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诠释了波伏娃的哲学工作所产生或者重点强调的主要概念和主题。那么，我们应该被更好的理论武装起来，来理解波伏娃这个惊人的判断，根据这个判断，女人一直是依赖性的，她们也远非像历史所揭示的那样，相对男人来说，在这既不是一个事件也不是一个生成的结果的意义上，她们并没有获得应有地位。
她总是已经达成了，（也远非历史所揭示的那样，要注意，是远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所扩展到的范围），但不是一直如此。是否必须强调这两个时刻，就其长久性来看显得尤其不平等的时刻，根据马克思的方式，他描述为一个漫长的人性的前历史，将最终（这是他的预测）导向人性的历史，导致身为自己未来的主人和自己的创造者？这要求承认，人性首先要经历必然性的枷锁，才能最终开启自由之路，就好像自由之路会从必然性的枷锁中涌现出来；为了进入这个局面，还必须信守由一种潜在的辩证法过程所揭示出来的存在的理性吗？在存在主义者敏锐的眼光里，人性的历史总是关乎自由的事业，具体地说，是众多自由的事业，其出路不应被托付给任意一种历史哲学。
面对凯瑟琳·罗杰斯（Catherine Rodgers）提出的问题，“通过组合女人的自然秉性和社会文化的支配性，波伏娃或多或少解释了女性的被压迫境遇。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为什么尤其是女性被压迫呢”？克里斯蒂娜·特尔斐明确地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因其普遍性，许多人转向伪历史性的解释，其实却是自然主义的解释。”特尔斐强调，实际上，既然我们只能认识到人性历史的一个薄弱部分，那这就是一个伪普遍性的问题。“她猛烈地抨击道，‘这是差异！’它绝对普遍地存在于科学和幻术之间。科学力图使真实的某个细小角落清晰化，而对历史的大部分晦暗晦涩却听之任之。科学更喜欢对那些已有虚假答案的小问题重新作出真正的解答，而幻术则试图回答一切问题。”（同上）这个唯一真实可用的话语，难以进入科学方法中，因为后者允许对即使是可疑的对象进行界定，并将问题加倍；而这一唯一可用的话语，并不求助于此类方法，既然“现成”的答案先于问题，公式也伺候一旁，而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植于“女性作为天然残疾者”的观念中，对“事实”和对“神话”一样不加理睬。“或者说，这个观念对我们提过的小问题并不通行，比如无法解释为什么男人一般都是老板，而女人都是秘书的问题，因此它不具备普遍性。”
因此，它涉及的不是发起一种解释，而在于首先必须用这种解释意图来解释自己，处理波伏娃在“这尚未达成”的判断里带来的建议。当波伏娃推进了关于“女人的自然秉性”的论证之时，不久就产生了辟谣效应。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很显然，存在着很多心理事实产生出个别境遇的情况。但在两种性别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生物学区分；一模一样的躯体可以受激素刺激而改变，其性方向是遗传性地定义的，但也可以在胎儿的进化过程中被转向；因此，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出现了过渡性的个体。”这是反应型的、自然性的，并强烈具有标准化的绝好例子。同性恋女性变成了“过渡性的存在”（être in-termédiaires），并非存在，模糊于两个“生物学实体”之间，是一种“普通”生理过程中的“偏差”效应和结果。她时而提出异议，时而又觉得无所谓：“但是解剖学和激素从来不能界定一种境遇，也不能推动对象朝向它的超越。”或者更进一步，她写到，“如我们所见，女性性欲的转化，是一个心理历史，其中生理学因素被包裹起来，但有赖于面对存在的主体的普遍态度。”波伏娃力图责备精神分析学通过接受现有社会建构的男女两种范畴，不真实地处理了同性恋问题：“事实上，今日男性代表着积极面和中立面，也就是雄性和人性存在，而女性仅仅是否定性的雌性。每一次她表现出人性存在的一面，人们都宣称她是在模仿男性。”波伏娃总结道，一个巨大的误解，就是对“雌性的人性存在”肯定自己为一个“雌性的女人”这一观念，宣称是“自然如此”的。自然主义的建议，就是反自然主义者的非建议。只有在这种权力继承中，波伏娃并没有占据她为自己提炼的所有理论武器；通过在反自然主义的意义上握紧权杖，以一种启蒙主义哲学的方式，波伏娃很高兴召唤了文化的力量。