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谈起。
教育是爱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父母是最投入的人。对于中国父母来说，几乎是以生命投入子女的教育，可谓爱也疯狂恨也疯狂。
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爱呢？不同的爱带来的命运是否不同呢？
1993年，当我发表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时，由于涉及了这一根本问题，居然引起几百家媒介和千百万家庭的强烈关注，形成长达数年的教育大讨论。
今天，当我们讨论家庭教育时，不妨再品味一下《夏令营中的较量》留下来的启示。
先请看《夏令营中的较量》：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
A 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11千克，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岁―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19--21千米路，而若按日本人最初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千米。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苦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公里的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珠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篷，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10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方队长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孙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 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日方队长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
“蓝！”
“你们还来不来？”
“来！”
这几声大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3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 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喝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只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举办或让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3年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题为《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经同年11期《读者》杂志全文转载，文章标题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广为传播。
《较量》的发表如石破天惊，引起了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强烈震动。他们纷纷发表看法，采取对策，以极大的努力改变教育的失误。在大讨论和大争论中，《夏令营中的较量》中的某些细节也得到更正，如孩子负重实为11千克，至少行进19―21千米路，乡田实为日方队长，并非议员等等。但此文内容是属实的，并在教育部的调查中得到证实。
讨论中，也有不少父母不以为然。有位独生女的父亲担任某报副总编辑，发表长篇文章批判《较量》；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发表批判《较量》的诗歌，说我：“抑扬文字没心肝”，“武后焉能贬牡丹”。
在争论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对今天的孩子了解多少？是否应听听孩子的评论？
我想起了对第一届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的采访。1992年在青岛举办的那次活动中，中日孩子之间的鲜明对比，与草原夏令营惊人地相似。
我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你们与日本孩子相比怎么样？”男孩子坦率地摇头，说：“不如他们勇敢，也不比他们能干。”“这是为什么呢？”听我这么问，北京男孩脱口答道：“遗传呗！”见我愣住了，他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上一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姥姥有‘三不准’：刀不让动，电不让动，火不让动。我长这么大，连火柴都很少划，家炊都不会，怎么会野炊呢？”他叹了口气，不服气地说，“不是我们不想干，是我们不会干，长这么大谁让我们干过野外探险？我们从来没干过的事情怎么会呢？”
我顿时明白了：草原上的较量不仅仅是中日孩子之间的较量？也是两国成年人的较量，那是两国的教育在较量！
