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着了魔似的，睁着一双充满爱意的大眼睛，定定地瞧着他，等着他立即对她说出意味深长、至关重要的话来。他还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在展现一个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天地，此刻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它，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哪怕去死。
“明天我就动身，”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您到车站上去送我……我把您的行李放在我的皮箱里，您的车票由我来买。等到打了第三遍铃，您就上车，我们一道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到了那里您再一个人去彼得堡。身分证您有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日后不会感到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走吧，学习去吧，到了那边再由命运安排您的去向吧。只要您彻底改变您的生活，一切都会起变化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都不重要。说好了，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是的！看在上帝份儿上！”
娜佳觉得，此刻她异常激动，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从现在起直到动身前她一定会伤心难过，苦苦思索。可是她刚回到楼上的房间，躺到床上，立即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微笑，一直睡到傍晚才醒。
五
有人去叫出租马车。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她走上楼去，想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看自己的东西。她在房里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片刻，向四周环顾一番，然后轻轻地走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还睡着，室内很静。娜佳吻了一下母亲，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楼下。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已经支上车篷，湿淋淋的，停在大门口。
“娜佳，车上坐不下两个人，”祖母看到仆人把皮箱放到车上，说，“这种天气何必去送人呢！你最好留在家里。瞧这雨有多大！”
娜佳想说点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时萨沙扶她上车坐好，拿一条方格毛毯盖在她腿上，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一路平安！求上帝保佑你！”祖母在台阶上喊道，“萨沙，你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
“好的，再见了，老奶奶！”
“求圣母娘娘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道。
娜佳这时才哭起来。现在她心里明白，她真的走定了，而刚才去看母亲、跟奶奶告别的时候她还不怎么相信。再见了，故乡的城市！一时间她想起了一切，想起了安德烈、他的父亲、新房、裸体女人和花瓶。所有这一切已经不会再使她担惊受怕、心情沉重，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幼稚、渺小，而且永远永远过去了。等他们坐进车厢、火车开动的时候，如此漫长而沉闷的往日生活，已经缩成一个小团，面前展现出宏伟而广阔的未来，而在此之前她却是觉察不到的。雨水敲打着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能看到绿色的田野、闪过的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一股欢乐之情突然让她透不过气来：她想起她这是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正如很久以前人们常说的“外出当自由的哥萨克”一样。她又笑、又哭、又祈祷。
“不错，”萨沙得意地笑着说，“真不错！”
六
秋天过去了，随后冬天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每天都思念母亲和奶奶，思念萨沙。家里的来信，语气平和，充满善意，似乎一切已得到宽恕，甚至被迫忘了。五月份考试完毕，她，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高高兴兴动身回家。途经莫斯科时，她下车去看萨沙。他还是去年夏天那副样子：胡子拉碴，披头散发，还是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还是那双大而美丽的眼睛。但是他一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他显然老了，瘦了，而且咳嗽不断。不知怎么娜佳觉得他变得平庸而土气了。
“天哪！娜佳来了！”他说着，高兴得满脸笑容，“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厂坐了一阵，那里矿屋子烟雾缥绕，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重得令人窒息。后来他们来到他的住房，这里同样烟气熏人，还痰迹斑斑。桌子上，一把放凉的茶炊旁边，有个破盘子里放一张黑纸。桌上和地板上到处是死苍蝇。由此可见，萨沙的个人生活安排得很不经心，马虎得很，他显然蔑视居所的舒适和方便。
如若有人跟他谈起他个人的幸福、他的私人生活，或者别人对他的爱慕，这时他便觉得不可理解，常常只是一笑了之。
“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娜佳急忙说，“妈妈在秋天到彼得堡来看过我，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就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但不时咳一阵，说话的声音发颤。娜佳留心观察他，不知道他是真病了，或者仅仅是她的感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有病！”
“不，没什么。有点病，但不要紧……”
