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十月革命，有力地促进了西亚北非和中亚地区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出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局面。在西亚地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就已经有好些国家先后宣布独立，如阿富汗（1919）、伊拉克（1921）、土耳其（1923）、伊朗（1925）；还有一些国家，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激烈斗争，才粉碎了殖民主义的统治而宣告独立，如黎巴嫩（1943）、叙利亚（1946）、约旦（1946）、以色列（1948）和巴勒斯坦（1988）。在中亚地区，十月革命以后，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哈萨克等各族人民不仅获得了解放，而且建立了各自的苏维埃政权，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在北非地区，十月革命之后，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22年，英国宣布取消埃及的保护国名义，承认埃及“独立”的宣言。但一直到1953年，埃及才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突尼斯在1954年组建了民族解放军，开展了武装斗争。1957年，废除国王，宣布成立突尼斯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一百多年来一直进行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终于在1962年7月3日正式宣告独立。
西亚、北非和中亚地区各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不平衡，有先有后，所以各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创作成就，也就不可能相同，各有各的特点。
在西亚地区，伊朗现代文学的成就比较突出。这一时期，在小说创作上的优秀代表是贾玛尔札德（1895—？）。他创造性地借鉴了西方小说的体裁和创作方法，运用通俗的语言创作短篇小说，开创了伊朗现代小说的先河。在1921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很久以前》在柏林出版；传到国内，轰动了文坛，引起强烈反响。
20世纪从20年代到40年代，是伊朗现代史上的黑暗时期，礼萨·巴列维国王（1925—1941在位）的文化专制主义严重地摧残了新生的伊朗现代文学。许多文学作品被查禁、被销毁，一些进步作家惨遭逮捕和杀害，有的作家被迫逃亡国外。
诗人阿列夫·卡兹文尼（1882—1934）、埃什基（1893—1924）和法罗西·耶兹迪（1889—1939）等，在黑暗的年月里，虽然受到各种迫害，但是他们毫不屈服，坚持以诗歌为武器，坚决斗争，顽强地进行创作。他们是这一时期伊朗现代诗歌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
30年代初，在德黑兰出现了一个青年作家组织“拉贝”（意为“四人小组”）。它是由赫达亚特（详见本章第七节）和志趣相同的好友共同创建的。他们经常研究讨论国内文艺形势和创作上的各种问题。他们的创作，最初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40年代以后，又明显地趋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伯佐尔格·阿拉维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在“拉贝”中同赫达亚特一起，曾积极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箱子》（1935）出版后，颇得好评。1937年他因投身进步运动而被捕，1941年大赦时获释。出狱之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狱中札记》（1941）和《五十三人》（1942），是以被囚禁的切身经历和难友所受的磨难为题材创作的。
1946年，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德黑兰召开，大会讨论了许多重大问题，为伊朗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现实主义仍然是主要的创作方法，但是表现主观内心世界的现代派小说日益增多，萨迪克·秋巴克（1916—？）的政治讽刺剧《橡皮球》（1962）有西欧荒诞派戏剧的色彩，胡尚格·古尔希里（1937—）的历史题材小说《埃赫泰贾布王子》受到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土耳其现代文学，是以“民族文学”的兴起为标志的。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土耳其现代文学的主流，1923年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文学”在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厄梅尔·赛斐丁（1884—1920）是短篇小说家、土耳其现代文学的先驱、最早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雅库普·卡德里·卡拉奥斯曼奥卢（1887—1974）、雷菲克·哈利特·卡拉伊（1888—1965）和哈利黛·埃迪普·阿德伐尔（1884—1964）等。
20年代，土耳其文坛上也出现了一些别的流派，如：“音节派”的5位诗人、“火炬派”的7位年轻诗人等，前者一直延续到40年代，后者只存在了3个月。
30年代，土耳其现代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第一批具有探索性质的现实主义作品。萨德利·埃尔泰姆（1898—1943）以及他的弟子贝尔基·瑟克特·昆特（1905—1959）、凯南·胡卢西（1908—1943）和著名小说家萨巴哈汀·阿里（1907—1948）的小说，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代新风，尽管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却深受读者的欢迎。
1924年创办的《月亮月刊》，在发展现实主义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克梅特（详见本章第八节）加入这个刊物以后，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他在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40年代，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最有成就的是萨巴哈汀·阿里（1907—1948）和萨义特·法伊克（1909—1954）。前者在1935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磨坊》之后，相继出版了《牛车》（1936）、《声音》（1937）、《新世界》（1943）和《玻璃宫别墅》（1947）等以及长篇小说《我们心中的魔鬼》（1940）；而在1937年发表的《有水井的尤素夫》，是其公认的代表作和土耳其现实主义小说第一个成功的范例，赢得广泛称赞。后者从1934年在《存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总共留下了171篇短篇小说，共收入13部作品集之中，深受群众的欢迎。