草原夏令营之前的一个中午，77个日本孩子到了天安门广场。日方领队给每人发20元人民币，说：“现在自由活动，3至5人一组，买一顿晚餐，下午4点半回来集合，走吧。”中方工作人员担心起来，提醒道：日本孩子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万一回不来怎么办？不料，日方领队轻松地回答：“回不来也是锻炼，探险从这里开始了！”试想，带孩子外出时，哪一位中国教师敢这样做？又有哪一位父母放心老师这样做？因此，孩子以“遗传”二字评论中国的溺爱教育，可谓入木三分。
溺爱似乎是为孩子好，实质上是不了解孩子也不尊重孩子的典型做法，是对儿童意志与权利的一种剥夺。可是，极少有父母想到这一层。因此，“包”字成了传统，一代一代“遗传”下来，造就了一代代动手能力和风险意识都相当差的中国人。
有的同志说：“吃苦对孩子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孩子的父辈大都下过乡，苦头吃得还少吗？可到头来终究是被耽误的一代。吃苦并不能换来现代化，对于一代孩子来说，吸收更多的现代化知识，培养现代化的意识才是更为重要的。与其花那么大劲让孩子们在荒山野地里吃苦受累，还不如将夏令营办到香港、日本去，让他们亲眼见识一下什么是现代化，不是更有收获吗？”看看周围的现实，我们会非常清楚，这段话颇有代表性，它代表了一种爱心和思想。
譬如，不少父母对孩子常念叨这样一句话：“只要你能学习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做。”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导向之下，少年儿童的整体素质表现出明显的缺陷，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生存意识、实践能力、意志品格等方面。据天津对1500名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51.9％的学生长期由父母整理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74.4％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据新华社1994年3月24日消息，头年10月，长春市曾对104辆接送孩子上学的公车牌号通过媒介曝光，近日此风重新抬头。该市再次对47辆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公车进行曝光，并制定了《关于严肃查处用公车接送学生下学的暂行规定》。读者明察，这岂止一个长春市的问题，而娇宠孩子的做法又何止公车接送一种。
说明让孩子去香港、日本看看，倒也巧了。《参考消息》1994年3月26日登了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高梨美穗的一则报道――《中国“小贵族”在日本》。据介绍，一群广州孩子在东京等地大把大把花钱，每人平均开支约25000元人民币。此举连世界首富的日本人都为之震惊，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遗憾的是，我们尚未能来得及考察一下这些孩子心目中的现代化是什么，他们日本之行“更有收获”的又是什么？
小孩子出手大方是因为父母支持，而父母慷慨皆源自爱心。一对父母讲得透彻：“让孩子吃什么苦？我连孙子辈的苦都替他们吃完了，如今瞧着孩子享福，是我的一种心理享受！”因此，不让孩子吃苦，只求孩子享乐与成长，成了愈演愈烈的社会风气，正是上述思想观念在起作用的。
中国有句漂亮的口号：“把最美好的东西给孩子。”在许多人的理解中，“最美好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如最好的教学设施、最好的食品、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图书等等。不错，应当把这些给孩子。然而，“最美好的东西”是否也包括精神在内呢？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爱孩子都是人类共同的美德，只是这爱的方式显著不同。
在一次座谈会上，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罗英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她说：“我去过美国的迪斯尼乐园，那儿的缆车非常高也非常快。一个母亲让自己非常小的孩子坐上去，那孩子哭着往母亲身上扑，母亲推开了她。事后我问这位母亲：‘你这样对待孩子，心里不难过吗？’她回答：‘孩子如果没有这点胆量，他就不要做人！’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同志‘小富即足’，不肯让孩子再吃苦磨炼，这种爱是否进入了某种误区？以致成为一种变质的爱，一种让孩子不能独立更难以成才的爱。请问，这样的爱还叫爱吗？令人欣慰的是，赞成孩子经受磨难的毕竟是多数。如在《较量》的争论中，《人民日报》等发表了《请过苦桥》等评论，并发出呼吁――让我们父母和教师叫响一个口号：“真爱，就要让孩子多吃点苦！”
如何正确看待下一代在有的同志看来，社会对这几代青少年的担忧是多余的，“如同前面的一代代人一样，这一代人也必须是可以信赖的一代”。这一代孩子是“中国历史上受到空前良好教育（包括德智体美教育）的一代”。
的确，一代胜过一代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希望所在。我写《较量》也绝非认为中国孩子一无是处，而是为了指出一个教育危机来警示社会。我赞同当代孩子“将是更接近世界和现代化的一代”的看法，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也认为他们身上有必须克服的致命弱点。
指出问题与“可以信赖”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越是因为信赖越要指出问题，并且力促解决问题。否则，我们信赖什么呢？
这一代孩子在改革开放年代里长大，便是“中国历史上受到空前良好教育的一代”吗？恐怕不能如此简单地推论。智育也许“空前地良好”，德育、体育和美育若说“空前地良好”，令人难以置信。
