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越南的民间海上贸易，在明朝初年已不乏记载。十六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商人入境增多，在靠近广南的发福地方，形成了一个专为中国贸易而设的市场，十七至十八世纪，这里成为印度支那的一个商业中心。在清世宗雍正朝时期，中越之间除了保持三年一贡的朝贡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从广西龙州到越南的牧马庸、驱驴庸，从云南开化府的马白关进入越南，以及从广东的钦州到越南的江坪、芒街，两国间都开展了良好的民间贸易。当然，这些都是小宗贸易。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布匹、绸缎、纸张、缸碗、烟、茶、药材、瓷器和铜器等；进口商品有大米、槟榔、胡椒、燕窝、香料、藤黄、牛角以及黄金等。
虽然中越之间的贸易关系比较融洽，保持着友好往来，但关于领土的纠纷却不断发生。清朝初期，云南建水县外六猛（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以北的地区）内附，也就是将云南的宁远州还给中国。清圣祖康熙年间又发生了云南开化府的牛羊、蝴蝶、普园三处纠纷，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睿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中国与泰国从古代开始就有友好交往，从未发生过战争和重大的武装冲突。根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中国航船就到过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即暹罗王朝统一泰国的时期是中泰关系史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清世宗雍正年间，广东澄海县华富乡人郑镛到泰国大城谋生，与暹女洛央结婚，生子郑昭。郑镛死后，郑昭被暹罗大臣昭彼耶郴克里收为义子，长大时当御前侍卫，后擢升哒府太守。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当暹罗国家遭受缅甸封建王朝军队侵略的时候，郑昭率领暹罗军民和华侨共同艰苦奋战，至清高宗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赶走侵略军，被拥戴为暹罗国王，建立吞武里王朝。暹罗国王与清政府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中泰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清世宗雍正时期，泰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清政府。泰国的大米、香料等商品大量运至今北京一带，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发布了免除进口大米税赋的上谕，并允许中国的生丝、瓷器等物，由泰国商人尽情选购，甚至于弓箭、红铜、马匹等禁品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也同意让泰国的部分商人选购。民间对泰国的贸易量也很大，广州、海南、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的商船去往泰国的，每年达几十艘。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诸国也长期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是，自十六世纪起，这些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东来，这些国家相继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到雍正初年，这些国家已基本上断绝了和中国的来往。但是，长期形成的经济联系，却不是殖民主义者所能阻止的。中国丝绸不仅为菲律宾人喜爱，而且通过菲律宾，远销到墨西哥，受到墨西哥人广泛的欢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有增无减。在清世宗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开放东南诸省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更加活跃，仅往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民间商船，每年就达四五十艘，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珠宝和漆器等，商品到达马尼拉后，西班牙商人成批收购，再经墨西哥转口欧洲。与此同时，大批华人也移居这些国家，去印尼雅加达（时称巴达维亚）的华人已过万数，移居马六甲的华人也有两万余人，菲律宾的华人更达三四万人之多。
清世宗雍正年间，大清与东南亚能保持友好往来关系，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取消海禁、实行开放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当今东南亚、南洋诸国的华人众多，与清世宗雍正朝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大量华人移居这些国家，不仅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后，继续执行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拒绝对俄贸易的政策，拒绝同沙俄进行贸易往来。清世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有一部分被清军追剿的准噶尔叛乱分子逃亡俄国，清朝政府要求俄国交回逃人，未获结果。为了恢复贸易，俄方任命郎克为俄方代表于清世宗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同清政府商谈中俄贸易问题。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派一等公、都统鄂伦岱、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前往中俄边界，会见驻色楞格斯克（地名）负责对华事务俄国官员郎克，中方代表继续要求俄国政府交回逃人，俄方代表不允，结果中方代表也拒绝了中俄贸易开通的请求。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沙皇彼得一世病死，他的妻子叶卡捷林娜一世继位，她决定借自己即位和祝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登基的名义，向清政府派出正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与中国谈判两国贸易和划界问题。
萨瓦是俄国外交界和商界老手，在他出发之前，俄国外交部交给他45条训令，商业部给他20条训令，还有一些“秘密条款”。其使命包括：恢复商业贸易；与中方划界，但一定不把战略和经济要地划给中国；使沙俄主教在中国北京站住脚跟；探知中国军事实力等。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在得到俄国遣使通知后，于清世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命原理藩院尚书舅舅隆科多在察视阿尔泰山后，往喀尔喀蒙古边境查看疆界，等候与俄国使臣谈判。清世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夏，双方代表在恰克图会面，俄方代表萨瓦提出有祝贺清朝皇帝登基的使命，要求前往北京，中国代表允行。同年十月初八日，萨瓦经张家口到达北京，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命吏部尚书察毕那等与萨瓦会。
