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曾经将这个恶棍神化，慢慢地这种神化被消解了，最终他被看做‘一个人，一个作家’。”波伏娃追问，萨德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作品中有很多难以读懂的；就哲学而言，他的著作与众不同的原因是其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中；他的淫邪，也算不上新奇；与他的情况同样的案例我们也在精神病学的论文中大量遇到过。“实际上，萨德既不是作为作家也不是作为性变态者引起我们关注；我们关注他是由于他所开创的在自我的两个身份之间的关联。”对波伏娃来说，这更涉及进入侯爵的“自为存在”，而不是将其冻结在“自在存在”之中，因为后一种存在更适宜那些愿意展开因果秩序的人，而不服务于那些试图理解萨德的人。只有从他对一个辩护体系进行报复，而不是服从另一个已知事实开始，萨德的倒错行为才具有价值或意义；相反，“他在试图向我们传达一种经验，但这经验的特殊性却是无法传达的，这时候他的事便会吸引我们。”
在要求自身的独特性得到大众认可和接受的层面上，甚至是在过分的固执要求之下，萨德的性经历和文学经历堪称人类状况的一个代表。按照波伏娃的观点，这一人类状况面对着以下取舍：是为了融入集体而牺牲个人的独特性呢，还是在不放弃任何个体性的情况下重返普遍性？
根据存在论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的基本原则，我们对所需知道的萨德的个人经历缺乏了解，尤其是对于他的童年更是知之甚少。我们开始发现萨德时，他已经定型，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成为那样的。因而我们不必考虑“他的倾向和自发的行为表现是怎样的；他的感情的特质，他性生活的特殊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一些我们仅仅能够感知到的资料”。波伏娃还以更严密的方式，用“原初选择”（choix primitifs）一词取代了自发性的倾向。但是，在波伏娃的分析中，传记碎片化的信息并无损害，因为她更关心和理解萨德是如何承担“他的独创性”的。就他的性观念来看，他将自己的性生活变成一种道德观，他又通过文学作品将这种道德观表达出来。接着，波伏娃给自己确定了下一个分析对象：萨德是怎样对（道德）规则发生“兴趣”，乃至狂热崇拜的呢？
既然萨德赋予其色情（érotisme）以意义，对其存在作出了表达，那么描述这一图景是必不可少的。萨德的色情活动，将“热切的性渴求与极端的情感上的‘孤立主义’相结合，我认为这是解释萨德情爱生活的关键”。在他的论述中，快感从来不表现为忘我、昏厥与放任。萨德式的享乐者是“脑力劳动者”，在他（萨德式的享乐者）身上，雄性的攻击性不因寻常的血肉化身而稍减，也从不曾在自己的兽性中迷失。具体地说，萨德主义正是补偿这一基本缺失的方式。通过以上论述，波伏娃指出色情主义的配合主题：“通过动情，存在作为主体性和被动性同时通过自我和他者得到了把握；通过这种暧昧的统一，一对伴侣相互混同；每一方都从面对自我的在场中解脱出来，与他者形成直接沟通。”以这种色情的正常性，波伏娃揭示了封闭萨德的自我中心主义（自闭症），使他无法遗忘自我，并永远无法实现对别人的在场。这是萨德色情主义的一种无法辩驳的正当性，必须填补空白，封闭在自我意识的孤独和自我的内在性里，无力追赶他者，除非是以表现的介入。色情主义加入了这一理想化的历程，借助一种补偿游戏来赋予其意义。
一个理智的情人，贪婪地窥视着其情妇的快感，他需要切实感知到这快感是自己带来的，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来证实自己能达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状况。当他做出专制行为时，他不能跨越其与他者的割裂；借此，他采用了施虐行为。萨德了解，给予快感可能是一种攻击性行为。但是，为了穿过那些因为肉体转换所受到的痛苦，他还必须待在他人的被动性里，才能重新认识自己的状况。因此，必须得到一种意识的支持，在那些尖叫、肌肉的扭曲乃至反抗之时，他人有必要确认为我的同伙；另一种方式就是自虐，萨德也并没有忽略对它加以运用。