到了50年代，土耳其文学的发展趋向多元化。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乡村文学”成为土耳其文学的主流。亚沙尔·凯马尔（1922—）是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学”的杰出代表，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1955）是代表作，1969年又出版了第二部。他的三部曲长篇小说《中流砥柱》（1960）、《铁地铜天》（1963）和《长生草》（1969），以及《铁匠铺惨案》（1973）、《如果蛇被打死》（1976）、《海在咆哮》（1978），都是深受欢迎的佳作。其中，《铁地铜天》和《长生草》曾在国外获“最佳作品奖”，《中流砥柱》被誉为土耳其最精彩的小说。
70年代是土耳其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并且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文学的政治化，在诗歌和小说的创作上均有明显的表现，如诗歌创作上的政治符号化，小说创作上的“城市文学”热和“事件文学”（即政变文学）热等。奥尔罕·帕慕克（1952—）是土耳其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从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迄今他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的长篇小说。由于他的成绩突出，2006年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巴勒斯坦的现代文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反英斗争中产生的巴勒斯坦现代文学激发了民族觉醒，颂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5月15日以后，巴勒斯坦现代文学又进入了抵抗文学（又称战斗文学）的新阶段。它在斗争中发挥了号角的作用，成为抵抗运动的重要一翼。
在抵抗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著名的小说家有格桑·卡纳法尼（1939—1972）、陶菲格·法雅德（1939—），杰出的诗人有阿卜杜·凯兰姆·卡尔米（笔名艾布·赛勒马）（1917—1980）、迈哈穆德·萨利米·阿拉·胡特（1917—？）、迈哈穆德·达尔维什（1941—2008）和陶菲格·齐亚德（1936—）等。
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蓬勃发展，抵抗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抵抗文学的作家，也是法塔赫的战士；枪和笔都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因而，这一阶段的作品最鲜明的特征是充满战斗的激情，反映了人民的高度觉悟，洋溢着英勇献身、不怕牺牲的抗争精神。前一阶段创作中的忧伤悲观情绪，再也看不到了。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作品是格桑·卡纳法尼的《重返海法》（1968）。作品通过主人公赛义德一家骨肉悲欢离合的不幸遭遇表现了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离开家园、背井离乡的痛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决心，要为“重返海法”而开展武装斗争。这部杰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都展示了抵抗文学的高度发展水平。
现代以色列文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之后开始的。从20年代起，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为止，可以称为“渴望回乡阶段”（1918—1948）的文学。代表作家有小说家阿格农（详见本章第六节）、作家阿维·沙乌尔（1898—？）、诗人阿列克萨达尔·佩思（1906—1972）等。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又使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发展阶段”（1948—）。建国初，是继承前段传统的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复兴大业，其创作方法也是传统的现实主义。
从50年代末开始，涌现出一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作家，被称为“新浪潮一代”。这表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已经活跃于以色列文坛。在70年代末期，以色列文学又显露了多元化的倾向：赛法拉德文学、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文学语言更加转向口语化、生活化——作品中大量出现街头巷间的俚言俗语，创作中显示出个体化倾向——从重大社会题材转向个人生活题材。
在现代北非阿拉伯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埃及文学处于领先地位，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对阿拉伯各国的现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影响。
“埃及现代主义派”（又称“埃及现代派”）的出现，标志着埃及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一流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有了蓬勃的发展，在30年代进入了繁荣阶段，已经成为影响广泛的埃及现代文学的主要流派。然而，它同欧洲的现代主义派别却毫无共同之处。这一流派主张在创作中应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描写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群众——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中产阶级——的不幸遭遇和苦难生活，并表达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服务。著名的作家有艾哈迈德·邵基（详见本章第二节）、塔哈·侯赛因（详见本章第三节）、迈哈默德·台木尔、易卜拉欣·马齐尼、阿拔斯·阿卡德和陶菲格·哈基姆等。他们为埃及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迈哈默德·台木尔（1894—1973）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70多部作品，其中仅小说集就多达26部，包括300篇短篇小说。他是现代埃及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阿拉伯现代短篇小说大师”、“埃及的莫泊桑”。1925年他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朱麻谢赫和其他故事》一问世便震动了文坛，引起了极大的重视。1927年，又发表了《穆特瓦里大叔》，颇得好评。台木尔也从事戏剧创作，他写过历史剧，也创作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现代剧。《第13号防空洞》（1943）和《炸弹》（1943），都是现代剧中的名篇。
