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获得51枚金牌，总数位居各参赛国第一，极大地推动了奥运精神的传播。但是，三大球总体水平远没有达到世界一流，女排失利，刘翔退赛，都成为重大遗憾，而中国人体质落后、日本人均寿命世界第一，更需要我们多几分冷静。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而言，身体素质比奥运会金牌更为重要，也更有含金量。印度体育官员库马尔曾认为：“当前在第三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应是让穷人吃饱饭，而不是建立一个产生世界冠军的机制。”
中国的体育热往往是国民充当旁观者和看客，坐在体育场或电视机前用眼睛和耳朵参与，自己很少参与体育运动，宁愿花钱吃药，不愿花钱锻炼。中国有30%体育人口，而日本体育人口高达70%以上。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1956年到1966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诗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广为人知。随着领袖个人体育爱好和世乒赛夺冠的影响扩大，中国出现了游泳热、乒乓球热、广播体操热和长跑热。
改革开放后，武术热、气功热、健美操热等出现，群众体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生体质状况改善幅度超过世界平均幅度。然而，中国没有摆脱偏重竞技体育、忽视群众体育的状况。1988年，国家体委主管竞技体育的有6个司，而主管10亿人群众体育的仅1个司。
1952年，日本出台《营养法》，明确提出“充分活动身体，进行合适的运动”。在完成人格培养的总目标下，强调提高体力、运动能力和掌握运动技术。
1964年，日本实行《体育振兴法》，减少竞技体育投入，加强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投入，旨在普及体育运动。
1976年，日本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市、町、村三级单位平均有10个体育俱乐部。1985年，平均每411个日本人使用一处体育设施，平均每3350人使用一个游泳池。而同期中国平均每350万人使用一处体育设施，平均每40万人使用一个游泳池。
20世纪80年代，日本体育预算的0.5%用于竞技体育，其余皆用于群众体育，而中国同期竞技体育花费高达40亿元，群众体育仅花费4000万元，和日本截然相反。2004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1.04平方米，远远低于日本的19平方米。
1990年建成的北京亚运村房间档次豪华，1994年建成的广岛亚运村居住空间狭小，设备简单；北京亚运村场地过于集中，虽短时方便比赛，但长久妨碍四面八方的群众锻炼，而广岛亚运会场馆分散在广岛市各地，便于群众锻炼。北京群众每年只到亚运村锻炼几次，每次顶多几小时，大大浪费了使用资源。前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认为，“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不摆阔。相比之下，我们的眼光就短了些”。
中国中小学体育场地和运动器材严重匮乏，有的连必要的操场都没有，学生被迫在校外跑操。2005年11月，山西沁源二中学生在公路上跑操，被货车碾死21名师生。
日本人自我保健意识强，接受健康检查、体质测定和指导，以提高健身技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缓解压力和紧张情绪。大中学生和公职人员基本上每人都从事一项体育运动。
1990年，日本体育娱乐费用占国民总支出的15.9%。1996年，日本人均体育用品消费居世界第一，约合900美元。日本还提出终身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共同协作的目标，从而实现丰富的体育生活。1995年，中国《体育法》颁布，有利于群众体育走上制度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实现体育资源的社会共享。只有以人为本，发展群众体育，才能使奥运金牌得到持续保障，才能使整个民族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心智。
§§第五章 谁是礼仪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