存在着生物学，生物学上的预先事实，但是人的自由，能够在事后对此赋予意义。赋予意义，因此是自由超出世界之外的一种理想主义姿态，作为可从其“本质”提供的库存里汲取意义的供应者。但是，如果被意指的事实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那意义缺乏的时候怎样才能感知这个事实呢？这是矛盾的。这既是为什么通过表达自己的因果有效性，它也表达了自己的语义力量的原因：产生一个效应，就是赋予其意义。当人们留出一点位子给“自然”时，人们就被判为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了。再者，唯一的一致态度，就是确信以下几点：并不存在自然，没有生物学，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主体。通过确信“尚未达成”，同时，女性的被支配态度要求她避免朝向一种本体意义的新事物，波伏娃已经教育了我们这一点，（即使她并不总是忠于自己的哲学教育）。因为本体论教会我们，只有关系存在着。
那么，我们自问为什么波伏娃选取了本体论的角度，而指出社会学角度的不足。难道她仅仅是在恢复学科的等级制，愿意向社会科学上哲学课？求助于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波伏娃的确信，即女人的压迫反映了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模糊性。
托莉·莫娃（Toril Moi）认为，这是隐喻类型的论据和前提，因而可以使它转向以获得支持，推导出正是本体论的模糊性反映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再者，莫娃指出，通过从社会和历史的框架里脱离出来，借助本体论，波伏娃也触及了将自己的意图自然主义化的危险。很明显，波伏娃的本体论野心激发了多大的保留意见！这些意见清空了政治、历史和社会学的所有实体，将“女性”封闭在唯一的本质领域。我们还可以补充道，在这同一个批评姿态里，通过朝向本体论层面的转移进入个别意识自我超越运动的内部，将波伏娃在分析意义分配过程中的错误象征化了，将其拔高为唯心主义。
我们认为，这是阐释的错误。我们有机会反复见证到，波伏娃的意识严肃化除外，并不是在于抽象化。波伏娃对于本体论的兴趣，并不在于巩固“哲学统治”的严格性，而在于确定已知事实的位置。“没有自然”不等于“没有事实”。在自然主义的范畴之外如何思考事实？这就是由波伏娃发展的本体论论证的对象。关于这个本体论，她无疑并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描述；但从她阐述的那些细节出发，不难修复这个体系。它在《第二性》两卷本中成型；它论证了波伏娃的保留意见，即关于“三大话语”，即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任务；这鼓励了这个理论先锋的热情，后者“着手讨论那些还被覆盖在沉默和禁忌之下的，关乎绝大部分女性乃至女权主义者的主题：怀孕、月经、性活动和无意识”；它推动这个哲学家去挖掘女人的隐秘生活——“她们的第一次月经，第一次性爱经历，小产、怀孕乃至令她们疲惫不堪的家务。”不再高傲的本体论，已足够世俗化，它对一个境遇中的主体作了描述。但是，境遇也包含着一定的常量。
波伏娃已经告知我们，自由的观点和某些稳定的存在并不相容，而且，所有的个别史也是由一般性事实所构成的，存在也是事实之一，虽然存在者之间有分离。再者，象征也不必向我们表现为一种被神秘的无意识所炼就的寓意画：对意义的理解能够穿越能指对象的类似物；就存在的境遇穿过所有存在者的特征的事实，就其面对的共性的事实来看，意义群以同样的方式对个体总量揭开了面纱；象征主义不会掉到半空中，也不会浮现于地下深处，通过既置身其中又拒之千里的人性现实，它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就像语言那样。这个一般性没有将个体封闭在枷锁之中，它和后者是共存的。并不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联系”的方式，后者假定这些个体是实体上被预先确定的。一般性正是人类的状况。尤其是它允许对阳具价值的理解，这只有从一种“存在的事实”出发才能把握，“主体有异化的倾向；其自由的焦虑导致主体走向客观化为物的追寻，这是一种自我逃避的方式；这是一个如此基本的倾向，恰恰在与一（Tout）分离开的断奶期之后，孩子努力将自身异化的存在填进镜子里，填进父母的眼光里”。