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的创作，深受迈哈默德·台木尔的影响，是著名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他早期创作的剧本《讨厌的客人》、《新女性》和《阿里巴巴》等，曾在埃及上演过，但不算成熟的作品。带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灵魂归来》（1933），使他一举成名。到了20世纪60年代，陶菲格运用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进行试验，相继写出所谓“非理性剧”或“荒诞剧”，如《彷徨的苏丹》（1960）、《喂，爬树者》（1962）、《人人有饭吃》（1963）、《狩猎行》（1964）和《火车之旅》（1964）等。陶菲格在戏剧创作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阿拉伯现代戏剧之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从原来的喜剧风格转变为深沉的正剧或接近悲剧的风格，进入了“哲理剧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洞中人》（1933）、《山鲁佐德》（1934）和《皮格玛里翁》（1942）等。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创作方向又转向现实主义；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现实生活题材表现出维护人民的民族愿望。陶菲格还是一位理论家，写过不少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著，对埃及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埃及，有许多新的作家登上了文坛，他们遵循的原则是：文学必须忠于人民。青年批评家穆拉德指出新文学是人民的、劳动群众的文学，它描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斗争、他们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它贯注一种希望，给人民以支持，增强人民的最美好的方面；他们应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和自由。从它的内容主题以及目的上看，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这一提法，被认为是当代埃及新文学的奋斗纲领。他们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在表现形式上主张继承前代的文学传统，认为必须向老前辈和当代的文学大师们学习。
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有成就的作家很多，著名的有迈哈福兹（详见本章第四节）。他在1988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阿卜杜·拉赫曼·舍尔卡维（1920—1987），是当代埃及著名的作家。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斗争的土地》（1952），长篇小说《土地》（1954）、《空虚的心》（1957）、《后街》（1958），都是颇得好评的作品。他还是埃及政治诗的创始人之一。50年代初，他的长诗《一个埃及父亲给杜鲁门总统的公开信》，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埃及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他的历史诗剧《青年麦赫朗》（1965）、诗剧《阿卡，我的祖国》（1969）和剧本《自由的塑像》（1967）等，深受称赞。
尤素福·伊德里斯（1927—1991），也是当代埃及的著名作家。他曾当过医生，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最便宜的夜晚》（1954）、《英雄》（1957）、《难道不是这样吗？》（1958）、《光荣事件》（1959）和《爱情的故事》（1967）等，均为代表作。
阿卜杜·拉赫曼·哈米西（1920—1987）是当代埃及的著名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因为贫穷而未能读完大学，从事过多种职业，从1945年开始做新闻记者，并开始创作活动。他始终站在埃及文学的进步潮流一边，是一位同情劳动群众的作家，这可能和他自己的贫穷经历有关。他曾对提倡“高雅的”文学拥护者说：“我有理由为反对这种文学进行斗争。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简朴的贫苦农民。我在开罗街道上过了许多夜晚，而且有许多次挨饿，还没有一点粮食沾口。”他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血染的衬衫》（1953）、《我们决不死》（1953），以及《永不干枯的血迹》（1956）、《罪恶之门》等，被誉为埃及无产阶级作家。
马格里布阿拉伯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马格里布”是阿拉伯语“西方”的意思，一般泛指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
阿尔及利亚文学，在北非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穆夫迪·札卡里亚（1913—1977），是著名诗人。在青年时代，他积极投身民族解放斗争，曾5次被囚禁。在牢房里创作的《请作证》（1956）洋溢着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被选为国歌。
艾布·卡西姆·萨阿达拉（1931—）的诗集《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充满了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顽强意志，是人民群众爱不释手的佳作。
阿尔及利亚的小说，虽然产生得晚，但是发展迅速，反帝反殖题材的作品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穆罕默德·狄布（1920—），是用法语创作的著名作家。他的阿尔及利亚三部曲——《大房子》（1952）、《火灾》（1954）和《织布机》（1957），反映了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和反抗殖民统治的顽强斗争。他曾以西方现代派的手法进行创作，在《记得大海的人》（1962）和《在荒凉的岸边奔走》（1964），便有明显的反映。
马莱克·哈达德（1927—1978）的名作《最后的印象》（1958）、《我将献给你一只羚羊》（1959）和《学生与功课》（1960），都是深受欢迎的杰作。
在突尼斯文学中，沙比被誉为“突尼斯民族之光”（详见本章第五节）。在摩洛哥文学中，阿拉伯语诗人穆斯塔法·穆罕默德·阿斯·萨巴格（1927—）、法语小说家阿赫默德·塞夫里乌依（1915—？）等人的创作，在马格里布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亚地区，吉尔吉斯的现代文学最早是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托科姆巴耶夫（1904—1988），被誉为吉尔吉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从1924年开始创作诗歌，相继出版诗集《悼列宁》（1927）、《妇女的镜子》（1929）、长诗《马纳斯的乡亲》（1941）和长篇诗体小说《曙光之前》（共两卷，1935—1947），还创作过中篇小说和剧本《誓言》（1947）、《不朽的种子》（1966）等以及吉尔吉斯国歌的歌词。马利科夫的多部诗集也颇得好评。他的剧本《在高地上》等，对吉尔吉斯戏剧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著名小说家艾特玛托夫（详见本章第九节），对吉尔吉斯现代文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乌兹别克现代文学，在中亚地区也是享有盛名的。