波伏娃坚持，萨德的色情主义，贯穿着一种伦理意义。自1763年的丑闻事件之后，他有机会发出对社会的挑战。他的残酷具有一种复杂意义。首先，残酷是性交的一种极端实现；通过确定另一客体与占主导的主体的彻底分离，旨在对那些不能被同化吸收的一方的毁灭。接着，它允许肉体和意识之间通过他者来掌握其统一来尝试诱发性高潮，并将之投射到自我之中。此外，又肆意地要求自然与社会将其犯罪特性归入情色范畴。同时，身为受虐的对象，萨德把自己作为一个被动的肉体而存在；满足自我惩罚的欲望，而随即又通过挑战令其从谦卑回复到骄傲。这种复杂性不能简化为生物学，它投入了属于他者范畴内的众多形象的多样性，（这其中也不乏矛盾）；它促使我们将性欲当作一种社会事实。
“不仅仅是色情场景背后的真实经历，尤其是表征引起了萨德的注意。那些性幻想先是被讲述出来然后才被实现。得惠于这种一分为二，行为本身也变成了一个表演秀。行为，在它实现之时，被预定的叙事所疏远、搁置，它的意义也变得完全明晰。如果堕落者与他的行为同时出现，受害者与他的情感同时流露，它的意义则变得模糊不清；自由和意识，在肉体走向歧途之时终结。通过观众的出现，主体也向自身呈现：正是通过表现，他希望达到目的，为了看到自己，必须先被别人看到；在虐待伴侣时，萨德是观众眼里的客体对象；反之，通过观察他正对其进行施暴的肉体来衡量他自己所能承受的暴力，作为主体他从自己的被动性中重新把握住自我；在此，自为（pour-soi）和为他（pour-autrui）之间的融合得以实现。”在这种“自我中心”与写作考虑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与他者隔绝，这一无法接近的在场纠缠着他；如果就内心来说，他希望外来意识为其私生活作见证，那么他希望凭借作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就再正常不过了。”
要知道，萨德不愿意在性行为中为他人的出场负责，因为那样做，会判定他遗忘自我的意识和自由，并使自己肉体化。因此，只有通过表征这一沙漏，才能支持他人的出场。因此，必须使性行为变成一个伦理行为，也就是一场演出。文学对他承诺了任何狂欢都无法提供的潜在观众。再者，文学批准了表现的嵌套形式（即故事套故事）：当色情行为通过小说人物之一被描述之后，色情行为就只有通过写作来表现了。在场，总是被降格为一种中介。根据波伏娃的分析，通过事实，这解释了萨德为什么甚至在选择写作之前，先选择了想象物。但是，感知却呈现了已知事实的整体，还包括对其中模糊和反抗成分的呈现，“意像完全是顺从的、可塑的；我们能找出我们在其中所赋予的意涵，这是被施了魔法的领地，在这里任何力量也不能撵走孤独的暴君。”
萨德没有革新任何美学手法，是社会将犯罪感（culpabil-ité）这一风格强加于他；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重新创造世界、人乃至自己的手段，这迫使他发出自卫。为了被世界听到，他求助于可靠的文学手段；就在报复回击的同时，他也在寻找为自我辩护的可能。
波伏娃自问，是否有必要强调心理学领域对萨德分析所带来的革新？肯定的是，他走在了精神分析学之前，通过强调性活动在行为组织上的角色，在性活动富有超越自身意义的事实的作用；同时，他发现了客体的象征价值。“他了解，我们的趣味不是由客体的内在品质所引起的，而来源于客体与主体所支持的关系……这是因为事物的真相并不源于它粗陋的存在，而在于它在我们的独特经历中对自我所具备的意义。”中肯地说，波伏娃只能报以认可的欢呼。但是，通过对霍尔巴哈（d’Holbach）所提炼的身心平行论原则的赞同，萨德忽略了这类直觉。在《自然的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一书里，霍尔巴哈努力表达了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将神、自由和不道德的观念统称为迷信（superstitions）。但是霍尔巴哈无法求助于必要性，就像求助于规范一样，然而绝对必要性的同一学说，应当在规范化中闻到一种唯灵论的怪味。因此波伏娃在这个不合逻辑的基础上，确认萨德并不是十分操心理论和辩护的一致性；他并不急于理解而在于自卫：“……如果它涉及的是驱逐所有的犯罪感，那比起那些侵蚀了责任感的人来，哪一种学说更加确定呢？