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首先集中在对被“四人帮”搞乱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上。邓小平具体指导了这项工作。
1.关于按劳分配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中，按劳分配原则横遭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在按劳分配原则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邓小平复出后，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在思想理论界，在胡乔木支持下，于光远主持召开了从北京地区到全国范围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次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着手起草关于按劳分配的论文。对这篇文章，邓小平看了两遍，具体指导了文章的起草和定稿。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
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第四部分还要好好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有脑力劳动的问题，文章中讲得不够。生产力愈向前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愈来愈多。当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还要搞体力劳动，将来还要保存手工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做菜烧饭是不是都变成自动化了？我不相信会完全变成自动化。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要把这一点强调一下。
邓小平要他们改好后再送他看一下，然后发表。
过了一个月，4月30日，邓小平又找胡乔木、邓力群，再谈文章的修改问题。邓小平说：今天找你们来，主要是谈按劳分配的文章。文章其他部分都可以了，最后一部分中讲到工资改革，有些话要说得活一点。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别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是不是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上海在八级之外，又加了半级。不一定就是八级，改成十级，十二级都可以嘛！也许不需要搞上海那么多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
胡乔木插话说：文章再改一改，改后是不是再送给您看一下？先念同志已看过这篇文章，他的意见是可以发表了。
邓小平说：我不看了，不知先念同志有没有时间看。我看这篇文章可以了，你们稍微改一改，就送《人民日报》，可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这篇文章改后再送请李先念审阅。李先念看了两遍，给予肯定，提了意见。5月5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还早六天。
文章针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等错误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而且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按劳分配是促进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发展的障碍”；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在工资制度中，必须实行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工资加奖励的方针，一方面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分配上的过分悬殊。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反对它，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支持它。5月17日，汪东兴就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但是，更多的人支持和响应这篇文章。7月22日，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是“现在最关紧要的两条”之一。胡乔木也未予理睬，仍然到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按劳分配的讲话。
2.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思想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撰写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文章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从思想理论上扫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障碍。文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质的不同，有力地论证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文章联系实际，分析了必须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客观依据，并从宏观上提出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战略。文章指出：“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在当时，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在写作此文的同时，正为全国财贸战线“双学”（即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积极做准备。他们先后起草了《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后来扩大了范围，正式开会时名为“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由华国锋正式发表）。
《通知》明确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才能排除城乡资本主义的活动，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发表了财贸小组起草的长篇讲话，引用毛泽东1959年对李先念一篇报告所作的批示，强调了商业工作的重要性。讲话指出，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生产是生产总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是交换、分配、消费也对生产起着重大作用。商业的发展固然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工农业生产的强有力的促进者。财贸工作是联结生产和消费、联结各个生产部门的纽带。商业和服务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社会行业。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愈来愈明显。讲话要求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提高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性，提高经济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
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当了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3.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四人帮”在生产力方面的错误论调主要是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在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重申了生产力标准，要求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通过改革、引进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种思想在全国上下是一致的，大家的心情是急迫的。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1977年8月23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再次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他说：“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在今天，发展经济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和它们相适应的内外贸易、金融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保障供给就是要保障供给现代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和资金，保障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和国家必要的军政开支的需要。”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说：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当时已经认识到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邓小平在1978年9月18日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讲话、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10月11日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都讲了这个意思。
4.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改革的尝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已经开始酝酿了。
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
1978年7月28日，胡乔木在国务院召开的研究加快发展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的务虚会上作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当天，国务院务虚会简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署名刊登了这篇发言。接着，国务院研究室编印的内刊《调查和研究》第3期刊登了修改稿，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邓小平对此文非常赞赏，指示用胡乔木署名发表。按邓小平指示，《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发表了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从第1版开始，转第2版、第3版一次登完。
胡乔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科学地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惨痛损失，针对当时重又冒出来的高指标、大口号等现象，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胡乔木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对怎样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胡乔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很多是长期视为禁区，人们噤若寒蝉的。胡乔木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他提出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他十分重视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他指出，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他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胡乔木建议：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托拉斯），加强银行的作用。他还提出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这些建议为改革开放制造了舆论，设计了路径，很快在经济工作中得到贯彻实施。
胡乔木此文还提出许多新观点、新主张，促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胡乔木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将继续长期存在，在我国还需要大大发展；要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要运用价值规律来制定价格政策；要合理地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要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恢复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定工资级别的制度，以及技术考核、定级升级的制度；要努力学习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不能用管理小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军事、文化的方法来管理经济；等等。胡乔木的这些主张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都逐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这篇重要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口号在中国国内广泛传开。从10月9日至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到150多封来信，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酣畅淋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好文章。它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10多年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又找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指明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此文也引起国际瞩目，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胡乔木此文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邓小平指导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拨乱反正，推动了改革和开放的尝试，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思想准备，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