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哈姆札·哈基姆札杰·尼亚吉（1889—1929）是乌兹别克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他的诗集《香玫瑰》（1919）是乌兹别克无产阶级诗歌的最早典范。剧本《被毒化了的生活》（1916）、《地主和雇工》（1918）以及中篇小说《新的幸福》（1915），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塔吉克现代文学，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阿伊尼（1878—1954）既是塔吉克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又是乌兹别克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创作的诗歌《自由进行曲》（1918）和《为十月增光》（1918）是塔吉克现代文学诞生的标志。中篇小说《奥金娜》（1924）和长篇小说《多洪达》（1930）以及《奴隶们》（1934）构成了史诗性三部曲，赞颂了百余年以来塔吉克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土库曼现代文学，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诗人们把传统的民族形式同表现新的题材巧妙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土库曼现代文学的新发展。凯尔巴巴耶夫（1894—1974）是土库曼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从1923年开始发表诗作，长诗《妇女界》（1927）、《一个被奴役的女人》（1928）、《走向新生活》（1928），都是代表作。从30年代开始，他又创作了革命历史小说《决定性的步骤》（三卷，1940—1955），是以土库曼人民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的，是土库曼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第二节 邵基
埃及杰出诗人艾哈迈德·邵基（1869—1932），是继巴鲁迪之后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中坚之一。由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他被誉为“诗圣”、“诗王”，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盛名。
邵基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他的家族杂有阿拉伯、土耳其、库尔德和希腊人血统。他4岁入私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受到阿拉伯文学的熏陶。上中学时开始学习写诗，显露出擅长诗歌的天赋。他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还努力学习法语和土耳其语。这三种语言为他日后成为博古通今的大诗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887年从法律学校毕业后，他前往法国留学。在当地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读了拉·封丹、雨果和拉马丁等法国文学家的作品。回国后，他在宫廷供职，任国王阿拔斯二世御前诗人达20年之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废黜了埃及国王阿拔斯二世，另立一贯亲英的侯赛因·卡米勒为国王。邵基写诗对此表示不满，于是英国人把他流放到西班牙。
1918年邵基回到埃及，正值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他发觉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久埃及恢复了部分独立，他也恢复了自由。从此他不再去宫中服务，专心从事诗歌创作了。邵基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他有坚实的阿拉伯文学基础，以阿拉伯中古时期大诗人艾布·努瓦斯、布赫图里、艾布·泰马姆和穆太奈比等的优秀作品为借鉴，掌握近代诗人巴鲁迪等人诗作的精髓，汲取西方优秀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诗歌带有某种古风，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和时代的精神。
流放前，他在安逸享乐中生活，利用各种机缘歌颂埃及王室和奥斯曼帝国，写下大量宫廷颂诗，风格与中古阿拔斯王朝的一些诗人相仿。有时也用“明珠玉杯镶，金银相辉映”的轻巧短韵，描写饮宴、歌舞的场面。他还效仿古人，写了不少情诗、诔诗、饮酒诗、自豪诗等等。
不过，他毕竟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反抗外国占领的斗争年代。祖国的危难不能不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涟漪，他的许多诗篇抚今思昔，抒发对祖国的感情。著名史诗《尼罗河谷的巨大事件》（1894）就是在雨果《历代传说》启示下描绘的一幅埃及历史的画卷，表达了他对祖先光荣业绩的崇敬，对国家屡遭不幸的沉痛心情。此外，对祖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也有强烈的反应，如《淡水洼的回忆》（1907）便是一篇出色的诗作。1906年一群英国军官到淡水洼村猎取家鸽，遭到农民抗议，其中一个英国人中暑而死，野蛮的殖民者竟制造借口，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次大屠杀，激起埃及人民极大的愤怒。邵基在诗的最后几行愤怒地写道：
噢，淡水洼村啊！
让完全明了这事件的人们相信，
这是起义，也是复仇，
它像巨流冲向全国各地。
人们的脸上带着悲愤，
憎恨正在母亲的心田里成熟。
这首诗表现了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和对敢于揭竿而起进行反抗的埃及农民的赞扬，既揭露了英国殖民者的残暴，又对淡水洼事件的遇难者及其孤儿、寡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邵基在流放期间也写下了不少著名诗篇，《尼罗河颂》便是其中的一首。他在诗中尽情讴歌礼赞自古以来哺育着埃及人民的神圣的尼罗河，倾注了对饱经蹂躏的伟大祖国的无限深情：
她像大海一样奔流，
用潮水
哺育人们
和人们栽培的庄稼。
她是食用的麦粒，
又是做衣裳的棉花。
她是我们欢乐和希望的
永不枯竭的源泉！
为人民造福——
是她的生活准则，
她对一切人公正无私，
殷勤灌溉着每块土地，
不分贫富，
她一律带给丰收，
你一旦收获，
就赶紧耕耘吧！
她永远奔流不息，
乍一看——却像凝然不动。
一望无际的河水倾泻奔流，
是如此雄浑，又如此安详；
可是只要稍微激怒，
汹涌的水流便泡沫飞溅，
带着雄狮般的怒吼，
掀起惊涛巨浪。
像甜蜜的希望，
她的玉液琼浆对我们无比珍贵。
像龙涎香一样，
她的两岸碧波荡漾，四际芬芳。
尽管她泥沙浑浊，
却使世界上最美丽的江河黯然失色，
神圣、浩瀚的尼罗河啊，
是我们永恒的母亲！
他还以举世瞩目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兽等古迹为题材，抒发了同样的思想感情。他身处异乡，吟出“乐园虽向往，怎及祖国好。为何大树禁黄莺，杂类乌鸦乱聒噪？”的诗句，这不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怀念与热爱，还倾吐了伤时忧国的心情。
