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贰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伍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伍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徒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
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
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二、四川省重庆府。
三、江苏省苏州府。
四、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
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
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
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
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为逮系。
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本约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印）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押印）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品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印）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
另约
第一款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第二款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在距上开划界，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无论其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驻扎，以杜生衅之端。
第三款日本国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另约所定条款，与载入和约其效悉为相同。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
《马关条约》对中外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中国方面看：（1）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对日本而言，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
对远东局势来说，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马关条约》与《南京条约》相比，金额更加巨大。
第一、《南京条约》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而《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而辽东半岛是北洋门户，与山东半岛相合环抱渤海，南端是旅顺军港，割让辽东半岛直接威胁了京津地区的安全。台湾省是中国沿海第一大岛，包括本岛、澎湖列岛及其他大小岛屿七十多个，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遥遥相对，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日本占领台湾，不仅是掠夺了资源的宝库，而且又是侵略清朝东南沿海各省的基地。
第二、《马关条约》的赔款数额更大，两亿两白银，而《南京条约》赔款是2100万元。巨额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财政，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一年不足九千万两。为了偿付赔款，除了加紧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附有苛刻条件的“洋债”。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日本全年收入的三倍多，其85%被日本政府充作军费，日本迅速发展成军事帝国主义，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之一。
第三、《南京条约》开放的五处通商口岸都在东南沿海地区，而《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便利了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两省的财富。
第四、《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从此，帝国列强取得了在中国直接投资开办工厂的权利，剥削廉价劳力和掠夺原材料，严重阻挠了中国初步形成的民族工业的发展。
总之，《马关条约》的签定，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了。
《马关条约》敲响了一个大国政权的丧钟。如果说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启建虏之颓势”的话，《马关条约》就是“倾覆满洲专制政府”的一个关键点。由于《马关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终于由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的半殖民地变成了公元1912年的全殖民地。
《马关条约》戳破了一个腐败政权的脓胞。满清政权是一个以官员捐纳制和实缺贿赂制为基础的政权。对于一个当时的人来说，他所在的县的知县的官位可能是以一千两银子向政府买来，而实缺是以三千两银子向知府买来；知府的官位虽然是十年寒窗埋首八股得来，但实缺还是要以一万两银子向总督买来；总督每年还是要给李莲英等人无数贿赂才能保住。如果没有外力将其打破，很难想象一个糜烂到底的腐败政权会有自我纠正的能力。
《马关条约》撕开了一个专制政权的铁幕。甲午战前，清廷朝野普遍认为民主国家决策程序复杂，不能尽快作出决定；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权利，不会为了君主的利益拼死作战。但无情的战争把这些谎言扔进了垃圾箱。正因为民主国家决策程序复杂，所以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正因为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权利，他们为保卫自己权利而战的热情要比为专制国家保卫君主利益作战的热情高得多。经过了甲午战争，“民主”、“共和”、“立宪”的思潮迅速地在中国漫延开来。
千秋功过
主战日本，重建海军；生性软弱，丧权辱国
主战日本，建立海军甲午战争，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主战”。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的海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拥有大小70多艘军舰。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军舰20余艘，其主力舰皆购自英国和德国。南洋水师也有20余艘军舰，多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也有购自英国的几艘炮艇。福建水师的20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生产，还有几艘购自英、美的炮艇。这些拼凑的军舰，战斗能力薄弱，无力参加重大海战。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海军精华尽失，原北洋舰队作为战争失败的替罪羊，官兵被全部强行遣散，总理海军衙门及内外海军学堂全部撤停，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认为是办海军而招来了灾祸，主张韬光养晦，彻底停办海军，否则会“欲御侮反而适以招侮”。但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的一力坚持下，清廷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下令重建北洋舰队，并准备聘用原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回华教练；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时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更是提出“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
经过数年努力，至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重建后的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同年四月，清廷任命叶祖圭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帮统。此后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洋舰队数艘军舰被掠走，海军建设再度经历波折。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公元1905年），清政府在南洋大臣周馥建议下，命令统一南北洋海军，叶祖圭任提督，同年叶祖圭在军中去世，由萨镇冰接任。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次年，任命爱新觉罗·载洵和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把全国五支舰队（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湖北）统一改编，分为巡洋和长江两个舰队，由程璧光任巡洋舰队统领，沈寿堃任长江舰队统领，萨镇冰任海军总司令。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海军受命前往汉口镇压革命，但海军官兵大都同情革命，准备发动起义，海军提督萨镇冰默认了起义行为。11月晚11时，萨镇冰发出“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舰艇好自为之”的信号，黯然离开舰队。11月15日，海军九江易帜，宣告了晚清海军灭亡，在清末海军的基础上诞生了民国海军。
生性软弱，丧权辱国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帝童稚即位，不谙人事。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即位时较之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还小两岁，但这幼小可资教育并不是慈禧太后扶立的真正原因，因为，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六岁时即位一直在宫中接受着慈禧太后所期望的教育，可是最后的结果是，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个性倔强，独断专行。慈禧太后看上了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的软弱，想必能够造就出一个漫柔敦厚、好学勤政又听命于慈禧太后的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慈禧太后的判断是万分准确的。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在宫中接受着严格的教育，在毓庆宫行走的师傅是常熟翁同和和寿州孙文正公。两人德高望重，是一代儒宗。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少年老成，不事嬉戏，孜孜好学。翁同和曾为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师傅多年，直到十六岁亲政，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还是文理欠通、见书就惧的纨裤子弟。而光绪则完全不同，不仅忠实地接受着礼制繁复的宫廷教育，而且还极有耐心，对枯燥乏味的礼仪制度严格遵守。很显然，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生性倔犟，不愿意接受任何强制性教育，而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则不同，懦弱的性格容易被权威、规制所塑造。因此，长大以后的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顺从温驯，遇事从不敢与慈禧太后违抗。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的婚姻大事再不愿意也只能听任摆布，接受事实，充其量是消极抗拒。这是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的悲剧所在，也是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表面上能统治中国达三十四年之久而没被权欲旺盛的慈禧太后处死的原因。慈禧太后临终前结束了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的生命。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恬的一生只是慈禧太后的一个摆设，是大清王朝的一个假面具，实在是哀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