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古人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支配，往往形成极为固执教条的思想体系，干出十分激烈的事情来。如豫让之忠、聂政之义、庞涓之鄙，都是登峰造极、动人心魄的。更有许多壮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足以彰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精神，令人读来或拍案惊奇，或心废神弛，然而却很少有读者会去效仿。现代人坐在明亮宽敞的书斋内品茗观书，对于那些发生在遥远古代的酷烈史实，宁愿以欣赏古代流传下来的珍贵艺术品的心情去品鉴把玩，决不可能耗费大力气和大代价去仿造一只。内心深处，其实真正的想法是：“这些流芳千古的人们何其愚也！”
人，到底应以勇士的方式去死，还是以蝼蚁的方式继续的生？二者相比，何者为佳？
人，到底是一种灵魂，还是只是一种吃喝拉撒的动物性的存在？为什么人类文明从冷兵器时代发展到电子航天、信息时代，今人却越来越缺乏古人那种追求理想、恪守道义、为真理献身的大义凛然？物质的营养越充分，思想的“钙”就越缺乏。这是一种必然呢，还是一种可悲哀的错误？
之二
吴起是个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其思维及行为更为接近现代人的逻辑，有着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在当时，他却是个三次不见容于人主的悲剧人物。彼有令柏杨先生拍案惊奇的可“死后复仇”的“无人能及”的智慧，却又会糊里糊涂地坠入公叔的小小圈套，显示这个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在攻防杀伐、治军理政等具体事物上虽然智勇过人，然而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却无识人之能，最终只能被宵小所乘。其实，中国的史实一再表明，掌握人、控制人、识别人的能力远比卓越出众的具体才能更加重要和优越。掌握了前者，即如学好了武术中的“太极”，在格斗中，无论对方是如何有力，都可以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这个道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之三
“司马光曰”，是原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作者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去评论史实，褒贬是非，从中不但透露了作者自己的个性，也显示了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深深的思想烙印。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偏激也有，荒谬也有，自相矛盾也有，中肯的确乎很少。而与之相比，“柏杨曰”就十分精辟，犀利，说古论今，句句打动人心。而且柏杨先生文风幽默，运笔流畅，语言生动，读来有思想、文学双重的收获与享受，令人不得不发“江山代有才人出，今人何不胜古人”之叹。
但是理怕反想。以我思之，柏杨先生高度赞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花费三年时间译为白话，主要肯定的还是司马光整理史实，裁剪芜杂，梳理归类的这一番功劳，对“司马光曰”，他是大不以为然的。由于“臣光”已死多年，不必担心会引起论战，所以柏杨先生以独步古今的气势，纵横捭阖，嬉笑怒骂，任意批点，把“司马光曰”驳得体无完肤，终使“柏扬曰”成为本书中更为精彩的部分。如果司马老先生九泉有知，得知自己耗心劳力，皓首穷经写来专供御览的大作竟被千年后一穷儒译为百姓语言，流传于民间，且“柏杨曰”竟代“司马光曰”而生辉，不知会作何感想？
之四
人是万物的灵长，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在“社会”这架庞大的机器中，人们纷至沓来，占据不同的位置，又默默地撒手而去，让位于后来者。除非是圣者、贤者、大奸大恶者，很少有人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然而历史的基石却是渺小平凡的人民。即以人体比喻，则圣贤奸雄可比人的骨骼，而肌肉、血液却是平凡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要是看不到后者，只看到前者，那就等于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只看到坟墓中一具枯骨。
然而，换一个角度而言，小人物确实是可悲的。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与“社会”无数次的碰撞、交叉中，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社会能选择人，人却绝无可能选择社会。任何人（即便是天才英纵的伟大人物）都有平凡的一面，也都有渺小的可能。人们，有的占据高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的身冒矢石冲锋陷阵血染沙场，决非命运的必然。正如普通沙滩中会有金子埋藏一般，平民阶层也有着无数的杰出人物。不管是自甘沉沦还是囿于命运，在人类的任何发展阶段，任何生命形态之下，这种情形皆不可免。只是大自然的精华永远有待于开采，而人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生命一旦老去，才智也就永无机会。人类的悲哀，大致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