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别人更改名字，是江青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乐趣。
1969年8月的一天下午，江青要给周恩来总理送一份文件，打铃叫我到她办公室，她说：“小杨呀，这份文件很重要，怕丢失，我命令你亲自给总理送去，这件事你要办妥，不许发生任何问题。”
我保证说：“请江青同志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看到那份文件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装着，用钉书钉钉好，还用密封笺封好，信封上用粗铅笔写着“请杨银禄同志面呈总理”，落款：“江青托”。
她把文件递给我，我转身要走，她说：“你快一点把这份文件送给总理，越快越好，我一会儿到17号楼去休息，你送文件回来以后，到17号楼报告我。”
我说：“是，我现在就送去。”
我又要迈步走时，她马上说：“你等一下，我总觉得你的名字不好，太封建了，你的父亲满脑子的封建迷信思想，什么银银的？银，就是银锭呀，银币呀，银就是钱，他想的就是钱，赚钱、挣钱，他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一切向钱看，这是拜金主义呀。什么禄禄的，禄就是俸禄，高官厚禄，他不但让你追求钱，还叫你追求官位，这叫作追名逐利呀，个人主义思想在你父亲脑子是蛮严重的。你的名字不好，很不好。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同时还是我们这个党支部的书记。我们共产党员做工作，应该是讲无私奉献的，既不追名，又不逐利，一点点私心杂念都不应该有，连个人的后代都不应该要，当了共产党员就不应该要自己的孩子，我生了一个李讷，就曾后悔过。主席喜欢小孩子，没有办法，也就要了。”
她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你让我想一想，看给你改一个什么名字好。”她用右手食指点了几下太阳穴，想了不大工夫就说：“这样吧，就用‘银’和‘禄’的谐音好了，叫‘英路’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叫你走英雄的道路。嗯，这个名字好，好，你以后就叫杨英路吧。”
她这个人非常自信和武断，也不问问我同意不同意，就把文件从我的手中要了回去，用剪刀把信封挑开，把文件抽出来，又拿了一个大信封，还是用那支粗铅笔写上：“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总理亲启”。落款：“江青托”。她重新把文件装进信封，封好，递给我，并说：“你看看，为了给你改名字，又浪费了我这样长的时间和精力，你快送？去吧。”
我的“杨银禄”的名字已经叫了30年了，叫习惯了，从来也没有想过改什么名字，不想改，但是，又怕江青说我不识抬举，惹得她不高兴，因小失大。况且一个人的名字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只是一个人的代号或符号，以区别于别人，改就改吧，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没有说什么，接过文件就走了。
当日下午6时许，我从中南海西北门进去，来到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向阳厅），见到总理的外事秘书钱嘉栋同志。他很有礼貌地把我引导到总理的办公室。钱秘书向周总理报告说：“杨秘书给总理送文件来了。”
总理正在聚精会神地办公，看到我立即起身，伸手与我亲切地握手后，问我：“江青同志休息得还好吧，精神还好吧？”我说：“还好，总理。”
接过文件，端详信封上的名字，认真地说：“杨秘书，你的名字不是杨银禄吗？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吗？什么时候改成杨英路了。你以前叫过这个名字吗？”
我认真地回答：“我是叫杨银禄，从来没有叫过别的名字，杨英路，是江青同志今天刚给我改的。”因为总理没有问为什么改名字，所以我也没有说江青给我改名字的理由。
总理略加思索以后便说：“江青同志给你改得好，好嘛。江青同志希望你走英雄的道路，好好。”
我说：“其实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江青同志叫改就改了吧。”
总理解释说：“江青同志今天给你改名字，说明她今天高兴，你还是不要扫她的兴嘛，杨秘书你说呢？”
我微笑着说：“总理说得对，我没有说不同意。”
总理也微笑着说：“那好，应该是这样，这样就对了。”
我问道：“总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我就回去了，江青同志还在钓鱼台17号楼等着我把文件送给总理以后马上报告她呢。”
总理说：“我这里没有事了，你可以回去了。请你转报江青同志，请她保重身体。也请你们工作人员精心地为江青同志服务好，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
我说：“也请总理保重身体。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主席、总理和党组织的希望。”
总理把我送出办公室，并大声说：“钱秘书，请你代我送送杨秘书。”
我回到钓鱼台，直接到了17号楼，看见江青正在礼堂休息室和大周打扑克。我走过蹲下跟她说：“江青同志，您叫我送给总理的文件我已经亲自送总理了，请您放心。”
江青一边拿扑克一边说：“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总理跟你说什么来着。”
“总理请您保重身体，并指示我们工作人员为您服务好。他还说，您给我改的名字改得好，总理对我新名字的解释和您的解释是一样的，意思是希望我走英雄的道路。”我这样回答。
