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决策是确定未来活动的方向、内容和目标的行动，而人们对未来认识能力有限，目前预测的未来状况与未来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完全相符。因此，在决策指导下进行的活动，既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危险。任何决策都要冒一定程度的风险，组织决策者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会影响决策方案的选择。愿意承担风险的组织，通常会在被迫对环境作出反应以前，就已采取进攻性的行动，而不愿意承担风险的组织，通常只对环境作出被动的反应，错失决策良机，导致重大失误。因此，管理者在风险面前要有决断的魄力，要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准确地对形势作出判断，果断决策。毛泽东就是一位勇于决策，敢于胜利的杰出管理者。
1950年，正当我国人民致力于使疮痍满目的中国经济迅速走上恢复和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派出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作为它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纠集仆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在朝鲜仁川登陆后，肆无忌惮地越过“三八”线，并叫嚣在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万分危急之下，金日成于10月1日向毛泽东紧急求援，“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援助，即在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兵援助我军作战。”
在兄弟邻邦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在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要不要出兵，敢不敢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直接较量？这个严峻的问题，刻不容缓地亟待决策。
毛泽东心情极为复杂，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新中国有没有力量出兵朝鲜同美国作战？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从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达2800亿美元，而中国同年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46亿元（大约折合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各种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有世界上最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仅各种弹药每年就可生产数百万吨，而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还是战争中缴获的陈旧武器，弹药的年生产能力也仅有几千吨。中美之间国力悬殊如此之大，出兵朝鲜，要冒非常之大的风险。
国庆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紧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是否出兵朝鲜一事。一些人认为，我们打了20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国内恢复工作头绪很多，困难重重，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要为5亿多人口负责的执政党，不像在农村根据地那样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认真倾听了各种意见，认为确有困难，出兵朝鲜确要冒很大的风险，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邻邦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他很动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着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都难过。这里包含的辩证法则是，尽管有许多理由强调困难，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正处于危急存亡时刻的形势及其产生的后果联系起来考虑，就不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小天地，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提醒与会者，只有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出不出兵的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金日成危急了，我们不管。那么我们将来危急了，斯大林也不管，都这样的话，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成了一句空话。何况帮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若让敌人推进到鸭绿江边，我们东北大工业基地的安全将受到直接的威胁。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大胆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以什么样的名义入朝作战呢？毛泽东经过了广泛地征求党内外意见后，采纳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将入朝军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又可以不使中美两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有利于继续保持国内的和平环境，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出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明确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宣布“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指示志愿军“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只要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10月9日，毛泽东委派周恩来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商谈志愿军更换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按照双方的约定，苏方将帮助志愿军更换武器装备，并提供空军支援。
但就在志愿军即将出发的时候，斯大林突然表示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陡然增加了志愿军向朝鲜出兵的困难。毛泽东直接面对着在没有空军支援的不利条件下还能否向朝鲜派兵的问题。毛泽东深知：空军若不出动，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依靠劣质装备的步兵，来同美国的海陆空军联合兵种作战，这不仅会给部队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战争结果也难以预测。一旦战争扩大，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敌人和台湾蒋介石集团遥相呼应，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就难免引起国内政局的动荡，出现曾经估计的最不利的情况。可是，如果因此而暂时不出兵，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会说我们见死不救，中国也仍不能摆脱美国的战争威胁。
反复权衡利弊后，毛泽东重新下定决心，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迅即出兵。10月13日，毛泽东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这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出兵朝鲜问题最后作出的正式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方面不可移易的参战决心。
在10月1日以后的半个月内，毛泽东为最后定下出兵援朝的决心日夜焦虑，寝食不安，经常是服用安眠药也无法入睡。显然，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这个决策的制定，体现了毛泽东临机决断关涉国家民族大计的复杂事务的魄力和胆识，以及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敏锐洞察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手里握着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是不可一世的，他们没料到中国敢于出兵朝鲜与之作对。侵朝美军麦克阿瑟总部在其情况通报中曾经这样说：“最近中共领袖声称的，如果联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麦克阿瑟还当着杜鲁门的面说，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给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时，杜鲁门跳出来威胁“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毛泽东毫不畏惧地淡然一笑说：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
由毛泽东创议决策出兵的抗美援朝，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军事上看中国人民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完全达到了抗击美国的侵略威胁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既定目的，这场战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事件都更加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威望，使新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事务中，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此评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由于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因此，毛泽东政治上英明的声望更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