阳具为小男孩提供了填补这一既是自己又异于自己的“替身”的理想角色，它既是一种超自然力，又是“原始人”眼里的图腾。波伏娃在《第二性》第2卷第1章《儿童》中重提并发展了这一主题。“被剥离了自我，小女孩不会异化为一个可把握的物，不会得到补偿；她被导向对自身的完全物化，将自己构建成他者。知道她是否可与男孩相比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即使并不自知，阳具的缺失还是会阻挡她作为一个性别的在场；这会产生无数后果。”波伏娃还明确道，这些常量根本编织不出任何命运。阳具是从上自下投注的，因为它象征着确认自我为另一领地的一种特权。这种价值化表明了一种倾向，后者可以被异于阳具的其他事物客观化或者象征化。阳具，因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力象征物。“如果女性得以自我确认为主体，她也会创造出许多阳具的等价物。”
我们不能判断被波伏娃在其全部作品中清点了的各种倾向的有效性，（毫无疑问，不可避免地，它们内容上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正在质疑的“性化世界”的概念）。而只能明确指出这些常量的地位。在我们看来，具有决定性的是，通过将已知事实扎实地融入到人类状况的概念中去的方式，波伏娃筑起了一堵堤坝防御至今依然迅猛的洪流，即自然主义意识形态的洪流。最终，这使向本体论的求助合法化了。
为了从概念上确认这种理论建树，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在其近作《道成肉身，语言与人性》中，尤其是第6章《自然故事》中，向我们建议了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明确地说，即“自然历史”（histoire naturelle）的概念。“‘自然历史’的表达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只有在它的构成术语之间维持着一个永久张力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两个异质的极性之间任何匆促的和解企图，都促使概念的能量被抛弃了。它更愿意扎根于异质性的音域内，为了试图连接进而作为对拓点存在下来。重要的是，有一种中介联系，存在于人类（homo sapiens）的区别性特征中，和最易变的文化倾向之间，存在于生物学上‘长久以来’和社会学的‘此时此刻’之间，存在于内生于语言的布局结构和受个别环境所要求的政治决定之间。既不是隐喻性的，也不是寓意性的，自然史具有逆喻的美德：因此，它将彼此清楚对立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短路作为一种公设。”为了使自然历史成为可能，那就有必要，一方面，“人性本质”（或者说“人的状况”）向实践的最可能多变的一面开启；另一方面，历史的偶然性要强调那居于众事件群中生物学的不变量。在提及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福柯之间的唯一交锋，这发生在荷兰埃因霍温的一个电视采访，保罗评论道：“错误显然不是来自独特的语言学精神，而在于误解或者割离了它们的超越个体性的特征。我们要注意到，通过超越个体性（trans-individuel），那就不必在决定性的假设总体中期待个体之间的共同性，而应只需要把握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必将总体上不属于任何个体的东西归属于个体。超越个体性是一种方式，在同一个个体精神的内部，根据它可以表达人类和个体之间的偏差，这是一个仍然虚空的潜在空间，而不是众积极属性的总体……在每个个体那里，语言能力的超越个体性的方面，因此也是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个空白，或潜在。因此，这些给自身带来一种未完成感，但内生于此的特征，意味着精神生活一上来就成为一种公共生活。”错误地理解了这一超越个体性，乔姆斯基和认识论者将每个个体的精神理解为自足自立的，同时也是非政治化的。他们的分析假定，已完成的个体之间只有是相互作用的，才能得以继社会实践之后，进入场景。公共领域只是一种选择权：在这个意义上，拥有语言的动物，不是一种“政治动物”。再者，提出“人的本质”，是为了将历史上“无用的争吵”化为寂静。如果超个体性只源于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在……之间”只是像虚空和空白那样存在于个体身上，那只能是“由于某种躯体发育的推迟，少年的痕迹在成年主体身上的保留”。〔这就是说幼态持续（néoténie），它会推导出一种单一环境的缺失。〕
