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学生明白了，也会说了，提高了道德认识，这不是一种难事。组织学生进行一两次道德行为的训练，也比较容易做到。
德育与智育体育不同之处在于受周围环境影响很大，易反应。道理讲给学生听，很容易明白，通过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行为训练，也不难做到。可实际情况发生后，却出入很大。比如，上午两个人还是好朋友，下午则会因某人的挑拨而互不说话。昨日观影片《祖国新貌》时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很可能因今日的物价上涨而转成对祖国发牢骚。这些变化即便是成年人也时有发生，更何况是思想情感还处在不稳定当中的中学生而言更难免了。
由此可见育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这需要通过在道德认识支配下来对道德行为进行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在认识、行为、习惯、品质之间，最重要的是注重习惯的养成。习惯成自然，最终形成道德品质。
想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习惯，就要尽量把曾做过的有益的认识教育与行为训练，以“法”的形式稳固下来，然后形成制度、法制，日后在某时某地也必须实施。学生遵照这些法规、制度去执行，渐渐地就培养了关心他人、关心国家和集体、遵纪守法、勤奋学习的习惯。
多年来我始终指导学生在制度、规矩、计划方面来考虑问题，注重以法治语文教学，减少人治的因素，降低随意性。经过与学生反复讨论，陆续制定了由时间到空间，由大事到小事，由事到人，所有系统都尽量做到统筹兼顾的班规、班法、计划、制度。将事情、时间、人三方尽量落到实处。向着“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的目标努力。
经过我们师生共同筛选，认为与语文教学的育人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关系、必须保留的实事共计34件。之后又将其分为六类，相应具体制定计划，做出了做事的人、时间、方法的规定。
每日100次仰卧起坐、俯卧撑
于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与摄影记者冒着强暑到我校来采访，在这之前《新闻联播》节目曾多次播放过我校关于教改的消息。
快放学时，周导演和负责摄影的同志说：“就摄一个极轻松的场面，选在教室里，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实现班级管理自动化。”
同学们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热烈地开展讨论来，周导演十分满意，我也听得入了迷，把时间忘在了脑后。
这时，体育委员来到我的身旁问：“老师，咱们班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呀？”一下把我问得莫名其妙。“人治如何，法治又如何？”
体育委员说：“您看下表，该做什么？”
我看了下表，突然恍然大悟：“噢，该仰卧起坐、俯卧撑的时间了。当然是法治了。”
多年来，我始终对学生强调科学管理班级，制定了班规、班法就必须遵照执行，不能因一句话，或一些特殊情况，就不执行了，要以法治班。
体育委员听后，就站到讲台上说：“请注意同学们，想一下现在该做什么了，要以法治班。”
话音刚落，只见围坐着录像的同学立刻回到各自的座位上，收拾好桌上的文具。然后一半同学躺在桌子上做仰卧起坐，另一半同学趴在椅子上做俯卧撑。我一看同学们进入了角色。我也马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桌子躺下，开始做起仰卧起坐来。
刚开始，导演一时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解释。渐渐地，他看到学生累得满脸是汗，但一直都咬紧牙关坚持着，于是赶快让摄影的同志认真地摄下了这一感动场面和几位瘦弱的同学咬牙坚持的镜头。
这是我们1984年选定的锻炼方式。
那年秋天，在我为大家念鲁光写的报告文学《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过程中。同学们被中国女排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夺取世界冠军的经历所感动。其中中国女排姑娘们说：“苦是一服灵丹妙药，我们要想强大起来，就得天天吃它。”这句话，深深地激励了学生们。
学生们说：“老师，咱们也应找服灵丹妙药来吃，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请大家开展讨论，上什么地方去找这样一服苦药？”
“训练器械，我们没有。”“打沙袋、绑沙袋，也不客观。”
经过商量，同学们一致认为比较实际的方法就是在教室内练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简便易行。
起初，只能做三个。有的甚至一个都做不起来，但经过几天锻炼后，都做到了三个。
于是同学们就说：“苦方为灵丹妙药，不苦就不算是了。我们要增加运动量。”
当时国家体委制定的锻炼标准：女同学能做8个俯卧撑就算达标了，可学生们已达到10个了，仍要求继续增加。
我看同学们意见一致干劲十足，体力没问题，便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增几个？同学们要求每日增一个，身体受得了吗？同学们说：“受不了时再停也不迟。”
