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假即将结束，卡尔即将踏上去柏林大学的求学之路时，他和女友燕妮，都大着胆子把私订终身的事情告诉了各自的父母。令他们惊喜的是，双方的父母竟然非常一致地表示赞成这门婚事。听到这个满意的答复之后，卡尔·马克思愉快地踏上了赴柏林的道路。
哲学博士
马克思在后来的学期中一边继续学习法学，同时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化自己的哲学研究。在掌握了黑格尔哲学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哲学史。
马克思先从研究伊壁鸠鲁入手，他广泛搜集材料，写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作为他的伊壁鸠鲁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专门考察了他的自然观，并把这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他从1840年下半年起开始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到1841年3月完成。
这篇博士论文尽管篇幅不大（不到5万字），但马克思写的很认真。因为在这上面寄托着马克思的学者之梦。马克思转到哲学上来之后，希望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大学毕业以后谋一个大学教职，将来做哲学教授。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是要利用大学讲坛以及新闻媒介来宣传真理，批判宗教，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在博士论文即将结束的时候，马克思用激昂的词句写了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序言，其言辞之激烈，甚至连他的思想激进的朋友布鲁诺·鲍（bào）威尔也感到吃惊，急忙劝说马克思不要在序言中写上激烈的诗句，以免使论文答辩遇上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决定把论文寄给一个较小的但也许更民主一点的大学，申请学位。作出这一决定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柏林大学申请学位的手续繁琐（suǒ）（繁琐：繁杂琐碎。）。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得付一笔不小的钱。这也正是马克思所不乐意的。于是，在1841年4月，马克思把论文以及申请材料寄给了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并希望尽快取得学位。巴赫曼教授看了马克思的论文后十分欣赏，为马克思写了如下的推荐书：
“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本人认为该候选人实应授予学衔。”
七位看过论文的教授也一致同意系主任的意见。结果，耶拿大学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和其他形式的考试，直接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为马克思颁（bān）发了哲学博士学位证书。这时，马克思才23岁。
马克思带着文凭回到了家乡特利尔。他准备与燕妮结婚（他们订婚已经5年了），然后到波恩大学申请讲师职位，与布鲁诺·鲍威尔一起在波恩大学宣传进步思想。
友谊与战斗
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主编。他从波恩来到科伦，从此开始自己的世界观转变，即在哲学上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年轻的马克思思想敏锐，意志坚强，相貌堂堂，引人注目。《莱茵报》出资人之一，科伦枢密顾问梅维森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卡尔·马克思，特利尔人，现年24岁，体格强健，两颊（jiá）长着又密又黑的胡子，胳膊、鼻子和耳朵上也长满黑毛，富有男子气，性格刚烈、粗犷（ɡuǎnɡ），极其自信，但非常严肃，富有教养，是个不知疲倦的辩证论者。他具备一个犹太人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坚定地执行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每一个原则，……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年轻的报纸不久说话就无所顾忌，于是当局对它越来越怀有戒心……”。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莱茵报》影响越来越大，远远超出普鲁士的范围，成了德国影响最大的一家民主派报纸。该报订数在马克思接手时只有800多份，一个月后上升到1800多份，到1843年1月再上升到3400份。这就使反动政府更为惊慌，匆忙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这一决定尽管在莱茵省引起了抗议的浪潮以及为使国王撤消命令而发起了签名的请愿运动，《莱茵报》的股东们也要求马克思放弃激进的态度，马克思也于3月17日发表了辞退编辑部的声明，但这一切并没能挽救《莱茵报》。
马克思离开科伦后，先到荷兰的舅舅家闲住。一个月后，回到特利尔。然后，又来到莱茵省的一个小镇克罗茨纳赫，因为他的未婚妻燕妮和她的母亲住在那里。6月19日，这对订婚后彼此等待了7年之久的青年终年完婚了。在长期的分离之中，他们经历了痛苦和思念的考验。
现在这对新人终于开始的共同的生活，在结婚仪式之后，这对新人去爱贝尔堡、普法尔茨、巴登等地新婚旅行。燕妮光彩照人，马克思容光焕发，所到之处人们都十分羡慕这对新婚夫妇。
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尤其是在克罗茨纳赫度过的整个夏天，是他人生和思想发展的关键性阶段。然而，这段时间毕竟是马克思在投身于新的战斗和重新走上社会舞台的一个准备，是两次战斗的间歇。
他最终决定前往欧洲的政治中心、“新世界的新首府”——巴黎，在那里创办《德法年鉴》，把德国的思维与法国的热情、德国的哲学与法国的政治结合起来。
就在马克思动身去巴黎的前夕，普鲁士政府想收买马克思，通过他父亲的朋友、监察顾问埃塞尔向他提出建议，到政府任职，马克思不为所动，毅然提前出国。马克思与燕妮于1843年19月底来到巴黎，住在塞纳河畔的田凫（fú）路38号。
