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个月前的“石拐会议”上，为了壮大武装，大胆发展，一二九师首长就研究了新组三八五旅的事宜。八路军改编之初，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为了保卫延安，中央决定留下了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〇团，三八五旅东渡黄河的部队只有七六九团。新组三八五旅就在七六九团的基础上扩编，目前已经派出三个连的兵力，加上改编的地方游击队新组建了独立支队和独立团，而且新的旅部也马上成立。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供给的军饷不足，部队需要供给自足。陈锡联发现白和村地下有煤，便与政委黄振堂、政治处主任丁先国研究筹建煤矿的事，大家一致同意，于是，白和煤矿筹建正式启动，由李峰任矿长。6月12日，新的三八五旅旅部在河北井陉熟峪镇正式成立，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委，范朝利任参谋长，黄振堂任政治部主任。七六九团团长、政委都易将，分别有王近山、鲍先志担任。工作交接时，陈锡联特意把办煤矿的事认真叮咛。李峰接受这个任务之后，以50块大洋作启动资金，克服重重困难，矿井打打停停，李峰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为了筹集资金，他号召大家集股，直到1941年秋才正式投产，有工人60人，日产煤25吨。这一年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艰苦岁月，白和煤矿的投产无疑给八路军的军需供给带来了新的希望，三八五旅在军饷供给上有了极大的缓解。同时，生产出来的煤炭运往柳沟兵工厂和黄崖洞兵工厂，保证了军工生产的燃料供应。
随着煤矿的产量越来越大，为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旅生产处制定了奖励办法，煤矿从业人员达到120多人，矿上还成立了地下党组织，生产方式也有原来的全靠人工开采、人工拉驼改为牲口拉驼。直到1947年部队南下，煤矿移交给本矿地下党组织领导，由矿工联合集体开办，1949年有县手工业联合社接管，成为武乡县二轻骨干企业。
（第十四节）军工部青背塔煤矿——窑申脚村
青背塔煤矿，原是当地私人开采的小型煤窑，一般是冬天开，夏天停。在当地算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煤窑，每到冬天开始生产，武乡西部的百姓都会用牛车远道而来拉运。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接管柳沟铁厂后，为解决燃料问题，同时也收购了这座煤窑，开始用花车绞煤，日产量为四至五吨，因生产需要，再加上要供给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扩大了生产量，日产量达到200吨左右，成为军工生产的主要能源基地。直到1949年8月，柳沟铁厂的兵工生产迁往长治等地，青背塔煤矿移交地方管辖，成为手工业局的下属企业。
（第十六节） 冀南银行总行驻地——虸蚄庙、大坪、烟里村
1938年8月，在晋东南三、五两专署薄一波和戎伍胜（戎子和）两专员的支持、协助下，首先在长治成立“上党银号”，发行“上党银号票”，积极为资助抗战服务。1939年春季，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五专署，为活跃区内金融，进一步适应抗战需要，补充“上党银号票”之不足，又发行“第五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接着，北方局提出为调剂金融，统制货币，便利民商，增进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力量，改善人民生活，保证抗日部队的给养，以坚持持久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目标，提出成立比较统一的地方银行。根据北方局的建议，6月，冀南银行在黎城西井镇着手筹备。8月7日，冀南经济委员会制定《冀南游击区经济建设计划大纲》，提出要巩固法币，打击伪钞，绝对禁止伪币假钞之行使；收回土钞杂币；成立冀南银行并发行冀南本位币。以统一全区货币，保障供给，发展经济。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县小寨村正式成立。同时，“上党银号”结束，其人员机构和财产并入冀南银行。
冀南银行初成立时，在太行区和冀南区同时建立机构。在太行区的机构设在黎城县西井镇一带，直接受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称路（平汉路）西行，即冀南银行总行；在冀南区的机构，设在河北南宫县垂阳镇，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称路东行。
为了解决对外名称统一，增强金融信誉，当时把路东行对外也称为冀南银行总行，冀南银行总行首任总经理高捷成。因战争年代日军“扫荡”频繁，冀南银行为取得军队保卫，靠近八路军总部，1939年底，冀南银行总行（路西行）迁至武乡虸蚄庙村的虸蚄庙。1940年3月，因方便印钞及加强监管工作，又迁至大坪村，总行住魏怀德家，总经理高捷成住魏松英家，由住在该村的新华日报社石印厂负责印刷。7月，迁到烟里村，与北方局、野政机关住在一个村里，银行住杨起贵家。同年10月，日军“扫荡”武东，总行再次迁至黎城小寨村。
1941年，冀南银行又在太行区设立了五个分行；在太岳区设立了四个分行；在冀南区设立了六个分行。同时在一大部分县设立了县级的领导机构，初称办事处，后改县支行。自此，冀南银行的管理机构设置已基本完备，即分为：总行、区行、分行、支行四级管理。