时光飞逝，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学生们已增到了每日做50次。同学们服下这苦药，的确自我感觉比以往强大了不少，于是要求陆续增加增至100次时，一些同学依然兴致很高，还想增。
我说：“不可以再增了，一切事，过犹不及，超过极度便会走向反面。现在已们做到100次未出现什么副作用就很好了。天天都坚持下来，已很不容易。增此为止吧！”
那时我正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并兼任语文课。这两个班，一个是成绩好，另一个是由后进学生组成的。在校时，常与后进的同学一道活动。
自1985年5月上旬到6月上旬，两班同学均临近毕业前，会议依然很多，单是北京，一个月内去了三趟，开会三次。开会时，我也依旧锻炼，不过或许因缺乏学生监督的原因或是集体的场效应，在宾馆做到60多次，就没力气了，只好原谅自己。
回来之后，心情不错，又与同学们一起做运动虽然到60次时，已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鼓励自己坚持，一直坚持到100个。心想：“这下可解放了。”可同学们依然咬牙坚持着。体育委员陆续喊着：“一百零一、一百零二……”我只好跟着，身体已不知什么感觉了。
直到第120次时，大家才都停下来，我刚轻松一下，又紧跟着学生们昏头昏脑地做了120个仰卧起坐。从那之后，我再也未达到过这个纪录。
等做完之后，我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问：“以往都是做100次，今天干吗要做120次？”
“老师，您不在时，全班同学请求体育委员每日加一个，您都出差20天了，所以就长到了120个。”
“瞎指挥，老师不是说过一切事过犹不及吗？不是讲过到100次就不再加了吗？为何擅自作主？为何要与辩证法对着干？”我故做生气地批评学生，心里却很高兴，原因是：可当老师不在时，他们不但能坚持着苦训练，且还要求体育委员领着加，这充分表明他们在逐渐成熟，自我教育能力增强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要由衷地感谢那届学生，正是因他们监督我、鞭策我吃下“仰卧起坐、俯卧撑”这服灵丹妙药，我才变得坚强起来，体质得到强健。直到今年暑假，我到处开会，白天冒着的酷暑上一天课，晚间还能坚持做完100次俯卧撑、100次仰卧起坐，每次做完，全身就充满了战胜自我的力量。
实际上，这些仰卧起坐、俯卧撑增强了学生的体力，更锻炼了他的毅志。学生把这种训练称为“上刑”。起初当我看到班级日报上登有一条消息：“本报记者发现上刑时，一些同学偷懒，动作没到位。”看时，我觉得十分奇怪，就问：“为什么要叫上刑呢？上刑是什么？是否你们打闹时，琢磨的折磨人的残酷手段？”
学生笑着说：“上刑就是天天做的仰卧起坐、俯卧撑啊！做起来时，难受得好似上刑一样！”
我说：“既然这么苦，干脆别做了吧！”“为什么不做，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再说做时苦得要命，做完后轻松得要命，心里十分高兴。”
1991届毕业生我没同意做，我想实验对照一下，做与不做的区别。很明显这届学生的吃苦精神比1985届、1988届天天做10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的学生差远了，这届学生体育达标的优秀率也低于前两届学生近10％。
由“？”变为“！”
自小老师就让我们要做到12个字：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卧如弓。
这样有益于身体正直，也有益于保护视力。
我照此做了，视力自然好，身体也很棒。
于是，我便劝学生们做到这12个字的要求，尤其是坐如钟。
一些同学近视，大多数原因是由于坐姿势不正确，弯着腰，弓着背，眼睛距离练习本日趋渐近；有些甚至歪着头，爬在桌上写；还有的眼睛与书本之间仅剩下一个鼻子的距离了。
同学们风趣地说：“姿势真像问号。”
有些同学说：“目前才是少年期就成了问号，那到了老年，岂不成了句号呀！”
我遂对“？”号姿势的学生大声疾呼：“快快猛醒，拉直问号，成为感叹号！坐如钟，正又直多舒服。”
人的习惯是需要循序渐进地一个过程才能改变的。于是我就不断地提醒，提醒再提醒。
一些同学弯得厉害，我就个别提醒；许多人都不坐直时，就全班提醒。
我说：“请刘志军同学负责记录一下，每提醒一次，你就记录一次年月日，再写上第几次，可以吗？看看需要提醒多少次，才能炼成坐如钟的习惯。”
起初，提醒的密度较大，每日需两三次，过了两周以后，就两三天才提醒一次了。
我说：“坐如钟！”
刘志军说：“1979年10月31日，第84次。”
“很长时间没说这三个字了，班上有几位又往问号发展了？”我说。
“1980年12月12日，第108次。”
直至毕业前夕，刘志军向大家宣布：
“在坐如钟问题，老师共提醒了116次。”
身为体育委员的王良同学，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每学年，他都向大家公布全班体检的情况。与去年相比，视力、身高、胸围、体重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至班上每人身高、体重增加了多少，他都心中有数。每一学期，他都向大家公布每位同学具体达标的数据。
初一体检后，王良提醒大家注意：“班上仅有42双眼睛视力正常，请大家一定要爱护视力，争到毕业时，这42双眼睛的视力不减退，其余视力不好的眼睛也要保护好，不让它再继续近视下去了。有效办法保护之一，便是老师常讲的，把‘？’号变成‘！’号。”
初二体检后，王良又宣布：“此次体检，原来班上正常的84只眼睛，仅有一只从12减到08，其余都正常，请这位同学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它，使其不再继续发展下去。”
