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蓄着两撇八字胡,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穿长袍,一派儒雅气质。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都觉得他和蔼(ǎi)可亲,但他对地主老财和流氓地痞(pǐ)(地痞(pǐ):地方上的坏分子。)却毫不留情,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
1917年寒假,李大钊从北京回家过年。乡亲们听说李大钊回来了,都到他家来,听他谈外面的新鲜事,也想向他讲家乡发生的大小事,让他评评理。
一位年老的长者告诉李大钊:“这两年朱绍文(村里的恶霸)聚积了一帮流氓恶棍,在王滩一带的荒野大树林里出‘花会’,一共出‘会’三十七门。里边出‘花会’,外边设宝局,逗引着汤家河附近的的们去那儿聚赌,连一些妇女也被欺骗了。入了这赌博的迷魂阵,弄得精神恍惚(huǎnɡhū),觉也睡不沉,饭也吃不下,哪里还有心思干活儿呢?妇女们把嫁妆当光了,首饰也卖完了,有的甚至输得上了吊。可他朱家,倒从中发了一笔横财!你说这象话吗?”
李大钊惊讶地问:“怎么?连小媳妇、大姑娘也都搞起‘会’来,赌起博来了?”
乡亲们以为李大钊不相信,都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举了好几个事例证实这件事。
“这个坏蛋盘剥百姓的手段真毒辣啊!一定得想个法子把这个坏蛋整治整治,把人们从迷魂阵里解脱出来!”李大钊气愤地说。”
那位长老又告诉李大钊:“朱绍文还扬言说:‘老爷我出花会,叫那些穷鬼们押吧!不出一年工夫,管叫乐亭县的人们当上讨饭的叫花子。我有的是大片地,栽一顷地的柳树梢子,种一顷地的大葫芦,给他们预备着。到时候,我分给他们每人一根棍子,一个葫芦瓢,叫他们到老爷门前来讨饭。’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
李大钊听完这话后,气得拍起桌子,严肃地说:“有朝一日,老百姓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惩治他们,叫他们有好受的。”
朱绍文听说李大钊回来了,有些做贼心虚,打发狗腿子送来了一些礼物,李大钊连看都没看,就叫来人把东西拿回去了。
因为有事在身,李大钊没来得及惩治他就回北京了,但他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回到北京后,他马上给朱绍文写了一封信,警告朱绍文并严令一定要停止出“花会”。
过了一段时间,李大钊又回到家乡,听说朱绍文不仅没有停止出“花会”,反而活动得更猖狂了。李大钊怒火冲天,立即提笔给朱绍文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短信。李大钊马上叫人把信给朱绍文送去。
第二天,朱绍文坐着马车,带着一大帮跟班来到李大钊家。李大钊没有被朱绍文的气势吓着,稳稳当当地坐在屋中的椅子上。等朱绍文一进门,李大钊就义正词严地对他说:“你现在干的是坑害老百姓的勾当。盘剥百姓,伤风败俗!我奉劝你赶快把这个害人的‘花会’煞(shā)住!你要是继续这样干,乐亭的老百姓是不会饶恕你的!”
朱绍文本来想在李大钊面前耍耍威风,但这一来就被李大钊的正气威慑住了,连连说:“是,是,你说的对,我一定洗手不干了。”然后他装出一副可怜相说:“都怪小弟治家无方,将先祖遗产典当净尽。现在我的子女在京读书,所需学资实有困难,万不得已才开‘花会’,祈容小弟再开一时……”
李大钊听到他还想开‘花会’,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可笑!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念书,不惜用毒辣的手段坑害百姓。用这样的不义之财供子女念书,能念出什么好书来?”