但是如果封闭在这一学说之中，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就像许多人那样，如果他使用了决定论，那是为了讨回自己的自由。”波伏娃坚持，萨德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他并没有贡献一本关于被解放的人的作品，而是邀我们见证他的解放之路。在此意义上，他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道德学家”（moraliste）的形象，即使他使用的手段并不容易被人接受。如果他的确赞同决定论的信条，就像他声称的那样，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丁点本应表现出来的伦理焦虑。
在这点上，波伏娃的分析揭示了萨德的代表性。她的目的在于重建萨德的“世界”，也就是说，评价作者得以设立的主客体关系的质量。换句话说，从他对决定论主题所表达的否认出发，将萨德放到他的意向性中去，这是恰当的。要知道关系本身即是事实，它不像实体论的（substantialiste）主题所支持的那样，躲避在互为关系的双方之一中。因此，决定论应被阐释为孕育这一关系的一种（非真实）方式。
1782年，萨德通过针对无神论的决定性宣言，开始了他的创作。没有任何超越性的要求可以判断或者指引人类的行为，一切人性的事物都在人世之间演化，此外全是虚无。18世纪，神的地位已经被一种新的偶像所取代，即自然，它更多地出现在以下时刻：即超越的价值观体系已经崩塌，而快感作为善的尺度发挥着作用，它允许自身参照那建立在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和谐秩序。性欲望也会与生命的运动相融合，还会与从自身产生的那些丰富的激情相融合。但是，在被昭雪的自然性本能中，萨德还发现了罪责（crime）所发出的邀请。因此，他接受了一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伦理姿态：如果他不是唯一可以判断本质善恶的人，那他就敢于维护这一恶的本质，而不顾那“我们跟上”的命令。在萨德的辩证组织中，这一本质保存着其作为规范作用的活力，尽管它的法则应该是一种毁灭之法。但是，萨德被劝解道：本质是毁灭性和凶残的，而人能够通过对伦理的判断来解放自己，于是萨德选择伪造这一本质，并走上罪责之路。他相信，社会无力纠正这一恶的本质，只能凭更恶的东西来制恶。社会契约不过是一个神话：“既然个体所依存的状况是不同质的，那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道德。”如果说，萨德已经通过改革作出了尝试，那他很快地就说服了自己：社会的失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故。
美德不值得任何的崇拜，它远没有回答超越性的善的要求来服务于那些宣称者的利益。美德只能谋得一种“虚幻的幸福”，真正的极乐只居住在意义之中。正如感觉是事实唯一的准则，所谓美德不能启发任何人，这是因为它抽取了他们全部的真实基础。萨德没少将想象作为恶的推动力，但是那滋养恶的幻想被注入了一个真理，因为它要达到高潮，——要知道，这是一种纯粹的感觉，而浸透了美德的那些幻觉，从来不是由个体以具体的方式来获得的。美德将个体封闭在作为大写的人那虚空的抽象之中，恶却由于它与肉体的私密联系而获得证实。
那是否意味着，人只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尊重自然的命令呢？如果说，自由不能反抗已知事实，它却能够与其保持距离，目的在于能够以斯多葛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对它的接受和认可：“事物突然的极乐，不会压碎自由的人，因为它并不使自由的人感兴趣：自由的人只是通过事物的意义才被涉及，意义只有从属于人；从根本上说，经历的内容并不重要：负责任的应该是滋养这一经历的主体的意图。而且，享乐主义完成于‘出世脱凡’，这确认了萨德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矛盾的亲属关系：对个体承诺的幸福，归结为无动于衷。”个体之间是严格分离的：没有任何关系能优先为他们提供指导行为的可能性。但是不借助于那建立在互惠和普遍的抽象之上以及对他者加以认识的时刻，而是通过打断那隔离彼此意识的肉体障碍，那建立一种与他者的关系是可能的。意识不能倚仗任何权利来使他人认识自己所认可的价值，但它可以以一种独特和鲜活的方式在自己的行动中要求得到认识。“是利益选择了罪犯；通过其加以确认的暴力，对他者变得真实，他也将他者揭示为真正的存在者。”使浪荡子激奋的，不是他者的不幸，而是确认自己身为主人。但是此外，通过喊叫和祈祷求饶，受害者必须表明他自己的自由。对于浪荡子来说，没有什么比使人改宗更有激烈的快感了。对萨德来说，色情主义是唯一的交流方式。