江青听了以后，哈哈哈地笑着说：“小杨，怎么样，英雄所见略同吧，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杨英路了，这是我给你改的，并且得到了总理的肯定，你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说：“对，是这样。”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天下午江青叫我给毛主席送一封信。她在信封上写上：“请杨英路同志面呈主席亲启。”信封的左下角写有“江青托”三个字。
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联系，问他主席现在什么地方？当我得知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办公，并同意我“现在可以来”。我放下电话就出发了，进人民大会堂西南便门，到了118.徐业夫同志在门口等着我。我当时真是有点胆怯，怕见到主席不知道说什么好。以前我曾多次见过主席，但那时周围都有不少人在场，可这次只有我一个人，不敢进118的大门。我就从文件包里取出那封信，对徐秘书说：“徐秘书，请你给主席送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拜托你了。”徐秘书看过信封对我说：“小杨，这怎么行呢？江青同志清清楚楚地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主席亲启，她是托你，不是托我。江青同志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呀，她叫你面呈主席，你必须亲自交给主席，我是不能代劳的，否则，以后出了什么事，我说不清楚，还是你送进去。”我看徐秘书的态度很坚决，说的也有道理，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他把我引导到主席的办公室门口，两次示意叫我进去。这是我到江青那里工作以后，第一次进入主席的办公室，第一次一个人最近距离地见到主席，真有点发憷，但是，不进去又完不成任务，就壮着胆子，硬着头皮进去了。
我看到主席坐一个旧式的大沙发上，专心致志地看文件，我怕惊吓主席，就脚步轻轻地走到主席的右前侧，低声咳了两声并问道：“主席好。”
主席听到说话声音，转过脸来，看到我。我怕主席不认识我，就主动介绍说：“主席，我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杨英路，江青同志叫我给主席送信来了。”
主席说：“你好哇！你是小杨，我去年在钓鱼台江青那里见过你。”他说着话把信接了过去，指着信封上我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你的名字是木易杨，英雄的英、英俊的英，道路、走路的路。”他抬起头来问我：“你的姓氏后边两个字好像不是这两个字吧？”
我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以前叫杨银禄，银行的银，福禄的禄，现在我的名字是江青同志一个月前给我改的。”
主席又问：“她为什么给你改名字啊？”
我回答：“江青同志说我原来的名字太封建，所以才给我改成现在的名字，意思是叫我走英雄的道路。”
我原来紧张的心情，经过与主席和我的一问一答，不怎么紧张了，松弛多了。
主席听了我的回答，没有说我的名字改得好还是不好，把信又递给我，诙谐地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给我拆开它。”
我说：“好。”我是左撇子，右手拿着信封，用左手的大拇指甲咔咔两下就把钉书钉抠掉了，将信又递给了主席。
主席看了看我，问道：“你没有用剪刀，是用什么把信封拆开的呢？”
我说：“是用手指甲抠开的。”
主席高兴地说：“你的指甲蛮厉害的嘛。”
我说：“我经常用指甲抠钉书钉，习惯了。”
主席说：“看来你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呀。”
我看见主席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开始看信了，就说：“主席如果没有事了，我就回去了。”
主席微笑着说：“你已经没有事了，我还有事，请你回去吧，再见了。”并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叫着我的名字：“杨英路同志。”
由于江青非常难伺候，她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百般刁难，进行种种迫害，我们对她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对于她给改名字的事，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什么光荣和有什么意义。但是，“英路”二字的含义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肯定和敬爱的周总理的赞成，还是觉得蛮高兴的，也就把杨英路的名字叫开了。
江青给我改了名字以后，又给不少人改过名字。
一是把当时给她开专车司机李子元改名。李子元是辽宁人，1956年参军，是个忠诚可靠、技术熟练的好同志。有一天，江青对李子元说：“李子元的名字不好，特别是这个‘子’字不好。什么孔子、孟子、老子呀，我不喜欢，特别是对儒家思想不感兴趣。儒家思想是奴化思想。你的名字应该把‘子’字去掉，你以后就叫李元好了，不要叫李子元了。”