流放归来后，在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感召下，邵基置身于运动之中，不再为国王歌功颂德，转而描写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社会的政治生活，这在他创作的道路上是一个转折。他不仅讴歌埃及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现其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感情。
1924年，埃及各政党为了自身利益，互相倾轧，邵基为此写诗，尖锐地提出：“分歧何时了？吵闹为什么？”号召各政党不要只顾闹矛盾，应该团结一致对敌。1925—1926年，叙利亚人民进行英勇的反法斗争，邵基热情地写道：“大马士革呵，我的泪在不住地流，我向你致以问候，它比巴拉达河上的微风还亲切。”他坚信“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手，一定能打开自由之门”。1922年，利比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意大利占领的斗争，后来被镇压，穆赫塔尔被处以绞刑。邵基为此吟道：“沙漠中你的遗骸是一面旗帜，它日日夜夜在动员着沙谷里的人们。敌人竖起的是一座血的灯塔，它指引我们新的一代前进。”邵基以满腔热情歌咏民族民主革命，表达阿拉伯各国人民相互支援的战斗情谊。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东方我们是同族同文的子孙，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我的诗是歌唱东方的欢乐，哀叹东方的不幸”。
邵基是20世纪初埃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积极赞颂者，他的许多诗篇表达了这样的主张：通过改革教育、发展文化、解放妇女、努力工作等途径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他也用诗歌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如成立埃及银行、建立埃及大学和发起节约一角钱运动等。他写的许多诗都能吟唱，有些成了爱国歌曲，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如歌唱尼罗河的小曲：
尼罗河啊，你多可爱，
像条褐色的饰带。
如黄金，似白玉，
真是千姿百态！
邵基在他的晚年以法国古典派戏剧为借鉴，创作了5部古典题材的诗剧、一部现代题材的诗剧和一部古典题材的散文剧。其中以《克娄巴特拉之死》（1929）和《莱伊拉的痴情汉》（1931）最有名。前者讲的是公元1世纪末埃及抗击罗马侵略，最终亡于罗马的历史故事，后者是一部阿拉伯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诗剧介绍到阿拉伯文学中来是他的创举，为阿拉伯文学开拓了新领域。
邵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首先，具有铿锵和谐的音韵，朗诵起来悦耳动听。他总是仔细推敲每个辅音和元音，关注词句音韵的协调。其次，想象丰富，感情细腻。诗中有美妙的幻想，细致的描写。读来意境清新，引人入胜。最后，语言凝练有力，简洁畅达。他灵活地运用古典的比喻和借喻，遣词造句灵活自如。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阿拉伯各国读者的一致赞扬。
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埃及文化复兴中，继巴鲁迪之后，邵基的诗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把阿拉伯诗歌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由最初的模仿古诗逐步走上了创新的道路，给阿拉伯诗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为阿拉伯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节 塔哈·侯赛因
塔哈·侯赛因（1889—1973）是埃及著名作家、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著述丰富，门类、体裁多样。他不仅对文学，而且对历史、哲学等都有精深的研究，成为一代文宗，被誉为“阿拉伯文学泰斗”。
塔哈出生在米尼亚县马加加城附近的乡村，父亲是制糖厂的小职员。由于家庭经济不宽裕，塔哈三岁时患眼疾未得到很好的治疗，造成双目失明。但他从小聪明好学，记忆力强，不久入学塾读《古兰经》。1902年，他随哥哥到开罗，入爱资哈尔大学预备部学习。
当时的爱资哈尔大学是埃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中心。塔哈对死板、枯燥的课程不感兴趣，对学校的整套制度感到厌烦。1908年，他转入新创办的埃及大学。这里的新环境和新学习内容给予他很大的鼓舞，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埃及学者讲授的课程，特别是几位欧洲东方学家的文学评论课，对他启发很大。1914年，他写出纪念中古时期阿拉伯盲诗人麦阿里的学术论文，获得埃及大学颁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新的文学评论准则，即不受前人之见的束缚，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篇论文使年轻的塔哈崭露头角，名噪一时。
1914年11月塔哈前往法国留学，先入蒙彼利埃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攻古希腊、罗马史，同时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品格高尚的法国姑娘，她给了塔哈很大的帮助，后来成了塔哈的终身伴侣。
1919年10月，塔哈回到埃及，在文学院讲授古希腊、罗马史和法国近代文学。在这期间他写了《希腊剧诗选》和《雅典人的制度》，向埃及人介绍希腊的古代文明；还翻译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几个剧作，取名《希腊戏剧文学选》。不过塔哈发现，埃及读者不很欣赏希腊文学，而当时埃及的戏剧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于是他又向读者介绍法国剧作，1924年出版了包括几位法国著名剧作家作品的《戏剧故事集》。后来又译了拉辛的《昂朵马格》和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1924年塔哈任埃及大学文学院阿拉伯文学教授。1925年出版历史评传《思想的领袖》一书，概述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以法国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作为指导思想的塔哈，1926年发表《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对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诗歌进行分析，认为其中许多作品是后人伪造的假古董。他的观点震动了文化界和思想界，甚至在议会里也引起强烈反响。保守派对他进行围攻，但他一直坚持战斗。他还提出西方现代文学和阿拉伯古典文学结合的新文艺批评标准。这种革新倾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古代文化遗产，而是有取有舍，用新形式和新内容充实它，发展它。这无疑是一个可贵的贡献。
塔哈1934年年末任文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编注了10世纪阿拉伯诗人穆太奈比的诗集，出版论著《同穆太奈比一起》（1936）和《埃及文化的前景》两卷（1939）。1942年他任亚历山大大学校长，继续进行教学、科研和创作。
