰知道一切真相，知道了佛兰克丁贝——靡丽笙的丈夫也是如此被逼而死时，回到家他仿佛看见了愫细和靡丽笙蓝白的小牙齿，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也明白了自己的唯一的出路，那就是佛兰克丁贝的结局，于是他打开煤气，在逐渐加浓的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中自杀了。我们在憎恶愫细卑鄙的同时，追究更多的应该是她母亲——蜜秋儿太太守寡后变态的焦灼的心理，她希望女儿跟她一样一起过一种独身的生活。为此，她阻止女儿通向幸福婚姻的道路，可以说她一手导演了大女儿靡丽笙与丈夫的离婚，导致了佛兰克丁贝——靡丽笙的丈夫在找不到事儿后压制自我而自杀。如今罗杰·安白登和愫细亦然。所以罗杰想到这，深感恐怖，不能不走向死亡。罗杰安白登的死亡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背后隐含更多的是看不见的女性生存的焦灼与变态的挣扎。
同样，娄太太、顾太太、郑夫人、霓喜、七巧、银娣等人，都挣扎在不同焦灼的生存中，她们害怕被赶出家门、失去儿女、丧失男人所代表的经济和一切依靠，她们行为的背后表现出的是压抑、内囿和歇斯底里的症候，这就引导读者对女性亚文化现象进行反思、质疑和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中，作为启蒙话题之一的女性的解放受到普遍的重视。自从鲁迅发表着名的演说《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许多作家在关注妇女的问题，一个觉醒的社会，一个觉醒的主体，在面对强大的社会壁垒时会怎样？这是一个深刻的现代性问题。张爱玲在《走！走到楼上去！》是这样看待娜拉的故事，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但是到了楼上最后会怎样，还是在吃饭的时候下来了，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张爱玲对娜拉简单的出走的行为和结局的不屑。这种出走的无奈以及迫不得已只得回来同样是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和独立人格支配力的女性的荒凉处境。
女性为生存处于焦灼的挣扎之中，成婚后的女子，为了生活、生存、情感不断地挣扎，这种挣扎导致女性内心的压抑。同时，在生活中，欲望导致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冲突。透视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婚姻，没有健康向上、纯洁美好的爱情，女性的理想人格（本我）与现实人格（自我）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导致了婚姻的荒凉。愫细本应是一个健康成熟的女子，感情的空白和真空式的心理，导致了自己的不幸和丈夫罗杰的死亡；七巧的本我是一个健壮充满活力的女子，散发着充满生命气息的性欲和自由爱情的追求，然而金钱的诱惑使她压抑本我健康的需求，嫁到姜家性欲的被阻，导致了她自我现实人格的扭曲，转而外化为对金钱的疯狂占有，对至亲疯狂的报复。物欲使人物变得疲惫不堪，人物内心焦灼的挣扎使人性变态地发展。这种由欲望、生存和男权社会从属心理导致人物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分裂，最终带来的是人性的残缺和扭曲的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