中俄双方在京谈判30余次，历经半年之久，终于在清世宗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达成十条协议，接触了边界、商务、设立教堂等重要问题，但规定最终协议到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布拉河签订。同年六月，萨瓦到达布拉河，隆科多、策凌、四格、图理琛与之继续谈判，清政府要求先划定国界，后商谈其他有关事项，沙俄坚持先商谈其他事项，不考虑划界问题，未获协议。此时恰逢隆科多因私藏玉牒底本之事被揭发，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不顾中俄谈判的重大关系，竟把他从谈判桌上撤回治罪。策凌、四格、图理琛继续谈判，最后清政府让步，同意中俄国界由两国代表在边境商谈划定，原则上应先给俄国以贸易和宗教方面的权利。清世宗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公元1727年8月31日），中俄在布尔河畔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俄国获得了大片领土主权。随后，中俄代表继续谈判，于清世宗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728年11月1日）中俄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条约共有十一条，其基本内容是：边界方面，中俄中段边界照《布连斯奇条约》的规定：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第一个鄂博（“鄂博”俗称“敖包”，是“堆子”的意思。鄂博被一些少数民族视为保护神，系用5~6米长的松木杆子围成）作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自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为界线，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贸易方面，俄商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中国不收赋税，同时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这是后来中俄恰克图互市的由来。宗教方面，东正教教士在华的居住权从此得以确立，除原住北京的东正教教士一人外，准许补遣教士三人，同时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满、汉文。
对于雍正时期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从历史角度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首先，条约签订后，两国在语言文字、宗教、医学、手工工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交流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贸易呈现出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其次，《恰克图条约》使俄国得到了领土，对俄国进一步侵占蒙古地区的野心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清政府一再让步，沙俄除将17世纪中叶以后侵占的中国蒙古地区划入俄国版图外，还通过划界占取了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伊聂谢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大片中国领土。该约所涉及的边界现大部分成为俄蒙边界。再次，在贸易方面，俄国也取得了很大的利益，如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俄国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国全国关税收入的24%，清高宗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则占其总关税的38，5%，从而增强了沙俄的侵略实力。最后，从外交角度看，《恰克图条约》是在中俄两国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缔结的，双方各有所获，但得失有所不同。中国得以划定了北部边界，减轻了后顾之忧，但不得不在贸易、宗教等方面对俄作出重大让步；俄国达到了扩大对华通商、传教的目的，但又不得不承诺恪守边界条约，履行诸如不收留越境人犯、秉公办理边境事宜等项规定。双方在后来的交涉中，都经常援引条约进行辩驳，条约成了双方都希望维护的共同“法律依据”，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双边关系，从而为中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生平最得意之事
如愿以偿，夺取皇位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儿子们为了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相互斗争之中。想凭一个人的力量夺取皇位是很难的事情，因此，有实力的皇子们都组成了自己的集团，下面先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几个皇子集团。
首先，在当时势力最为强大的是皇太子集团。皇太子允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
后来，在皇太子及皇太子集团的所作所为引起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注意，并将索额图杀掉，将太子废掉后，抱有野心的皇子们，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开始结党钻营，谋贪大位。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
皇八子允禩，“有才有德”、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众心。皇长子允褆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储位空悬，大臣们建议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早定储位。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皇八子允禩。允禩知道后，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纷纷靠向允禩。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皇长子允禔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允禔生母惠妃曾抚养过允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依附于允禩。
后允禩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为其求情，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大怒，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允禩。
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复立允礽为皇太子。虽然这时空缺的皇太子之位已经有人，但是诸皇子都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
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决定再废皇太子，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这样，形势越发复杂，在皇太子集团和皇八子集团之间的皇四子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也逐渐形成集团。
皇四子党包括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颇有心计，细心观察，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禩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在没有坐上皇位之前，一直表现出“诚孝父皇”、“友爱兄弟”、“勤慎敬业”的样子，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且劝慰皇父保重。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应。还有，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对于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要达到即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的效果。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去世之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登基，但是，他是怎样坐上这个皇位的，却有很多种说法。
第一种是遗诏继位说。这种观点的理由有：雍正受到皇父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信任，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有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遗旨为证。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病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佑、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还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面写道：“皇四子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