李大钊的话义正词严,朱绍文没法狡辩,只得敷衍(敷衍(fūyǎn):做事不负责或待人不恳切,只做表面上的应付。)的说关门。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
李大钊面对面地与恶霸斗争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1920年的正月,李大钊回家过年。
有一天,李大钊家的院子里闹哄哄地拥进来一群人。一个叫顺义的小伙子拉着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孩。人群中一个车把式晃着手中的长鞭,蛮横地叫着:“你们想把我怎么着?”
李大钊赶紧从屋门中迎出来,顺义见着他就说:“大叔,我们俩正在场上拾粪,这小子赶着一辆篷车硬从咱场上碾(niǎn)过去了。他放着正路不走,偏从场上走。我们叫不让他走,他不理,反而狠命吆喝牲口。等我们撵(niǎn)上他的时候,他不但不停车,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着,拿着鞭子朝我们乱抽。你看,把我兄弟的脸都抽破了!”
那个被打的小孩是顺义的弟弟。他边抽泣边说:“这个人真不讲理,我们不叫他从场上走,他拿孟养泉的名字吓唬(hǔ)人。他说是孟家的车把式,他的车从哪家的场上走,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这个孟养泉是乐亭县东乡的一个恶霸,当着乡长,勾结官府,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他贩卖大烟,放高利贷,谋别人家财,霸占良家妇女,无恶不作。人们慑于他的权势当面称他“孟三老爷”,背地里却叫他“东霸天”。他把许多百姓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事,李大钊早有耳闻。现在见连孟家的车把式都如此霸道,气不打一处来,他强压怒火,问:“你就是孟家的车把式吗?”
那车把式看都不看一眼,回答了李大钊,他以为抬出孟养泉的招牌,李大钊就会怕他。
谁知李大钊严厉地说:“我同孟养泉是狭路相逢,今天非跟他讲讲理不可。孟养泉做了那么多坏事,你回去叫他来,我跟他说!”
那车把式一见势头不对,本来昂着的头耷(dā)拉下来了。
李大钊接着教训他说:“听你的口气,一出主子的门,你倒成了‘盖世英雄’了!
在场的乡亲们平时憋(biē)了一肚子的气,这时,都发泄了出来,连损带挖苦地数落那个车把式。
可能是作贼心虚吧,孟养泉没敢来见李大钊,但他打发人送来一封道歉信。
李大钊看了这封信后,火冒三丈,他几下把信撕碎,摔在地上,对送信人说:“不管谁家的孩子也不该叫他的车把式打;不管是谁家的场,也不该让他的篷车随便轧坏。我没有别的话跟他说,你告诉他,叫他提防点,他在乐亭县里坏事干得太多了!”
以后,孟养泉几次托人带信,向李大钊求饶,李大钊气愤地说:“无耻!我饶了你,乐亭的老百姓也不饶你呀!”
老岳母担心地说:“这种人,啥事都干得出来,惹他做啥?他将来一定会报复的!”
李大钊义正词严地回答:“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干对众人不利的事,我就一定要制止的!哪怕是比孟养泉更凶恶的人,我也绝不退缩。要是什么都怕沾到自己头上,那只好啥事都不管,那哪儿行呢?跟这种人是绝不能善罢干休的!”
李大钊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的利益,同恶势力进行斗争,从不畏惧,从不退缩。
传播思想
李大钊勤奋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回,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并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中国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正在酝酿(酝酿(yùnniànɡ):原指造酒的发酵过程。这里比喻做准备工作。)着一个新的爱国民主运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有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形成了彻底地不妥(tuǒ)协(妥协:让步。)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群众节命运动。李大钊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开始将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号召传播到中国来,在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到来之前,为她燃起了最初的灯火。
他在十月革命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这些论述,对于当时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党的成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也逐渐形成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李大钊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3月,在几经酝酿、讨论之后,李大钊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20年9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条件。1921年7月1日,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tán)秋、何叔衡(hénɡ)、王烬(jìn)美、邓恩铭等12个代表,代表53个党员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党纲,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一个光荣、伟大的、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在中国诞生(诞生(dàn):出生。)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最早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