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盏敲盅这种行为被看做是乞丐要饭，其表现是在用餐时用筷子敲击盘碗。因为过去只有要饭的才用筷子击打要饭盆，其发出的声响配上嘴里的哀告，使行人注意并给予施舍。
执箸巡城这种做法是手里拿着筷子，作旁若无人状，用筷子来回在桌子上的菜盘里寻找，不知从哪里下筷为好。此种行为是典型的缺乏修养的表现，极其令人反感。
迷箸刨坟这是指手里拿着筷子在菜盘里不住地扒拉，以寻找猎物，就像盗墓刨坟的一般。这种做法同"执箸巡城"相近，都属于缺乏教养的表现，令人生厌。
泪箸遗珠用筷子往自己盘子里夹菜时，手里不利落，将菜汤流落到其它菜里或桌子上。这种做法被视为严重失礼，同样是不可取的。
颠倒乾坤用餐时将筷子颠倒使用，这种做法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正所谓饥不择食，以至于都不顾脸面了，将筷子使倒，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定海神针在用餐时用一只筷子去插盘子里的菜品，这也是不行的，这是被认为对同桌用餐人员的一种羞辱。在吃饭时作出这种举动，无异于在欧洲当众对人伸出中指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也是不行的。
当众上香这往往是出于好心帮别人盛饭时，为了省事，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递给对方。这种做法被人视为大不敬，因为传统习惯是为死人上香时才这样做，如果把一副筷子插入饭中，无异于给死人上香。
交叉十字这一点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在用餐时将筷子随便交叉放在桌上。这是不对的，在饭桌上筷子打叉子，是对同桌其他人的全部否定，就如同学生写错作业，被老师在本上打叉子的性质一样，不能被他人接受。除此以外，这种做法也是对自己的不尊敬，因为过去吃官司画供时才打叉子，这也就无疑是在否定自己，这也是不行的。
落地惊神失手将筷子掉落在地上，这是严重失礼的一种表现。因为传统观念认为，祖先们全部长眠在地下，不应当受到打搅，筷子落地就等于惊动了地下的祖先，这是大不孝，所以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
现在，这些禁忌虽然已经不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重视，甚至被年轻人嗤之以鼻而弃之如敝履，绝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使用筷子居然还有这么多的禁忌。然而，在正式的场合，人们还是很看重的，我们的邻邦日本就很看重诸如此类的礼仪和禁忌，认为这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灿烂的文明的体现，是一个民族传统的象征和留存。在访问中国期间，日本民俗学家诹访春雄先生目睹中国年轻人使用筷子的状况时就很不快。他说，筷子发韧于中国，但今日中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会正确使用筷子，更甭说知道有关使用筷子的这些禁忌了，这是很可悲的。他说，这是一个国家传统的流失和文化的湮灭的体现。就像森林和植被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水土流失一样，那是很危险的。
从使用筷子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国外的民俗学家竟然把它和国民精神、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很多国人肯定以为这位学者是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可是，我很赞同他的观点，正像水土流失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一样，传统文化的流失和民族精神的泯灭也不是瞬间完成的，它也有个日积月累、聚沙成塔的过程。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么实际上，良好的举止哪里就是使用筷子那么单一呢，只不过使用筷子很典型罢了。良好举止包括生活、工作和交际的方方面面，譬如——一个同学每次去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查资料、翻阅杂志时，都不忘跟管理员打个招呼。然后才坐下来，读书看报，而每次看完了书报，他都把它们放回原处，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是他做教师的父亲教导他的。仅仅这一点，就让图书管理员刮目相看。照规定，馆里的资料只能在阅览室看，是不能带回家的。可是，有一次，因为要写毕业论文，他实在来不及看，他想跟管理员提出来，又生怕让管理员为难。犹豫再三，他还是没开那个口。
可是，资料实在太多了，实在来不及看。那天，直到图书馆关门的时间到了，他也没有看完。管理员见他似乎忘了闭馆时间，就过来问他是不是资料来不及看，他司空见惯了诸如此类的情形。他老老实实点了点头。管理员于是悄悄告诉他说，你带回去看吧，记住明天带来，不要弄坏。
他听了一愣，直直地盯着管理员看。管理员狡谲地对他笑笑，推了他一把，他于是就把资料带回了家。
在这里，我没有赞赏或怂恿管理员违规的任何意思，我只是想说，这位同学仅仅因为良好的举止——和管理员打招呼、把报刊放回原处——从而赢得了管理员的欣赏，进而做到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把资料带回家去看。很多时候，要赢得别人的信任，并不需要做很多，诚心第一。当然，不可忽略细节。