作为“生在红旗下”那一代人中的一员，我在自信的同时从不否认，我们是有严重缺憾的一代。199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对此做了少有的冷静剖析。《较量》写的那些孩子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孩子，他们的弱点正折射出了我们的弱点，尽管这并非全部原因。
由此可以谈谈教育。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换句话说，教育是生活经验的传递。任何一代人既不可以拒绝上一代人的传递，也不应该放弃向下一代人传递的责任。实际上，这种传递每时每刻都在悄然进行着，在每个家庭、在每所学校，甚至在社会各个场所。一代人的素质如何，与这种传递的方向和质量大有关系。
说得具体一些，在代与代之间传递的生活经验中，爱的观念及方式占据重要位置。不幸的是，有些爱的观念是近视的：爱孩子，就千方百计让孩子少吃苦多享福，或干脆包孩子一辈子。于是，父母们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让孩子像“小皇帝”一样生活，还要帮他们安排工作、成立家庭和照看孩子。经过这样传递的孩子早已习惯了被人“包”的生活，在家靠父母“包”，上班靠单位“包”，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和风险意识？固然，并非人人都被“包”大，可被“包”大的不在少数，他们往往成了改革的惰性因素，也使民族腾飞的翅膀成了“沉重的翅膀”。
与此相反，一些发达国家在生活经验的传递中，独立性成了爱的重要观念及方式。于是，他们让孩子从小独居一室；上学后即使总统或亿万富翁的孩子，也免不了打工之苦；18岁后更是要依靠自己生活，若依赖父母则被社会视为无能等等。在浓厚的独立氛围中长大，自然会养成自立自强的牢固意识。
人类都在向后代传递生活经验。各国不同的传递方向与质量，为各国孩子在未来世界的共存与竞争埋下了伏笔。《较量》只不过将这种共存与竞争撩开了小小的一角，真正惊心动魄的故事还在后头。居安思危乃兴国之道。
“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似乎什么都不缺，惟独缺少忧患意识。日本这个岛国，国土狭窄，资源贫乏，人口超载，似乎上帝对他们过于苛刻，但惟独不缺忧患意识。因此，它才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这是1994年3月21日《中国妇女》在《且说〈较量〉风波》一文中最精辟的一段话。
据悉，日本的教育或说向下一代传递生活经验的过程中，忧患意识相当强烈。这非但没使日本人的后代悲观沮丧，反而激发了他们奋发拼搏生存的精神。中国同样如此，当《较量》被广为转载和讨论之时，许多人被刺痛了，忧心如焚，如坐针毡。可是，被惊醒的人们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纷纷振作精神，采取各种行动。
我们看到，孩子们的远足活动增多了，节俭的风气开始恢复，体育锻炼在加强，以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为内容的“五自学习实践活动”逐步展开。一句话，中国孩子正努力像雏鹰一样磨炼自己的翅膀，渴望飞向新的辽阔天空。这就是可敬的教育界的反应――当《较量》提出教育的问题时，他们非但不以“中国教育的固有优势及对下一代人的本质估计”来辩解开脱，反倒比作者更清醒更有责任心更有远见卓识，这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因此，在我们的教育中，应当包括危机感的教育，也应当把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如实告诉孩子，故意蒙上孩子的眼睛是一种罪过。譬如，关于“对手”之类的话，值得引导孩子理解其含意，即各国孩子之间既是友谊的伙伴，也是竞争的对手。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丝毫不必大惊小怪。
据深受广大中学生喜爱的《中外少年》杂志介绍：
1990年，一群美国中学生曾在北京某中学向中国同龄人发出挑战。
1993年，美国学生代表团在成都，通过《中外少年》杂志向中国学生再次发出挑战：“在下个世纪，我们将会是竞争的对手，小心你们会输给我们！”
美国学生毫不避讳地道出了实情：各国孩子将会是竞争的对手。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正是在竞争中，世界才会进步得更快，人类才会进入文明的更高层次。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坚持下去，中国孩子在国际竞争中会成为胜利者。自然，首先应对危机有足够的认识，这危机来自成人世界，特别来自那种盲目而虚假的爱心！
纵观《较量》引发的大争论，假若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意见粗略地归为两类，也许会发现双方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民族未来，都有一颗爱心，而关键的分歧在于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应当怎样对民族未来负责。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孩子及教育的现状，与这一关键性分歧密切相关。因此，若能把这个重大分歧讨论清楚，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记得1991年6月，当我采访著名作家冰心时，这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说道：“有时候，不健康的母爱反而害了子女！”她还指出：“‘小皇帝’的出现，就是因为母爱不健康。”
中国的父母们，请在两种爱心当中选择吧，这是关系孩子未来命运的选择，也是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