从皮尔斯（Peirce）建立的区分开始，即在图像（ic？ne，指任意某物由于相像成为另一个物体的图像）、征象（indice，指可以衡量事物真实效应的某物，比如记载了低气压的气压计就是雨的征象）和象征（symbole，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之间的区分，保罗探讨了围绕在历史、社会政治实践和后设历史（métahistoire）、生物学不变量（invariant biologique）之间的关系概念的不同版本的差异。当历史-征象（histoire-indice，源于其原因的效应，这个历史是被后设历史完全吸收了的）和历史-象征（histoire-symbole，它在事件史中分解了后设历史）引发了彼此的战争，这是由历史-图像（histoire-ic？ne）所挑起的，它使前两者对立起来，建议将后设历史进行历史化：“通过赋予自身事实的和偶然的表现，考虑到后设历史披上了历史的外壳，那就是认为超越性是表面的，也就是说，拥有一个完全是经验性的代表人。正如超越性的出现，并不包含任何因超越性而造成的废除一样，后设历史的被历史化，也远远没有要求它的毁灭……将后设历史历史化，只意味着重新构建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在其全部实在的不变性中，通过构建社会实践的手术台，比在时间领域里表露得更多。比起用祛魅的方式来放逐‘人的本质’概念，这要复杂有趣得多。此外，因为它表现在一个经验-事实的平台上，在变成政治冲突的对象时，后设历史并不能清除其中偶然历史的易变性。它无法规定一个正义社会的理想。”
“人的本质”，正如被保罗思考的那样，面对自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表现出逡巡不前的举止，后者判定了它的异质性和空虚感。同时，这个概念无可辩驳地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不能把已知事实和逃避概念化的事物相提并论，这个概念化宣称会一直导致它的结束。实际上，它使已知事实在概念领域的融合成为可能，而后者没有被判定必须服从自然主义者的吸引力。已知事实服从于适当的概念化处理，后者同时展现了它的不变性和未完成性的基础。这个事实的概念应当帮助我们来结束波伏娃的犹疑：当她将“心理学的事实”当作相当多的“女性特征”来描述时，她沉湎于保罗所命名的历史-征象中，这些个别女性的谋划只是转译了它作为已经构建和完成的存在；当通过呼吁是每个主体来决定其愿意适应这些已知事实的价值之时，她改变了这一基本角度，她又开始了一种历史-象征的角度，其中生理事实为了意义的唯一利益而消失了。既然代替的是对等的事实，意义就不能僵化不变。这一令人不满的平衡，于两种历史的写作方式之间，标示出了一种历史-图像的路线，其最系统的阐述可以在波伏娃论萨德的文本中发现。正是这个历史，也贯穿了《第二性》一书的始末，作为对作品的力量和一致性提出的要求。有感于这种要求，波伏娃得以撇开那些具有强烈争议性的论据，正如她说道：“我们已经从根本上看到，为什么男性奴役女性；女性特质的贬值，已经是人类进步中必要的一个环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论点，要求我们去假定一种原始的女性特质，它由于人性进化的必要而被扭曲变异了。我们还必须提请注意，恰是波伏娃自己说服我们，这一论点是不可接受的。批驳波伏娃“差错”的众多批评者，他们经常忘记了正是这个哲学家教会他们保持警惕。
“尚未达成”，既不是作为历史-象征的一个事件，也不是一个生成，或者作为一个历史-征象的进化发展。然而，保罗明确指出，历史-图像不会吐露一个理想社会的秘密。女人的解放并不是空心地注入正在形成中的历史，历史并没有为女人们孕育一个幸福洋溢的未来。波伏娃并没有建立乌托邦的规划。她描述的是一个有待实现的计划：“当所有人性存在最终可能将自己的骄傲和自豪放置在性差异之外，放置在其自由存在的不同荣耀里，而只有女性能够将其历史、难题、怀疑和希望，与人性的这些方面相融合。”男人也是如此，我们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