我在"文联"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总是不讨人喜欢，人家跟他说话时总是退避三舍，不是他做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是他说话时的举止不怎么恰当。在跟人说话时，他总是右手用食指去点人家，即使是女性，他有时候也会那样做。也许是为了引起对方对于他的话的注意，也许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不管怎么样，他这样做是很不得体的，即使是市民也不合适，何况是高级知识分子呢？这一点细节使他失去了说服别人的很多机会，因为别人实在受不了他的指戳而不爱听他说话关于修养和人生的关系，我们且来听听普林斯顿大学的见解，他们的观点对我们也许具有一些借鉴意义。
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然而，很多一流大学都设有商学院和法学院，可是普林斯顿没有。每过20年，普林斯顿都要讨论是否设立这两个学院的问题。每次答案都如出一辙：不。普林斯顿放弃了商学院和法学院这两个在大学里几乎是最赚钱的学院，却决定大力发展一个看起来最不赚钱的系别——艺术系。艺术课程的设置与就业没有任何关系，纯粹出于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看来，这些看似无用的课程相当重要。艺术对人的修养的造就是直接的、最有力的，而且这种修养会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而就业只是暂时的。
普林斯顿的观点是对我国唐代思想家、教育家韩愈的呼应，这种来自西方的现实回应是1000多年前的观点的历史回响。韩愈先生在其名篇《师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啊，我们当然要授业——开设商学院、法学院，以培养商界领袖和法律精英；但我们更要传道——设置艺术系，以铸造我们自己的艺术素养。我们欣喜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深切知道这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做出了不同凡响的抉择。
入乡随俗人情，这是自古至今的人际运转纽带，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元素。维系人情的元素除了工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以外，还有送礼。
说到送礼，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那简直可以当一篇博士毕业论文来做。不过，我这里不想展开，也不想探讨得那么深入，我只是就有关送礼习俗举几个例子，发表一点看法。
送礼的目的很多，但粗粗归纳一下，无非是两类——感谢和阿谀。"阿谀"是书面语，就是俗话说的"拍马"。为什么说拍马也有学问呢？因为拍马也有拍得不好的时候，"马屁拍在马腿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譬如，老板的夫人生病住进了医院，你准备去看看她。这些年，看望病人送水果的很普遍。可是，送什么水果都行，在上海，你千万不要送"苹果"。因为在沪语中，苹果的读音和"病故"差不多一样。假如不了解这个细节，如此这般送了苹果，哪怕是最顶级的美国蛇果，你这马屁也已经拍在马腿上了。老板宽容的话，会不和你计较，但你升职、进修、出国度假一类的机会可能"病故"了。严重点的，老板马上会让你卷铺盖走人。这个时候，细节显然就是魔鬼，而且是吞噬人的恶魔。
在上海，还有一些习俗也不可不注意。在待人接物中，假如处理不当，是会惹麻烦的。
譬如，不能给人送手帕，哪怕是再好看、质地再好的手帕也免送。在上海人看来，手帕是和哭联系在一起的，什么事没有，你干吗希望人家哭啊！实在要送也可以啊，你给人的时候，跟对方收几分钱或几角钱啊，象征性地收一点，权当卖出去的，这样就避免了赠送的嫌疑。
伞呢，也不能送，"伞"字和"散"字谐音，你不会指望和别人一拍两散吧？除非你和对方中断恋爱关系，不便明说而以伞表意。那么，真要送怎么办呢？好办啊，和"卖"手帕一样，你可以把伞"卖"给你要给的人啊。
虽然现代人不那么忌讳这些个陈谷子烂芝麻了，毫不忌讳的人是没有的，只要它生活在这个习俗圈里，只不过每个人的忌讳程度不同罢了。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日本人，但我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日本人做事的缜密和严谨，面对这样的作风，不佩服显然是违心的。别的不论，就说一家日资公司开张吧——一般地，公司开张什么的是要送点礼物的，或纪念品，或购货券等等，总要"意思意思"的，一来图个喜气，一来随个人缘。总之，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章小姐告诉我说——我们公司是一家全资的日本眼镜公司，开张那天准备送本《现代日汉词典》给来参加开张仪式的各位来宾。但被我坚决严词阻止了，我提醒老板说，不是中国人拒绝这样的词典，中国人的民族觉悟还没到这个水平，主要是因为词典它是一本书，而在汉语中，"书"跟"输"谐音，来参加开张典礼的很多嘉宾不是自己开公司就是做生意的，既然是做生意的，谁愿意输啊。
这一说，老板也认为没错，但他马上就犯难了，因为这些词典已经从新华书店买来了，不能送的话，发给公司员工也太多了，这不是吃了"毒药"么不过，我马上就给了老板"解药"。我给他的提议是，把公司从日本带来准备作为附带礼品赠送的小闹钟和词典捆绑在一起，送给来宾。我告诉老板说，这是因为在沪语中，"钟"谐音"终"，而"书"谐音"始"，两者捆绑，正好与成语"有始有终"谐音，做事情、做生意有始有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口彩吗日方总经理听了，将信将疑，就去请教民俗学家。经过请教民俗学家一番解释，日方总经理连连点头称是，对我一迭声赞赏，称我知识面广，办事干练。受到表扬，我当然也很高兴，而油然生出一股成就感。