随着各种土杂币的肃清，和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1942年冀南币便独占了边区市场。1948年8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组为华北银行，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华北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第十七节） 冀南银行三分行驻地——姚庄、西中庄、东沟、老中脚村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同时开始发行冀南币。为加强货币管理，1941年秋，总行决定在各地设立分行，其中在武乡设立了三分行，创办地在姚庄西坡村，分行设在王海川家。首任行长黄志良，负责：武乡（东）、武西、榆社、襄垣等县的货币发行和管理工作。通过货款业务扶持农、工、商业发展，并兼营商店、油房、水烟厂、煤矿等实业。后因战乱，经常搬迁。先迁至西中庄村，住董官锁家，后又迁至东沟村，住王海尧家，不久又转移至老中脚村，住李珍林家。1942年又成立了武乡县支行，行长张如合，在三分行领导下工作，先后在苏峪、董家庄、小麻角等地办公。
直到1948年，三分行与二分行合并，迁至左权县进行合并办公。
（第十八节） 华北《新华日报》印刷厂（铅印厂）驻地——安乐庄、上庄村
华北《新华日报》初创阶段，为解决印刷设备，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已经关闭了的永新印刷厂设备搬迁到晋东南，有对开机、四开机、圆盘机及铸字机，还有老五号仿宋铜模一副，老五号铅字和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标题字，并有部分工人也来到太行。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报社铅印厂。
1939年7月以后，日军打通了白晋路，进而实施“蚕食政策”，占据了大部分县城，为保证报社的安全，新华日报社从沁县迁到武乡县大坪村，不久又迁到安乐庄村。报社印刷厂（铅印厂）也随报社搬迁到安乐庄村。厂部住牛金玉家小东房；排字车间住牛明玉家东、西房；印刷车间住牛青玉家东、西房。
该厂厂长为周永生，当时印刷厂的设备有：铅印四开机两台，脚踏圆盘机一台以及排字、铸字、打版等全套设备。主要承担《新华日报》印刷。报社由校对人员住在厂里负责校对工作，并有专门的美术编辑负责雕刻木板插图。当时日军经常前来“扫荡”，为保证报纸出版，遇到日军“扫荡”时就转移到安乐庄村后的深山里在野外排版，为坚持战时出报，把铅字的字盘改小，制作了八开的简易印刷设备。有时也派刻蜡版人员跟随部队到前线去，将战地记者采写的稿件直接用蜡纸刻成并油印“号外”。
1940年10月，该厂迁往上庄村，住在崔中厚家西房，年底又迁至辽县（今左权）后庄村。
（第十九节） 华北《新华日报》书刊印刷厂（石印厂）驻地——大坪村
华北《新华日报》，不只重视新闻工作，而且重视书刊工作。华北《新华日报》专门成立了丛书编辑部，部长张磐石，副部长韩进，负责编印各种丛书。并在报社迁到大坪村后，专门成立了华北《新华日报》书刊印刷厂（石印厂），厂部设在魏五孩家。不久，报社与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合并，改为图书编委会，印刷厂所印图书大多以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当时是石印厂，也就是采用传统的石印工艺，石印利用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在石灰石板上印刷，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平整光滑，然后用油性墨在上面绘图或写字，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用墨磙在上滚动。这时有油性图文线条的地方因为没有水就获得油墨；相反，空白处有水，不沾染墨，然后覆上纸，加压，就获得一份印刷品。
石印厂开始只有十来个工人，两台石印机，由张越任厂长。该石印厂除印刷图书编委会的丛书外，也印一些表格、账簿之类，还负责印刷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委主办刊物《青年与儿童》，青委派干部杨俊住石印厂，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设计版面、画插图、写美术字并负责校对。每月印一期，少则几百份，多至1000份。还印过八路军总部绘制的军事地图、军号谱、电报密码、武器设计图。1940年初又承担了冀南币的印刷。将印好的纸币送总行人工加盖行长印章后发行。
1940年7月，该厂搬迁到辽县后庄村。
（第二十节） 太行造纸厂一、二分厂驻地——苏峪、栗家沟村
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造纸工业十分落后，只有少数几家生产民用纸张的手工业作坊，主要生产土毛纸、草板纸，根本不能生产文化用纸。印刷报纸和书籍的纸张只能通过商人从敌占区购进，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运输十分困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副社长杜毓坛和经理部长王显周共同研究决定，立足根据地，自力更生，生产文化用纸，由王显周负责抓这项工作。
