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干部充分信任，做到用人不疑，是管理者在使用干部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我国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在回答齐桓公关于如何防止有害于他的霸业的行为时，回答道：“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很明显，在管仲看来，对干部的使用与信任是同样重要的。太平天国时期，天京变乱后，洪秀全虽命石达开提理政务，但仍对他心存猜忌，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这一举动，引起石达开极大的不满，一气之下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最后兵败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太平天国运动不久也宣告失败。
毛泽东熟读古书，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他很好地总结了古代统治者在用人问题上成败失得的经验教训，在使用干部时，对其充分地信任，大胆地放权。这一点，在他领导指挥的历次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48年，中原战场上，中央军委决定攻打国民党整编第五军。毛泽东将这个重任交给了粟裕，并对有关战略问题向他作了指示。粟裕按照这一战略部署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但在实际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他感到要想全歼敌第五军，条件和时机都不够成熟。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在不违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总体战略意图的前提下，改变了攻打第五军的作战计划，挥师转向豫东作战，并命令第三、八纵队由通许以南地区北上，突袭开封守敌，以一、四、六纵队迅速插入邱清泉兵团与开封之间，在兰考以东地区，坚决阻击该兵团西援，以广纵中野十一纵队指挥冀鲁豫独立一旅在鲁西南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清泉兵团，并以中野九纵队插入郑州与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孙元良兵团东援。然后，视情况再集中兵力歼灭援敌。粟裕在拟定作战方案后，立即将作战计划电告中央。毛泽东在复电中说：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嘱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将结束之际，黄百韬部10个师被我军打得溃不成军。黄维兵团12万人马急急忙忙由华中地区前来救援，行至安徽宿县南面的双堆集一带，被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包围了。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下令乘胜扩大战果，围歼黄维兵团，并歼灭可能由徐州倾巢南逃之敌。鉴于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有利的作战时机稍纵即逝，毛泽东于11月24日，电示淮海总前委：“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毛泽东给予淮海总前委这个领导群体以莫大的信任，给予他们“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之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彭德怀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在党内素称直爽，刚正敢言，毛泽东称他为张飞，他也常以张飞自况。彭德怀爽直敢言，常常向毛泽东直接表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和毛泽东发生过一些争论，是一个敢和毛泽东展开争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毛泽东并不因为彭德怀有些主张和意见与自己不一致而失去对他的信任，一直对他委以重任。
1947年3月，胡宗南以23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在军区司令员贺龙未回延安的情况下，当时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两万余人的作战部队。毛泽东欣然表示同意。在指挥作战中，彭德怀大胆指挥，有时不免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但毛泽东十分相信彭德怀卓越的指挥才能，支持他临机处置决断。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了大量的关于作战的电报，但在这些电报指示的结尾，通常都有“按情况酌定、酌办”的语句，给彭德怀以较大的作战处置权。彭德怀在指挥战斗中，充分地行使了他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到敌方兵力情况后，立即要求将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将已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兵师全部出动的方案。部队进抵朝鲜境内以后，根据敌情新的变化，又电请增援两个军入朝。这样，由于六个军全部渡过鸭绿江，对战争初期制止敌人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彭德怀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作战方针，指挥志愿军沉重地打击敌人。当战线推到“三八”线以后，他考虑到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断然下令，停止追击，实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阵地防御战，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上来。彭德怀的这些精心计划，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毛泽东在使用干部时，大胆地放手放权，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对于下属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从不随便插手干涉，让其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今天的领导者也有深刻的启示。
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不要在每个细小的环节上都下达命令、指示，不要过于束缚下级的手脚，要让其抛开顾虑，大胆创新，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优秀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