“哎呀，我的天哪，”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去治病，为什么您不爱护自己的健康？我亲爱的萨沙，”她说时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中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女人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尽管此刻她觉得所有这些像童年一样已十分遥远。她之流泪还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萨沙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做什么才能让您不这么清瘦苍白。我是多么感激您！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就是我最亲切最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度过了一冬之后，她只觉得萨沙，他的话，他的笑容，以及整个人，无不散发出一股衰老陈腐的气息，似乎他早已活到了头，也许已经进入了坟墓。
“我后天就去伏尔加河旅行，”萨沙说，“然后去喝马奶酒。我很想喝马奶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行。他妻子是个极好的人，我一直在怂恿她、说服她外出求学。我也想让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谈了一阵，他们便去火车站。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挥动手帕，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中午时分，娜佳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她出了站台，雇了马车回家。一路上她觉得故乡的街道显得很宽，两边的房子却十分矮小。街上没有人，只碰到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德国籍钢琴调音师。所有的房屋都像蒙着尘土。祖母显然已经老了，依旧很胖，相貌难看。她抱住娜佳，脸挨着娜佳的肩头，哭了很久都不肯放开她。尼娜·伊凡诺夫娜也苍老多了，变得不好看了，消瘦了，但依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宝贝儿，”她全身颤抖着说，“我的宝贝儿！”
然后大家坐下，默默地流泪。显然祖母和母亲都感到，往日的生活一去不返，无可挽回：无论是社会地位、昔日的荣誉，还是请客聚会的权利，统统不复存在。
这正像一家人原本过着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夜里来了警察，搜查一通，原来这家主人盗用公款、伪造证据……从此，永远告别了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娜佳回到楼上，见到了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朴素的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阳光明丽，树木葱笼，鸟雀喧闹。她摸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开始沉思默想。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喝了一杯浓浓的可口的奶茶，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显得低矮。
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躺在这张温暖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凡诺夫娜进来了，她坐下，像有过错似的怯生生地坐着，说话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佳？”她沉默片刻，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凡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我呢，你也看到了，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学哲学，经常想啊，想啊……现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像白昼一样清楚。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要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好吗？”
“好像还可以。那回你跟萨沙一道走了，你来了电报，奶奶读后都晕倒了，一连躺了三天没有下床。后来她不住地祷告上帝，伤心落泪。可是现在没什么了。”
她站起来，在室内走一走。
“滴笃，滴笃……”更夫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首先，要让全部生活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她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生活在意识中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正如光能分解成七种原色一样，然后对每一种成分进行单独的研究。”
尼娜·伊凡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一无所知，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临。娜佳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祖母成天为茶炊忙碌，不住地叹气。尼娜·伊凡诺夫娜每天晚上谈她的哲学。在这个家里，她依旧像个食客，花一个小钱都要向奶奶讨。家里苍蝇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变得越来越低矮。奶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从来不出家门，害怕在街上遇见安德烈神父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散步，到街上走走，她看着那些房子，灰色的围墙，她只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做一个乐观、自由的人！这样的生活迟早要来临！现在在祖母的家里，一切都由她安排，四个女仆没有住房，只能挤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可是总有一天，这幢老房子将片瓦不存，被人遗忘，谁也不会再记起它……只有邻院的几个男孩子给娜佳解闷，她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们敲打着篱笆，哄笑着逗她：“喂，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了信。他用欢快、飞舞的笔迹写道，他的伏尔加之旅十分顺利，可是在萨拉托夫有点小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周。