王显周提出了改建当地小造纸作坊的方案，自力更生，生产文化用纸。他们面对现实，一是改造生产民用纸的作坊转向生产文化用纸，二是建立一个生产文化用纸的小型纸厂。1940年春，首先收购武乡县苏峪村的太行纸厂，该厂是民国八年（1919）由栗家沟村刘兆南、刘兆武兄弟创办的，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1938年，由晋冀豫第三专区劳动部职工联社接办，并更名为太行纸厂，厂部住李福祥家，工厂在南背上。工人30多名，为手工操作，生产的白麻纸，大部分供给县牺盟会创办的《大众力量》报用。华北新华日报社收购以后，不仅对该厂的生产规模进行了扩大，改建成太行造纸厂一分厂。同时，又在栗家沟建了二分厂，管理栗家沟、前张庄、活庄三座纸坊，厂部设在路脚沟纸坊儿陈银河家。接着又吸收襄垣县西营三个生产民用纸的作坊建成三分厂，并将三个分厂合组为联营纸厂，联营纸厂总厂设在一分厂驻地苏峪李福家。由王显周兼任厂长，试生产文化用纸，技术上由报社指导，改建费用由报社负责，生产出的文化用纸由报社收购。报社还投资对工厂进行了扩建，由原来的人工碾纸浆改为骡、驴碾纸浆，还派来了技术工人，增加了漂白工序，将原来的土麻纸改造为文化用纸，成为专供报社使用的产品。此后，该厂生产的纸张就全部供应给了新华日报社。
1940年底，新华日报社搬走后，由于运输困难，纸张无法运到辽县，该厂被迫停产。1944年又恢复生产，直到1949年停办。
（第二十一节） 新华日报社油墨厂驻地——安乐庄村
油墨是印刷厂的主要原料，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油墨主要靠从敌占城市外购，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从敌占区购进非常困难，油墨成了最紧缺的物资之一。而印刷报纸一天也不能离开油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报社社长何云就决定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生产油墨，以保证报纸、书刊的出版，并由负责油印工作的王嗣英亲自负责，开始自制油墨，王嗣英与有关人员，就地取材，用农村生产的蓖麻油或豆油熬制，并将松油燃制的松烟按配比掺入制成油墨，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还是可以作为代用品。
报社搬迁到安乐庄村后，又抽调数人，专门成立了报社油墨厂，归报社经理部管理，村里人们都叫黑工厂。油墨厂住藉希清家，现为藉启秀居住，厂务工作在小东窑，生产车间在东房。他们对生产工艺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加氧化剂，使油墨产量、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用自制的油墨印报，效果也很好。该厂日产油墨5至10公斤。自制油墨，可承担印报、印书所需油墨的70%～80%，基本上做到了自力更生。
1940年11月，油墨厂跟随报社迁到辽县（今左权）。
（第二十二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驻地——刀把嘴、笛子角村
由于太行山区交通不便，部队药品供应困难，1939年春，八路军前方总部卫生部部长孙仪之为了持久抗战，要自己动手生产纱布、绷带、药品等供应部队。决定成立前总卫生部制药所（简称前卫），刘英桂任所长，王志良为政治指导员，制药所设在潞城南村。同年7月，由于日军对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制药所跟随总部卫生部机关转移到武乡县刀把嘴村。
制药所住在韩海宁家，所长刘英桂，政治指导员温萱，住韩海宁家西窑。
下设散剂、丸制、膏剂、制药等四个生产组。当时生产设备很简陋，借用老乡的大缸、铁锅、盆、罐、石碾子、箩筐等作工具，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采用上党地区的党参、首乌、苍术、枸杞、枣仁、甘草等中药材，制成了党参膏、补力多、党参丸等几种成药和10余种酊水剂，受到部队医院的欢迎。并根据南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所创的“八卦丹”，改进试制出了“行军丹”，具有提神醒脑、防治感冒、清热解暑、调整肠胃功能等多种作用。
随着部队的需要，制药所增加人员，并根据前方所需，着手生产片剂，开始没有压片机，他们就用土办法，把合成的药粉装在废子弹壳里，用筷子压成型，效率很低，一次只能压一片。1940年经前总卫生部批准，在长治买了一台单冲头的旧压片机，是手摇式，后来安装了偏心轮，改成脚踏式，生产效率比以前提高很多。此后，片剂生产代替了某些丸剂。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制药所曾移驻笛子角村，住在史水唐家。制药生产需要水，笛子角干旱缺水，不适应药品生产，敌人走后，又搬回到刀把嘴村。
1940年5月，制药所改称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张其榜任厂长，温萱任协理员。下设：生产股、材料股、总务股。当时除生产丸、散、膏中药制品外，还土法上马制作卫生材料，如纱布、脱脂棉、救急包等，纱布是用土布机织成的，脱脂棉用弹花弓来弹。1940年底，为了加强后勤机关的战斗作用，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根据总部决定，将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同时，将一二九师卫生部在黎城背坡村创办制药厂（简称师卫）合并。合并工作在安乐庄村进行，合并后卫生材料厂就驻扎在安乐庄村。
（第二十三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及制药分厂驻地——安乐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