塔哈在一个时期致力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作品有：《鹬鸟声声》（1934），表现牧民、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生活，描写牧民的女儿和城市知识分子因社会地位不同而不能幸福结合的故事，也反映善与恶的矛盾。《山鲁佐德之梦》（1943），通过《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的故事提出当前的各种现实问题，使古老故事重新复活。《苦难树》（1944），描写一家三代人的生动形象，反映理智和科学与陈腐习惯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总之，在这些小说中，他表现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
自1940年起，塔哈任阿拉伯语言学会委员。1956年埃及作家协会成立，他一直担任主席。1960年他被选为阿拉伯语言学会副会长，1963年当选为会长。他在纯洁阿拉伯语言、用阿语词汇表现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并使之规范化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在文学方面建树卓著，他曾获欧洲许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1958年获埃及政府颁发的文学表彰奖，1965年获尼罗河项链奖。
塔哈的代表作《日子》是自传性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三部。它通过主人公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反映20世纪初埃及一部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伊斯兰教经院教学代表者之间的斗争。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当时埃及的社会面貌，看到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争取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在经历了一百年动荡不安以后，政治上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局面之中。塔哈的童年生活，正是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度过的。
《日子》第一部出版于1929年。它记述作者童年时期的家乡生活。父亲是个小职员，有子女13个，塔哈是老七。3岁时患眼疾，被土医生治瞎了（两个眼珠都给挖掉）。小妹妹发高烧因得不到治疗而惨死。塔哈的一个哥哥死于肆虐城乡的霍乱。农村缺医少药，迷信盛行，文化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入村里的学塾念《古兰经》，以后又去开罗继续深造。作者描写他怎样“在家庭、学塾、法院、清真寺、督察员的住宅、学者们的座谈会和济克尔的会场上，度过了既不甜也不苦的日子”，其中主要涉及乡村的教育事业和宗教活动。小说对于不学无术的学塾教师西迪和他的助手“学长”，以及贪婪的上埃及地区教派首领等人物作了真实的描写，特别是描写小妹妹惨死和哥哥暴卒的篇章，更加深沉哀戚，感人至深。
《日子》第二部于1939年出版。它记述作者在爱资哈尔大学8年的学习生活。小说描写年轻的爱资哈尔人的宿舍生活及其周围的人物、爱资哈尔大学的教学活动，从侧面反映穆罕默德·阿卜杜教育改革的失败，并从正面表现作者对爱资哈尔经院教学的反抗。爱资哈尔大学是一所古老的宗教学府，经过土耳其人三百多年的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近百年的蹂躏，每况愈下，徒有其名。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校成为埃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中心。当时以伊斯兰教维新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社会改革运动，并为此而努力奔波。塔哈来到爱资哈尔后，坚决地站在新思想一边。但是，维新派的主张和措施遇到校内外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抵抗，在他们的压力下，阿卜杜被撤掉校委会主任的职务。然而，要求改革、要求进步的时代潮流是无法抗拒的，这场新与旧的斗争还在继续。
《日子》第三部完成于1962年，表现了塔哈进入新式大学后的喜悦心情。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埃及学者和欧洲东方学家向学生传授的知识、观点和见解，使年轻的塔哈茅塞顿开，视野大为开阔，为他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虽然作者双目失明，但他似乎看到了明亮的世界，他也要把光明带给埃及。
长篇小说《日子》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年代埃及社会的生活图景，侧重展现了埃及农村和爱资哈尔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尽管作家的语调平静而深沉，但揭露是深刻的，它揭示的问题带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塔哈以坦率和细腻的笔调记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不论是在内地乡村或是在爱资哈尔，他的思想、行动和感受都代表了一部分具有新思想并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西方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对他都有影响，这在他对生活、社会、文学和文艺批评的观点中都有所反映。特别在文艺批评方面，他主张思想自由，大胆怀疑，自由探讨，不囿于传统之见，后人可以而且应该超过前人，这是很有见地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要求进步、民主和科学，要求改革，是当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愿望。年轻的塔哈，不仅从思想上紧紧地跟上这个潮流，而且见诸行动，始终站到这一新潮流的前列。
通过《日子》我们可以看到塔哈从一个可怜的盲童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学者和一代文宗的成长过程。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充满了艰难险阻。他通过不懈努力，艰苦奋斗，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高大的形象：一个衣衫褴褛、双目失明的人，但他面容安详，嘴角挂着微笑，和领路人匆匆地一起向爱资哈尔走去。他脚步坚定，毫不蹒跚。在他脸上没有常在盲人脸上看到的那种忧郁的表情；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课，吸收着老师的每一句话，面带笑容，不觉痛苦，也不烦躁……这就是塔哈，他顽强地克服残疾带来的不幸，以非凡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达到荣誉的顶峰。
通过《日子》我们也了解到，塔哈的一生是充满斗争的一生。他同宗教界、文学界和政治界的保守势力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他用希腊的和西方的文学典范来教育人民，他在文学研究和小说创作领域里开辟了新的道路。凡此，我们都可以在《日子》里看到详细的描述。
