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
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历程。也是一段充满辛酸的历程。这里有我的迷失和歉疚，有我的自省和觉悟，有我的追求和快慰。从妻子冬芹的突然患病开始，我就走上了猝不及防的苦难之路。她的痛苦在身上，我的痛苦在心里。为解除她的痛苦，我们四处求医问药，可是，这求医之路充满了坎坷，布满了荆棘，设满了陷阱，一不留神就会痛上加痛。我在痛苦中迷茫，在痛苦中追索，在痛苦中反思，在痛苦中觉醒，以至用自我的清醒延续了妻子的生命。像严冬过后的麦苗返青一般，冬芹走下了病床，走出了病房，过上了常人的日子。就是在此时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诗句，提笔开始书写枯荣岁月。如今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往昔平庸的文字增添了魅力。那是由于它们鲜活地收藏了渐行渐远的往事。
上面一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照片，我和冬芹，还有三个年幼的儿女。下面一张拍于2001年，时逢冬芹50岁生日，也是我们5个人。儿女们长大了，我们却见老了。老是自然规律，没有必要叹息，令人叹息的是身患重病的冬芹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2009年10月19日
九月的斜阳铺衬出秋天的疏朗和暖意，大地沉迷在夕照的辉泽里。我的车子已驶入晋南大地了。
这次去韩城开会，我不仅饱览了司马迁故园的风情，而且转道又去了一趟延安。1966年初冬，文化大革命串联我曾去过延安，虽然那里是革命圣地，但面貌的贫穷让我很是困惑。时间过去了十多年，我很想知道现在的状况，于是，便翻山越岭赶了过去。我的行程如愿了，延安虽然还不算富裕，却也驱动了前进的步履。我为那块土地滋生的新绿而高兴，更为高兴的是初识了史圣故里的丰厚文化。如此归里，心头怎不激荡着满意的暖流？
回到机关时，人们还没有下班。行政办侯兆麟主任正在大楼前面同别人攀谈，见我们远道归来，即快步来到了车门前。他问了我出行的情况，我简言以告，一切顺利。他即说：那么你别下车了。我对你说，老病号又犯病了，住在朝阳医院。
我心头一震，临近故里的喜悦感立即消散殆尽。老病号，其实不老，是我的妻子。这年还不到四十岁，然而，已患糖尿病四年了。四年中，进医院不止一次，因而，老病号的声誉也就不胫而走。我没再多问，调转车头，直奔医院。
从机关到朝阳医院，并不算远，然而我的思想却飞越过好长一段距离。
首次得知妻子患病，也是我从外地归来。那一年，我在北京研习文学，住进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院。学院的前身是中央文学讲习所。建国初期，山西的老一辈作家马烽、西戎曾在这里研习，能进这样一所学府深造，当然是平生的幸运。况且，就我入学而言，也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读过我《豆蔻岁月》的人都知道，童年和少年的兴趣、爱好犹如一块待耕的土地，而老师的传授教诲，恰似园丁撒播的种子。如果这种子正适合了土地的墒情，那么，一株新芽即会破土而出。我爱好写作的幼苗出土后，几经风雨，历经数载，倔倔地存活了下来。随着工作条件的好转，这株幼苗求生的欲望日渐强盛。工作之余，我点灯夜读，挥笔写作，赴京进修之前已经发表了近30万字的诗歌、散文、小说。可是，在那文学过热的年头，我这点成果算得了什么，况且，还没一篇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章。同当时的文学热对应，时下走红的是经理，前几天听到一则笑话，说是有辆汽车在闹市横冲直闯，压死了9个人，弄清身份，嗨呀，罹难的全是经理。再看开车的肇事者，怪了，也是个什么经理。当然，这是一种嘲笑和讽刺。这种讽刺如果有些过火的话，那么，用在文学过热的年头不会有错。那时候，青年人几乎都在做文学梦，或说作家梦。而要将这种梦境变为现实，其中有着漫长的距离和深深的沟壑。我就是隔着这样的沟壑来张望作家的。
我的张望没有徒劳，无意间窥得了鲁迅文学院开办函授班的信息，而且，要从中选优，来院进修。我赶紧报了名，并按照要求认真完成每一篇作业，送呈老师指教。火毒的7月，还赴京参加了学院的夏令营活动。活动内容很多，而给我留下印象的不外是名作家的讲课。仲秋时节，我得知鲁院要在西安举办一次面授的信息。那时候，乡下的家中还有数亩土地，正是播种时节，我连续奋战，收秋种麦，种子落土，立即挣出田园，拖着疲乏的身子挤上了南行的火车。那趟车人可真多，座位和过道上都是高密度。跨上车门，我无法迈腿，久久地站着。几天高强度的劳动使我疲惫不堪，身子紧紧依着车厢。倘若离开了支撑物，随时都可能跌倒下去。一路劳顿，捱到西安，迎接我的却是极度的扫兴：面授昨天已经结束了！这次面授是针对西北片的，山西不在西北的范畴，当然，我也不在通知之列，我只获得了原来的消息，而没有得知变化了情况。好大一会儿，我呆在陕西省作协大院默默无语。