她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内心充满了近似确信的预感，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激动不安，这一点也让她感到不悦。她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彼得堡，同萨沙的交往已经成了虽然亲切却十分遥远的过去了！她彻夜未眠，早晨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动静。楼下当真有人说话：惊慌不安的祖母焦急地问什么。后来有人哭起来……娜佳赶紧下楼，看到奶奶站在屋角，在做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桌上有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奶奶哭泣，最后拿起那封电报，读了一遍。上面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简称萨沙，于昨日晨在萨拉托夫因肺结核病故。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夫娜当即去教堂安排做安魂弥撒。娜佳在各个房间里走了很久，想了许多。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正如萨沙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改变；她在这里感到孤单、生疏、多余；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没有意思，她同过去已经决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毁了，连灰烬也随风飘散了，她来到萨沙的房间，站了很久。
“永别了，亲爱的萨沙！”她默念道。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回到楼上房间开始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地、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打算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
约内奇
一
每当有人来到省城C，抱怨这里的生活沉闷单调的时候，本地的居民像是为自己辩护似的说：恰恰相反，这个城市好得很，城里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最后，还有许多聪明、有趣、令人愉快的家庭，完全可以跟他们交往。
他们便举出图尔金一家，说这是本城最有教养、最有才华的家庭。
这一家人住在本城一条主要大街上自家的宅院里，紧挨着省长官邸。伊凡·彼得罗维奇·图尔金本人是个肥胖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子，经常举办业余演出为慈善事业募集资金，自己在剧中扮演老将军的角色，不时发出滑稽可笑的咳嗽声。他知道许多趣闻、字谜和俗语，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脸上的那副表情总让人琢磨不透：他这是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的。他的妻子薇拉·约瑟福夫娜是个面容可爱的清瘦的太太，戴着夹鼻眼镜，她写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喜欢为客人们朗诵她的作品。他们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是个年轻的姑娘，会弹钢琴。总而言之，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才能。图尔金一家殷勤好客，他们总是高高兴兴地、真心诚意地、落落大方地向客人们展示他们的才华。他们那幢高大的砖砌的房子十分宽敞，夏天凉快，半数窗子对着一个古老的郁郁葱葱的花园，到了春天那里的夜莺就婉转啼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丁了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都有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一切预示着不久将有一席丰盛而美味的晚餐。
德米特里·姚内奇·斯塔尔采夫，地方自治局新派任的医生，居住在离省城九俄里的佳利日。他刚上任不久，人们也对他说，他作为有知识的人，理应结识图尔金一家。有一次，在冬天，在大街上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伊凡·彼得罗维奇。两人谈天气、戏剧和霍乱，末了，图尔金邀请他去做客。春天，耶稣升天节那一天，斯塔尔采夫看完病人之后，进城去散散心，顺便买点东西。他不急不忙地步行进城(当时他还没有置备马车)，一路上轻轻地唱着：我痛饮人生之杯，还不知道伤心落泪……他在城里吃了午饭，在公园里散一会步，后来很自然地想起了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邀请，便决定登门拜访图尔金一家，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好啊，有请啦，”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台阶上迎接他说，“非常非常高兴见到这样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请迸屋来，让我来把您介绍给我的好太太。我对他说，蔽洛奇卡，”他把医生介绍给妻子，继续道，“我对他说，根据罗马法典，他没有任何权利只待在自己的医院里，他应当把闲暇时间奉献给社交活动。我说的对不对，亲爱的？”
“请坐在这儿，”薇拉·约瑟福夫娜指着身边的座位说，“您不妨对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好嫉妒，他是奥赛罗，不过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叫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哎呀，你这个小母鸡，宠坏了的女人，……”伊凡·彼得罗维奇柔声说道，还吻一下她的额头。“您来得正巧，”他又对客人说，“我的好太太刚写完一部‘其大无边’的长篇小说，今天正要朗诵呢。”
“让，”薇拉·约瑟福夫娜对丈夫说，“你去吩咐他们端茶来。”
主人又把斯塔尔采夫介绍给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很像母亲，同样清瘦，面容可爱。脸上的表情带几分稚气，腰肢柔软而苗条，已经发育的少女的胸脯十分健美，洋溢着十足的青春气息。后来大家喝茶，吃果酱、蜂蜜、糖果和饼干。饼干十分可口，放进嘴里就化。傍晚时分，渐渐地来了许多客人，伊凡·彼得罗维奇眉开眼笑地迎接每一位客人，说：“您好啊，有请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