我知道这位同学是王艳，其左眼视力正常，只是右眼有些近视。我提醒她增强锻炼，加强体质，再认真做好眼保健操，注意保护看书写字的距离，建立信心，只要坚持下去，肯定能获得好的效果。
1981年毕业前体检时，不仅去年的83只眼睛依然保持正常，王艳同学右眼的视力也恢复到了12，当宣布这一体检结果时，全班同学都为之激动。
以后，每届学生我都无数次地提醒：“坐如钟！把‘？’号拉直，千万别变成句号！”
前不久，我给淮阴师专附中的学生上课时，两节课大概提了4次由“？”号变“！”号的问题。第一次略作解释学生便懂了，后3次只需轻松一点，大家便心领神会地笑了。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学生视力，矫正脊柱还能增进师生感情、活跃课堂气氛、组织教学让同学们集中注意力。
课堂上不是严厉地说“请同学们坐直”、“不许趴在桌子上”、“不许弯腰”、“不许左顾右盼”，而是“请把‘？’号拉直，变成‘！’号可以吗”。诙谐的语言让同学们感到轻松，感到教师的关心，就容易接受老师的建议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不正确的姿态，同时还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课堂上难免会有“开小差”的同学，若初次见面就批评同学，众人面前彼此都会不愉快的。但必须指出，此时说一声：“请把‘？’号拉成‘！’号。”那些“开小差”的同学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了提醒：“其实，老师已注意到我了，可没直接批评我，只说了一句幽默风趣的话，我赶紧改过来，老师给我留了面子，我自己也得知趣呀！”之后，全班又出现了一段集中精力学习的情境。
本届是关键同学负责记录“坐如钟”3个字，他为提醒次数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上面记着1992年上学期第五周，一周时间，我共提醒了8次。
这件小事之所以没让学生承包去做，是为了让学生们认识到，一个很小的不良习惯，即便由老师来纠正，还需要一次次的反复努力，由此联想到改正思想深处的不良习惯就更需坚持不懈，更要有恒心和耐心；同时也向学生们表明老师做事就要说话算数，要一直做到成功为止。
课前陶醉在一支歌里
班上同学十分爱唱歌。自1979年起每届学生都爱唱。每天、每节课前、自习前都唱歌。
有关唱歌的班规班法也越来越详细了。七十年代时，课前一支歌，学生在座位上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后来文娱委员说这样唱太随便了，歌唱得也没意思。于是到八十年代订了一条班规：课前一支歌，由文娱委员起歌，班上所有同学都必须停止其他活动，身体坐好，手不能乱动。假如在大家唱歌时有人写作业或把手放在桌子上，就要写出500字的说明书。
到了九十年代，我反复强调，唱歌要专心致志，才能达到唱歌的目的，即让大脑得到短暂的休息，又让人沉醉在美妙的歌词意境和悠扬的音乐中，得以轻松、愉悦，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学习，也更好地沟通大脑的两半球。
1990年、1991年我并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
1992年初刚开学，我准备对课前一支歌提出更详细的要求：姿势照旧，依然是唱歌时身体坐直，目视前方黑板中缝的中点，利于集中精力。
于是文娱委员刚一起歌，全班同学马上身体坐直，将目光全部集中在前方黑板中缝的中点位置。教师一进教室，一眼看见十分整齐，好似一个大合唱队在剧场中都将目光对准了指挥。
长时间对准一点会产生疲劳。于是让同学们将视觉与想象力结合起来。把前面那一点当成一个面、一个图像，以至于变成一个小宇宙；里面有江河湖泊，日月星辰，花鸟草虫。当你唱什么歌时，那里面便闪现出相应的图像，就好像是台电视机，歌曲一响，便输入了这首歌的录像带，一开口便打开了开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前方，便映出蓝天白云下的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的画面，紧接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响起嘹亮的歌声，赞美美丽而伟大的祖国。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前方立刻显现出巍峨青山、宽广的平原、怒吼的黄河、奔流不息的长江等画面。这画面色彩越绚丽越逼真越好。
又过了段时间，我又要求学生，把这点看成是彩色的图像，调动起身体更多的感觉器官，将那图像变成生动、具体、可感知的某种情景，自己与情景互相融合，参与其中，与情景中的人们一起欢笑。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高山好像就在我们身旁，我们正在攀登，正在宽广的平原上纵马飞奔。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好似在畅游广阔的蓝天，俯瞰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会不激情澎湃，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神采奕奕。全身心地投入，专心地唱一首歌之后，的确会让人有种精神焕发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