入乡随俗，通过送礼中这么一个细节，可以看到日本人办事态度认真之一斑。有这样的态度，何愁生意不成？事业不兴？
带着感恩的心情工作天津的一个记者忽发奇想，做了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他肩扛了一架数码照相机，镜头对着后面，在天津最热闹的大街上走了一圈，边走边拍。结果怎么着？拍下了很多面孔——各种各样的表情都有，可就是没有一张脸是微笑着的居然没有一张脸是微笑着的！一个也没有我以为是这位摄影记者的夸张，抑或取景有失偏颇。于是，自己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走了一圈，还真别说，几乎也看不到一张自然微笑着的脸我很是惊讶，怎么天津人都不会微笑吗？上海人也不会微笑吗？中国人都不会微笑吗尽管是我亲眼所见，但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
前几天，一个德国朋友来上海旅游。他在上海滞留了10天，临走时，我征求他对上海的印象，德国朋友直言不讳，说上海各方面都不错，就是上海人不够热情。我问他何出此言，他回答得倒也干脆：上海人在公共场所碰头时没有人是微笑的，更不用说打招呼了，哪怕是礼节性的招呼，哪怕是住在一幢大楼里的居民、哪怕是门对门的邻居在一架电梯里遇见时原来如此别人说服了我——中国人不会微笑，至少上海人和天津人不会（轻易）微笑在欧洲，德国人是被几乎整个欧洲的人认为比较冷酷的，他们虽然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却是不如法国人那么随和，西班牙人那么热情，英国人那么大方……但到了中国，到了上海，我们上海人却被欧洲人公认为冷酷的德国人评价为："上海人不够热情！"
幽默是人生的味精，微笑是生活的鲜花。没有味精，人生枯燥；没有微笑，生活萎靡。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面部神经绷得那么紧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缺少微笑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上海人、中国人没有感恩的心情，而感恩的心情是微笑的催生剂。
外国人来到中国、来到天津、来到上海，他们看了高楼大厦（这是我们自豪地对外宣传的改革开放成就）、看了旅游景点、看了交通、市容等等，最后归结到人，自然而然地，他们看到了一个细节：中国人少微笑从生理角度看，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幸运的。因为，无数的精子进入女性的子宫，去和卵子赴约，但最后只能是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其后，成千上万的精子就如战败的军人，销声匿迹、归于无形了。你是那个成功的受精卵，我也是，他也是，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我们抢在那么多精子之前拥抱了卵子，我们是胜利者，而胜利的概率是那么小，只有几千万、甚至几亿分之一，我们难道还不够幸运吗从社会角度看，我们置身于这个城市，从事现在的工作，在目前的单位，我们也是幸运的。譬如我吧，我在上海，这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物质生活极其丰富，交通迅捷而便利，生活优越而方便；我在世博局工作，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出了一点力，但跟那些为这项工作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甚至牺牲个人利益的人相比，我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能够在这儿工作，能够在这样一个国际平台上、为这么巨大的事业——2010年上海世博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也许你会说，我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我的生活也不富庶，我的工作更不如意……那么，我要告诉你，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近1／4的人还在温饱线上苦挣苦扎，他们连衣食都不能如意，遑论工作和享受呢？与他们相比，你的境况怎么样呢因此，带着感恩的心情投身于自己的工作，立足本职工作的同时，寻求更好的工作和待遇，善待自己、善待家人、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认真工作的同时享受已有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还在十几年前，我在社科院求学，经常在食堂里邂逅赵鑫珊先生。在喝着热粥就着馒头时，这位哲学家兼作家总是一副常乐的知足表情，他发自内心地说："我是多么幸福啊，睡到日上三竿起床，却有热乎乎的粥和白生生的馒头吃。我赵某人何德何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他的这番话中，包含了很明显的感恩心情。作为一个著作等身的人，作为一个消费者（他吃馒头、粥都用饭票），换句话说，他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他完全不必感谢任何人，完全不必有愧疚或感恩的心情。可他还是这样说了，这样做了，这显示了他博大的胸襟和高尚的人格，体现了对他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赵先生是我的朋友，如果说他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的话，那么吴建民先生的话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