塔哈的《日子》在语言方面也很有特色，即温柔、纯洁、生动、细腻。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既要动听又要动人，所以他尽量使自己的语言具有音韵的效果。他不用华丽的词句，而是平铺直叙，既有音乐性，又有思想性。他用充满音韵的语言自然而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表述自己具有独创精神的论断。
塔哈的《日子》在文体上也有很大贡献。古代阿拉伯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韵文和故事，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政论性杂文和历史小说，而抒情散文、长短篇小说到后来才有。塔哈的《日子》既是出色的小说，也是优秀的抒情散文作品，被认为是当代抒情散文的典范。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子》这部作品不断被一代一代的阿拉伯青年传诵，而且译成了许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塔哈由一个令人怜悯的盲童成长为一代文豪，这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实属鲜见。就其全部经历和创作来看，他在阿拉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阿拉伯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文化启蒙运动中，在创建埃及的乃至阿拉伯的新文学运动中，在具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埃及现代派”文学活动中，以及在创立新的阿拉伯文艺批评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于1973年去世。现已出版《塔哈·侯赛因全集》18卷。
第四节 迈哈福兹
纳吉布·迈哈福兹（1911—2006）于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杰马利叶区。父亲原是个小职员，后改经商；母亲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这个家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笃信伊斯兰教，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作家曾回忆说：“我在童年时代所学到的基本价值观念就是爱国主义。我父亲当时在家总是热情地谈起民族英雄，非常关注他们的消息。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家庭与世界的密切关系就印在了我的生活中。”作家所处的大环境是：埃及人民生活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和土耳其及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但他们又不甘心于这种命运而进行种种斗争。作家所处的小环境——杰马利叶区则是一个中、下层人民混杂的居民区。五光十色的生活、三教九流的人物形象都成了作家日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迈哈福兹自幼聪颖好学，兴趣广泛，在浓郁的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他从法老时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传奇，还有阿拉伯人引以为荣的诗歌中吸取了充足的养料，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语言、文学功底，培养了他熟练驾驭阿拉伯语的能力。
迈哈福兹于1930年考入埃及大学（现开罗大学）哲学系，1934年毕业。他学习、研究过世界各种哲学思想、流派和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源自西方的进步思想。近现代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的先驱者和文坛巨匠也都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迈哈福兹通晓英文、法文，又有长期坚持不辍的阅读习惯，一般来说，东西方古今各国名家名著他都阅读过。这些名著成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外国老师或笔友。他不仅看文学作品，还看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一切无疑拓宽了作家的视野，为他攀登世界文学的顶峰铺平了道路。
迈哈福兹大学毕业后，曾在校务处做过书记员，后在宗教基金部任过秘书，又先后在文化部任过艺术司办公室主任、电影企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化部顾问等职。1971年底退休后才应聘为《金字塔报》的专职作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业余从事创作的。在这方面，他曾将自己与美国作家海明威作过对比，不无感慨地说：“他过着自己的生活，再将这些生活详详细细地转述给人们。缺少什么经历，他可以去寻求，可以飞往地球任何地方去体验，再把它写出来。而对于我来说，写作却是一件撕裂神经的受罪过程：我的政府工作占据了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只有在夜晚我才能动笔，最多写上两小时就熬不住了。人们把我写出的东西仅仅称为文学作品，而我则要把它称为职员的文学作品。”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迈哈福兹为阿拉伯文坛奉献出近五十部作品，其中约三十部为中长篇小说，余者为短篇小说集。其作品往往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出单行本，再改编为广播剧、电视剧、电影。通过这些传播媒介，迈哈福兹其人、其作品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阿拉伯世界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家于1957年获国家文学奖，1962年获一级勋章，1968年获文学方面的国家表彰奖。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已被译成东西方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其作品的中译本也有十余种。在阿拉伯作家中，他是作品被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位。
1988年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纳吉布·迈哈福兹。对他的授奖评语曾指出，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长斯图尔·艾伦先生在颁奖词中还指出：纳吉布·迈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由于他在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