二是给姚文元的秘书郭孟文改名。原来江青只知道郭孟文姓郭，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见到面时她叫他小郭。江青给我改了名字以后，知道周总理对我新名字的解释与她一样，极受鼓舞。有一天她问我：“文元同志的秘书小郭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的秘书叫郭孟文。”江青很认真地说：“郭孟文、郭孟文，这个名字不好，尤其是这个‘孟’字不好，‘孟’就是孟子的意思嘛。他的父亲封建思想太严重，他不但喜欢孟子这个人，还喜欢孟子的思想和文章。小郭的名字要改，一定要改。改叫什么呢？”她的脑子反应很快，略加思索以后，脱口便说：“那就把‘孟’字去掉吧，郭老（指郭沫若）的文章、诗词还值得一读，他的字写得也好（那个时候，江青请郭老给江青修改过几首诗，对郭老有好感），那就保留‘文’字，叫郭文吧。你打电话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的名字太封建，把郭孟文改成郭文。如果他不想改的话，我再亲自跟他说，说明改名字的理由，他会改的。”
我说：“好，我先跟他说说。”我根据江青的指示，打电话跟郭秘书说明了江青给他改名字的指示和理由。郭秘书头脑很清楚，他说：“给我改名字，既然是江青同志的意见，那改就改吧，不然的话，惹得江青同志生了气了还得改。请你转告江青同志，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关心。”
三是给人民大会堂的一名护士改名。这个护士叫常惠琴，江青说她的名字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名字。江青说：“现代中国的妇女不要当贤妻良母，成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公婆转，围着丈夫、孩子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惟命是从、逆来顺受；新中国的妇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干大事。要做阶级斗争的勇士，不要做封建思想的羔羊，要敢于向封建思想抗争，要做永远年青的革命战士。惠琴的‘惠’字，不就是贤惠的‘惠’嘛，是叫你当封建思想的驯服工具。这个名字一定要改，我要把你的‘惠琴’两个字都去掉。中国不少女人的名字中有什么琴呀、花呀、凤呀、仙呀、荣呀的，太俗气了，要打破旧风俗，我看常惠琴就叫常青好了，革命者永远年青嘛。”于是，她就把常惠琴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改叫常青了。
四是把钱浩梁改名浩亮。1969年冬季的一天晚上，江青等中央领导一起在人民剧院看了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到休息室开座谈会时，她对中国京剧院著名演员、《红灯记》男主角、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说：“钱浩梁同志，你的名字不好，太封建了，什么钱钱钱的，只知道要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叫作拜金主义，你的父亲还想把‘钱’作为你们家的栋梁。对于你来说，这不是革命战士的精神境界，革命战士的精神境界应该是一个心思干工作，干革命，不图名、不图利。我就没有钱，我的口袋里从来不装钱。”她回头看着我说：“小杨，你可以给我证明，我到哪里口袋都不装钱，你说是不是？”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只是点了点头。我心想：“你是不带钱，有人给你带钱，你每个月的工资200多元呢，比一般人多得多呢。”
江青继续说：“我不要钱，你也不要钱了。你把‘钱’字去掉吧，保留‘浩’字，把‘梁’改成‘亮’字，就叫‘浩亮’吧，我早就替你想好了，‘浩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你跟随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唱着嘹亮的歌声，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世界。这是多么浩大的气势。你是一名唱戏的演员，更需要有嘹亮、洪亮的嗓音，你的名字今后就浩亮吧。”当时在座的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也随声附和：“好好好，江青同志给钱浩梁的名字改得好，有意义。”姚文元首先？表态。
五是把殷承宗改成诚忠。有一天，江青等召集文艺界的有关人士座谈钢琴伴唱《红灯记》时，她对青年钢琴家，这出戏的钢琴演奏员殷承宗说：“你的名字不好，简直是封建到家了，首先是你的姓儿就不好，我查过字典，殷就是殷红的血迹，多么可怕。殷勤，献殷勤不好。殷忧，即深深的忧虑。殷朝、殷墟，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了甲骨文，商朝以后的一个封建王朝的所在地。所以说这个‘殷’字不好。姓氏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好改，但是，咱们可以不去读它，不叫它。承宗的‘承’是继承的承，承宗的‘宗’，就是老祖宗的宗。你的祖辈的封建思想够严重了，他们是叫你继承他们的遗产和他们的伦理道德。你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有志气青年，应该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和革命的光荣传统，对党对毛主席忠诚老实，我看就用承宗的谐音叫‘诚忠’吧。”
就这样，把已经叫了多年的殷承宗的名字一下子就改成了“诚忠”了。
除此以外，江青还给一些人改过名字，由于时间相隔太久了，我对一些细节记不清楚，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她给谁改了名字，并不能说明她喜欢谁，而是为了显示她有知识、有思想、有权威，出于她一时的高兴、好奇。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江青改了名字的同志，大部分又改叫原来的名字。当然，我也改叫了原来的名字——杨银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