许多扫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很快我便得知，我的迟到，或许正是上苍赐于我的良机。面授结束后，学员们顿作四散，各奔前程了。鲁迅文学院前来主办这次活动的何镇邦、刘小珊老师还在招待所里休整等车，准备前往下一个面授点——成都。在着名评论家王愚老师的引荐下，我前去拜访了二位老师。小叙少顷，我即拿出了新近草成的几篇文稿，记得有《泰山云海》、《大中楼极目》，还有《泉城观泉》。刘老师快人快语：
“呀，你都这水平了，还上什么函授呀！没有必要。”
我受宠若惊，连忙说了想去鲁院进修的意思。刘老师笑而不语，直瞅何老师，何老师说：那我们推荐吧！
接下来，我们又聊到文学的诸多话题，这种收获远比听课要直接、要实用得多。当天夜里，我又搭上一趟北上的列车回到临汾。可以说，这次误期的面授，是我进入鲁院的一块奠基石。
之后，我继续认真阅读和写作，为何老师、刘老师推荐我入院创造了条件。一年以后，我真的走进了鲁迅文学院，函授学员选拔来的只有l2人，加上各省、市、自治区选送的青年作家，共42名。入院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写作水平与学友相比差距甚远。其时毕淑敏已连续发表了《昆仑殇》、《送你一条红地毯》等引人关注的作品，雷建政正好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出一篇写草原的小说。相形之下，我需要从头开始。几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除了听课，就是阅读，很少动笔。偶尔为之，也是写几封信。听课和阅读之余，我回首反思了我的写作，终于发现我过多注重形式的表现，而忽略了文学的内涵，因而，作品总欠缺撩人心绪的活力。两个月后，我蕴积了足够的创作情绪，不写不行了，方才动笔，连续成形的就是后来命名为《童话岁月》的那些系列散文。其中的《合欢树下》，不久就在《散文世界》刊出，而《弯弯的桃树》和《上天的路》同时在《山西文学》刊出。意想不到的是，后两篇被《散文选刊》选中，编发进《乔忠延作品特辑》。继而，《弯弯的桃树》又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1988-1990散文选》中。这些文章的连续选发，无疑将我送上了文学创作的新的里程，至今不少同仁都将《童话岁月》视为我的成名作。因而，谈及我的写作，若没有鲁院那段日子，我绝不会有今天的。所以，对于鲁院和推荐我入院的诸位老师我充满了感激。
遗憾的是，也就是在学习结束时，我闻知妻子患了糖尿病的消息。此时，妻子患病已经有段时间了，只是怕我分心，没有告我实情。我的心禁不住有些颤抖。我明白我来北京研习，家务的担子全搁在她一人身上，又要理家，又要上班，这对于一个刚从乡下进城上班的人来说，很难适应。但我绝没有料到，这种适应的过程会把她推到患者的困境。因之，当我满载着丰饶的成果归来时，心情却异常地沉重。我得到了不少，却失去的更多。难道在得到和失去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我的学识进步为什么要以损毁妻子的健康为代价？两军对垒，兵戎相争，总有一方获胜，一方失利，当然，也不乏双方握手言和的先例。我和妻子之间不存在什么利益纷争，为什么要以一方的失利为终结？难道我们就不能平平安安，永世美满？前数日读作家周大新的一篇名为《失去》的文章，其中说：“该把‘失去’看作‘获得’的前奏。失去和获得总是紧紧相连，一个人在这一方面失去，在另一方面就可能有所获得。”我赞成这种精辟地阐述，也明白失去和获得的关系，然而，道理归道理，事实是事实，让我去接受妻子的患病无论如何是苦不堪言的。
这天，我驱车赶到医院时，又一次面临着严酷的现实。
中言心语：
童年和少年的兴趣、爱好犹如一块待耕的土地，而老师的传授教诲，恰似园丁撒播的种子。如果这种子正适合了土地的墒情，那么，一株新芽即会破土而出。
迷途中的奔波
很显然，等待我的是一场苦难。或大或小，这场苦难已经降临。即使再不情愿，病魔这不速之客也不会善罢甘休。
妻子住这所医院该是第三次了。或许正是由于有了前两次，也才会有这第三次。但是，我绝不会想到，这一次差点把妻子的命断送在这里。
第一次是一年前。那是我同妻子去北京看病回来不久。赴京诊断的结果，确认了她患的是依赖型糖尿病。这种病离不开胰岛素，必须长期注射。应该说，这次确诊是妻子以后延续生命的关键。不过，要延续她的生命还必须爬过几个坡坎。
妻子初患病时，我对糖尿病一无所知。那年，我结束了鲁院的学习，赶回故里，妻还住在医院里。好久不见，第一次会面竟是在医院，尽管我开口仍然以逗乐为题，说她具备了周总理当年的风度，竟然在医院接见我，可是这也难以掩盖心中的凄楚。若不是同病房里还有一位病号，我很难抑制住泪水的涌流。妻子那时不瘦，发胖，发白，同我听说的病症根本就对不上号。其病状应为“三多一少”，即：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少。可看上去妻子一点儿也不瘦呀！没有想到这是因为她注射胰岛素已有多时了。背地里也有不少人和我谈胰岛素，好像此剂犹如鸦片，用上了就难以戒除了。所以，好心的人都告我，不要用胰岛素。当我告知他们，妻已用上时，他们不无惋惜。妻住院后，岳母在我家做饭，并照料我的孩子，妻的妹妹趁下班之余来回往返医院护理和送饭。糖尿病人的饮食很费心思，注射胰岛素的病人尤其如此。每次，用针必须在饭前15分钟至半小时之间，这就给护理出了好多难题，起码做饭要按时，不能迟缓。我回来后，她们理所当然应该松口气了，我便担当了护理及家务的重担。自然，我还应料理机关的工作。