巴黎是一府沸腾的大都市，马克思在那里不仅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而且开展了广泛的交往活动。马克思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一个学者革命家，或革命的学者，因此巴黎不仅为他提供了科学研究的环境，而且也提供了广泛交往的条件。还在到巴黎之前，马克思就给巴黎的一些学者和革命家写过信，邀请他们为《德法年鉴》撰稿，到巴黎以后与一些人加强了来往。
在巴黎，马克思与海涅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海涅流亡巴黎已经多年了，他比马克思大21岁。在他们相识和密切交往的几个月里，海涅几乎每天都拜访这对年轻的夫妇。海涅和马克思常常一会就是几个钟头，共同琢磨润色一首诗，而燕妮又经常是海涅作的第一个听得入迷的听众。
马克思十分珍惜与海涅的友情，当庸人们咒骂海涅的时候，马克思站在海涅一边。马克思认为，诗人都是一些古怪的人物，必须容许他们自行其是，而不能用常人甚至超人的迟度来衡量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巴黎的最大收获，是开始与恩格斯的终生友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是人类思想史的天空中一对明亮的双星。在巴黎相遇，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恩格斯也是德国莱茵省人，比马克思小两岁。由于他的身为工厂主的父亲的强迫，中学没毕业就去学习经商，后来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恩格斯天资聪颖，勤奋自学，在服兵役期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他通过自学成了深厚的哲学素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练就了流畅清新的文字风格。而且他天性活泼，性格刚强，观察敏锐，交游广泛，很早就在报纸上发表文学评论和通讯。
1844年8月下旬的一天，马克思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略微有点心神不宁地等候着从英国曼彻斯特来的恩格斯。他们相见恨晚，倾心相谈。离开咖啡馆后，又一路交谈回到马克思的寓所。这段时间马克思刚好孤独一人，因为燕妮带着刚刚3个多月的女儿小燕妮回娘家了。于是，他们放声高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在广泛的领域中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彼此都十分惊奇地发现，两人在所有领域的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当其中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新的见解时，另一个人觉得正是说出了自己也要讲的话；而当另一个再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一遍时，这一个就发现对方比自己更确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两个人哲学立场和政治信念一致，修养和知识水平相当，对当时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了共同的结论，而且他们的一致达到连用语都几乎相同的地步。
马克思发表在巴黎激进报纸《前进报》上的文章，都使普鲁士统治者看到了“革命”二字，他们早就向法国政府施压，法国政府下令把马克思和《前进报》其他一些撰（zhuàn）稿人驱逐出境，除非他们保证不再从事反普鲁士的宣传。马克思断然拒绝作出保证，他宁愿在24小时内单身一人先行离开巴黎。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燕妮匆忙变卖了家什，带着9个月的女儿随后来到这里。初来乍到，又囊（nánɡ）中空空，连一所固定的住房也无法找到，马克思一家处境艰难。恩格斯得知马克思遭驱逐，立即意识到马克思需要帮助，他发动莱茵省的朋友们为马克思筹集了一笔款子，并把自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一笔稿酬寄给了马克思。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让我们大家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分担我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4月份，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5月初，他和马克思一家都在城东边的同盟路租到了房子，马克思住5号，恩格斯住7号。4月份，马克思家里还来了一个新的成员，这就是22岁的女帮家海伦·德穆特，大家一直叫她琳蘅（hénɡ）。她是摩塞尔河谷的一个农家女，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来到威斯特华伦家，在燕妮身边长大，成为燕妮的女伴和知己。现在燕妮的母亲把琳蘅送到这对年轻夫妇身边来帮助料理家务。她来的正是时候，先是帮着燕妮把家安顿下来，接着就有了新的职责，因为9月份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出世了。从此，这位纯朴善良、聪慧刚毅的理家的能手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在长期颠沛（pèi）流离（颠沛流离：比喻生活艰难穷困。形容生活艰难，到处流浪。）的生活中分享着这一家的忧愁和欢乐。
恩格斯来此之前就担心比利时政府终究会找马克思的麻烦，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普鲁士政府不久就对比利时内阁施加了压力，要把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别无选择，他只有脱离普鲁士国籍。从此，马克思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布鲁塞尔，这个美丽的欧洲城市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里创立了他们的学说并把它公之于世，而且在这里有了第一批追随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即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