最后，波伏娃自忖，为什么萨德方式的提议并不使我们满意，而我们却在意他的表现呢？
“对萨德抱有廉价的同情，是对他的背叛。因为他想要的是我的不幸、束缚乃至死亡。”波伏娃没少从他身上找到“大量的优点”，就其足以批评“抽象化和异化”而言，因此立足于同一个平面，就像面对“人的真实”的众多托辞一样。萨德激情地投入到具体之中，通过宣称一种真实性的道德，他超出了同时代的肉欲主义。他提倡的解决之道很少令人满意，但我们被劝服道，他是唯一可循的道路，是个体反抗的道路；或者是抽象的道德，或者是罪责，不过他忽视了行动。通过“超越对个体的拒绝，他贡献出一种意义来允许对它的造反”。但是，萨德反驳道，启蒙主义的计划企图在个体的内在性中调和这些个体，这个计划已经搁浅在恐惧面前了。只将个体与融合了他者的超越相认同，得到的是这一个体独特性的否定。面对无数个体的痛苦无动于衷，乃是我们的存在最经常出现的状况：萨德拒绝将这种冷漠纳入自身，而是用暴力进行反抗。
“在单人囚室的孤独中，萨德实现了类似包裹笛卡尔的智性之夜那样的伦理之夜；他并没有举出证明，但至少他质疑了所有过于简化的回答。如果我们希望永远克服个体之间的分离，那就必须了解它；否则，所有幸福的正义和承诺就会包藏最坏的威胁。”
像朱迪斯·巴特勒所指出的事实那样，波伏娃写了关于萨德的文本，而加缪在早些时候《反抗的人》中，结尾献给萨德一个永远无法申诉的判决：“两个世纪之前，站在一条简陋的梯子上，萨德以一种（法国）大革命从来没有表现过的狂热自由的名义，使所有的极权社会都激奋起来。伴随着他，历史和时代的悲剧才真正开始了。他只有相信一个建立在罪责自由之上的社会，应该伴随着习俗的自由，就像奴役也是有限制的一样。我们的时代，则满足于将普通共和国的梦想和它堕落的技术稀奇地融合起来。”波伏娃并没有明显地参考加缪的文章，但她远没有把萨德看作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先驱者，在拒绝左派的道德主义之时，她主要利用了他“催人思考的力量”。萨德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思考的源泉：“波伏娃对萨德的兴趣在于性和伦理的领域，他的作品激起了一种建构性的批评思想。”更具体地说，其作品为波伏娃提供了连接性与伦理两者关系的机会。而且，波伏娃对萨德的性活动的分析是迥异于所有的生物学主义的。严格地说，她致力于重建萨德的世界。根据这个世界概念的逻辑，正如我们之前论证的那样，她顺着这条主线，评价了萨德在其存在和作品之间建立的联系，这一创造性的联系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在运行之中建立的。
波伏娃还从精神分析学那里借来一条光明大道。弗洛伊德对性的分析，并没有与生物学主义相混同，也假设了性在其发展中（历史和演化）的独立性，提供了个体依靠的方针，围绕这个方针他界定自己并建立与他者的关系。他停留在不同的阶段，那也是性活动的各种时刻，即使它们的内容不会被性行为和性欲区之间的关系所抽空。弗洛伊德的描述受进化论预设的启发，但同时受困于这种严格的标准化，这是从如此预设不可避免地归导而出的结果。实际上，一种标准化的进程，总受凝固和倒退之类的扰乱，就像弗洛伊德强调的那样。即使后者拒绝生物主义的简化，对进化论方案的忠实也不允许他中断与生物主义的联系。这一点很容易被证实，即弗洛伊德很少与那些关于性差异的最经典概念保持距离，就像无数女权主义者指出的那样。以下就是其中一则引文：“在一个已给定社会，男人和女人的状况并不是无意识地位的翻译：我们可以在这两种记录中阐释这一学说。无论它是什么，正是通过与父亲形象、阳具的第三占有者的关系，性别获得了彼此的界定，在一个给定了‘父权’担保的社会，这一优先性或多或少具有结构性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