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现称为定州市）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1957年，我19岁的时候，应征入伍，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1967年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要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一两名优秀的年轻干部，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我有幸被选中。1月6日，我被正式调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虽然那里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但我还是很快熟悉了情况，适应了新的工作。然而没想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在等待着我了。
1967年10月3日上午，天有些闷热，我像往常一样值班，一边守候电话，一边整理文件。大约11点钟，突然接到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的电话，叫我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要找我谈话。
汪东兴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也是我的上级领导。这么高层次的领导找我这个极普通的基层干部谈什么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下午3点，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汪东兴的办公楼。高成堂秘书在门口迎接我。高秘书长得很英俊，眉宇间透出几分灵气。他客客气气地把我引进会客厅，给我倒了一杯茶，让我在此静候，然后就出去了。大约一分钟以后，汪东兴同志来了。
汪东兴中等身材，圆圆的脸，敏锐的目光里夹带着几许兴奋。他面带笑容主动和我握手，和气地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问完他坐在沙发上。
“是。”我紧张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
汪东兴大概看出我紧张的心情，指了指他旁边的一张沙发说：“请坐，请坐下来说话。”
等我坐定以后，他说：“经过组织上认真了解和研究，决定调你到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给她当机要秘书。江青同志现在的秘书叫阎长贵，是个大学生，文化程度较高，会写文章，是一个笔杆子，人很老实，江青同志想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去工作，发挥他的特长，所以叫你去接替他。请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到钓鱼台11号楼去报到，我亲自送你去，你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这里来。”
我听后惊在一旁，一时失语。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个地位显赫、大红大紫、影响极大的人物，像我这样太过平凡的人到她那里工作，真有些不可想象。于是，我忙推托说：“汪主任，我知道，秘书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给江青同志当秘书要求就更高了，我的文化程度不高，这个工作我可干不了，不能胜任呀！实在对不起，您还是另外物色人选吧。我从心底感谢您和组织的信任！”
老实说，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对领导分配的工作说“不”字，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也知道这样说领导是不会高兴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把这些话说了出来。我这是对工作负责，对领导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汪东兴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表示出惊讶和不高兴，反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银禄同志，你知道吗？你是从很多干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你的直接领导相信你会干好这项工作，我们也信任你，你一定会胜任这项工作。调你给江青同志当秘书的事，我是亲自报告了主席的。主席明确表示：调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干秘书工作，当江青的秘书，我信得过，我放心。况且，我已把你的介绍材料和照片，送江青同志看过，她也同意你去。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不就为难了吗？”
汪东兴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还是去。去了以后，主要任务是收收发发，管理文件，不会让你做文字工作，文字的东西有人搞，中央文革小组里会写作的人有的是，你不要发憷！你去试一试，积极工作，认真负责，尽快适应那里的环境，适应工作，干好了就干下去，实在不行的话，你再回中央警卫团工作。”
汪东兴的话，我觉得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我还是不敢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愣在那里，既不点头，也没摇头。汪东兴看出我还是没有完全想通，又进一步开导我说：“组织上决定叫你做一项你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你心里确实没有底，发憷，这我是可以理解的。当你对这项工作有了实践，对它了解了，熟悉了，也就得心应手了。常言道：熟能生巧嘛！今天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看怎么样？”
听了汪东兴的这番开导，我想：汪主任工作很忙，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还把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工作调动的小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这么信任，我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何况，组织上还允诺：干好了就干下去，不行的话再回中央警卫团工作。于是，我的思想有了转变。我想，按照组织原则，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我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样，我就答应下来了。
我说：“感谢汪主任对我的耐心解释，感谢毛主席和各级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去了以后一定好好工作，认真办事，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希望，请领导放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江青那里，一去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过着梦魇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