顺便应当提及的是，我的机关工作不能放松，而且还必须全心做好。这是因为，我还在北京的时候，领导已考虑了我的职务晋升。新的职位，本来有好几位近水楼台者都垂涎欲滴，然而领导却将此位留给了千里之外的我。这着实让我受宠若惊。说内心话，我在北京进修时就有个打算，即学习归来去文联什么部门的，任个闲职，以便静心专一从事写作。但是，万没料到领导仍将我安排在了政府部门的重要岗位。那些年有句笑谈，说“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这话虽是调侃，但也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不同，必须动手实干，否则，许多事情就无法办成。我在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分管文秘工作，各种公文的起草和审定，以及领导的讲话都要在这个环节上萌发诞生，这架机器的运转情况，直接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好坏，我岂可懈慢。况且，退一步说，领导如此信任和器重自己，知恩不报非君子，倘若离了这点我连做人的起码良知也没了。因此，我必须撑起工作和家务两个摊子，而家务这个摊子中，照顾病人是本最难念的经。
对于工作，老实说，有多年的工作基础和经验，我并不感到吃力。况且，有一帮文秘人员，只要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也就可以事半功倍。关键在于点拨和指导他们。家务这一摊是我的难题。我必须承认，这方面我的能力很低，应像小学生入门那样从头学起。自17岁初中毕业回到家里，上有母亲，下有三个妹妹，家里洗洗涮涮的事情根本轮不上我。包括我本人的衣服，也是这里刚脱下，那里就有人洗了。做饭，我也挤不进厨房，进去干不了还碍手碍脚的。结婚之后，有妻子操持，洗衣和做饭更与我无缘了。我就这样进入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生境界。一旦介入家务，这才发现昔日生活的幸福，而过去绝没有这种感觉，正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也。过去，我素有睡午觉的习惯，这里撂下饭碗，那里倒头就睡，在妻洗锅涮碗的催眠曲中入梦了。而今，匆匆弄点吃的，打发孩子吃了上学，又匆匆洗碗，这一切法定程序还没履行完毕，时针已明确指出上班时间，只好匆匆奔赴机关。形容其时我的生活节奏，恰如琼瑶的一篇小说：《匆匆又匆匆》。
这样匆忙也罢，只要能治好妻的病，付出多少我也甘心。然而，不知为何，善有善报这种世理，不给人按日按月付酬，总要等到一定时期，积累多了，似乎才算总账，来一次本息全付。一日又一日，妻的化验结果，总是那么个样子，没有好转的迹象。后来，由于医生从病房到门诊的轮换，才更换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主张把胰岛素逐渐降下去。降了数十天，也还可以，眼看到了中秋节，妻也住了好几个月了，医院考评好像还有一条病人痊愈的轮换率，治愈率的高低和医生的奖金也有关系，因之，医生劝导我们出院。就这样，妻回到了家里。好在出院时，妻的胰岛素已经停用了，只是加大了药的剂量。我还暗暗有点欣喜，后来的事实告诫我，这点欣喜是非常无知，非常可怕的。
出院后，妻按时服药，注意饮食。这远比在医院方便多了。有一段时间，妻的精神还算不错的。时过不久，身体就渐渐消瘦下去。看来病症没有治愈，身体发胖只是使用胰岛素后的外在现象，而离开了此剂，很难维持正常的体质。然而，那会儿对糖尿病的认识，我还在一个浅层次上，仍然被人云亦云的潮流冲击得晕头转向，不敢再用胰岛素，惟恐使用久了，再离不开了。于是，便把治愈的希望放在中医身上。亲朋好友，也无不关心，四处打听有名的医生。只要打听到哪位医生治此病有点办法，即驱车前往。近处的就不说了，几百里之外的县城我们也去过。有一位画漫画的朋友，得知邻县有一位专治糖尿病的医生，立即告诉我，他如诗如画的介绍，至今言犹在耳：一进小县城，看见一个塔，一直往前走，走到塔底下。遵嘱我们驱车前去，很快找到了医师，一次包10副中药，而且接连就去了数次。药服完了，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妻的身体仍然一天天瘦弱下去。我求医的心情更为迫切，几乎每打听到一位医生，我的眼前就升起一道希望的彩虹；几乎每一次求医，我的心头都充满了十分虔诚。可惜的是，我的一片苦心，收获的尽是苦果，无效地奔波，一次又一次宣判我的天真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