迈哈福兹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他最初试图写诗，也写过侦探小说，发表过一些哲学论文。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据说，他把自己不满意的50篇撕掉了，发表的约有80篇，其中约30篇收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狂人呓语》中。这些短篇小说多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的作品。如《土皇帝》，写地主强奸村女被雇工发现，竟恼羞成怒，反诬雇工，进行迫害。《害人的钞票》，写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阔佬赏赐的一张巨额钞票竟诱使一个颇有天才的青年歌唱家走上堕落、犯罪致死的道路。很多短篇小说是作家日后中长篇小说或其中某些情节的雏形。曾任埃及文化部部长、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艾哈迈德·海卡尔博士曾对这些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事实上，由于这些抨击帕夏、贝克和王公大臣的小说，纳吉布·迈哈福兹被认为是对旧时代的腐败表示愤怒谴责的革命文学先驱之一。同时，由于他在小说中揭露了阶级社会的弊端，表明了对穷人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抨击，他被认为是现代埃及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早铺路人之一。
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于迈哈福兹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中长篇小说才是他的拿手好戏。
发轫之作是三部以法老时代的埃及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命运的戏弄》（1939）、《拉杜比斯》（1943）、《塔伊拜战争》（1944）。这一阶段被认为是迈哈福兹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阶段。这实际上是作家用春秋笔法借古喻今地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和土耳其王室的侵略和统治进行抨击，并表达了人民追求自由、独立、民主、幸福的理想。当时纳吉布·迈哈福兹像英国名作家司各特和阿拉伯擅长写历史小说的杰尔吉·宰丹（1861—1914）那样，花了很大气力去研究历史，他有一个撰写埃及历史的选题计划，共选了大约四十个题目。但后来，他“对历史的偏爱一下子消失了，就好像一下子死于心肌梗塞似的”。至于原因，作家曾做过这样的解释：“看来，我发现历史已经不能让我说出我想说的话了。通过历史，我已经说出我要说的主题：废黜国王，梦想一场人民革命，实现独立。”
从此，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阶段：现实主义社会小说阶段。先后发表了《新开罗》（1945）、《汗·哈里里市场》（1946）、《梅达格胡同》（1947）、《始与末》（1949）和著名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等。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埃及开罗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家往往通过一个街区、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表现当时整整一代的社会悲剧，对当时社会种种弊病及其制造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如《新开罗》写了一个穷苦的大学毕业生马哈朱布为了生存和向上爬，不惜出卖人格，不顾廉耻地答应同权贵卡西姆贝克的情妇结婚，以便为他们的姘居遮人耳目，并以此跻身官场。后来由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丑闻暴露，他终于身败名裂。这篇小说深刻地揭示出在那种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人性被扭曲到何等地步。《梅达格胡同》则通过英军占领下的一条胡同里一些善良、淳朴的居民的美好生活如何遭到破坏，控诉了西方强权及其所谓的文明带给埃及人民的种种灾难：穷苦的女主人公哈米黛受骗卖身，成了英军士兵的玩物。她的未婚夫赚钱归来要救她出火坑，结果却被英军打死。《始与终》也是一部悲剧：小说以失去了父亲的兄妹四人与他们的寡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渴望爬上更高的社会阶层开始，以弟弟得知自己上军校当军官全靠姐姐卖身所得的真相后，姐弟两人蒙羞、含恨自杀而告终。
相继发表于1956和1957两年间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实际上早在1952年4月，即埃及革命前三个月即已完成。这部巨著被认为是阿拉伯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是作家引以为荣的代表作之一。全书通过一个开罗商人阿卜杜·贾瓦德一家三代的遭遇、变迁，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从1917年至1944年即埃及革命前夕这一历史时期整个埃及的政治风云变化和社会风貌，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众多人物的群像。
迈哈福兹的这三部曲是一种“家族小说”。每一部侧重描写一代人的生活，并以这一代人所居住的街区为书名。第一代阿卜杜·贾瓦德是位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在家里道貌岸然，独断专行，实行严厉的家长统治。儿女们在他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没有自由思想，更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儿女的恋爱婚姻必须由他决定。妻子自结婚后，二三十年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当她在儿女撺掇下，生平第一次跟孩子们一起去参谒了一次清真寺，回来后竟险遭他的休弃。但这位家长自己在外却放浪形骸、纵情酒色。同时，他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不满英国的压迫剥削，具有反帝爱国意识。第二代中的大儿子亚辛终日寻花问柳，醉生梦死，庸庸碌碌。二儿子法赫米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最后牺牲于反英游行示威中。在第二代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小儿子凯马勒。他自幼的家教使他笃信伊斯兰教，但随着激烈的时代变革，西方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和哲学的研究却动摇了他对宗教的信仰。对真理、科学的追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使他感到苦闷、迷惘，从而陷于感情、信仰、精神危机之中。第三代人则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分野：孙子雷德万依附贵族，当上了部长秘书。外孙阿卜杜·蒙伊姆进了法学院，由于对宗教的狂热成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骨干分子。另一个外孙艾哈迈福及其女友苏珊却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小说既反映了当时人们进行的反帝爱国的民族斗争，更反映了新思想如何引导新一代向陈旧的封建传统和保守势力冲击、斗争的过程。作家自己曾指出，他写三部曲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评论旧社会”。迈哈福兹的三部曲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现代作家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部曲可以看做是迈哈福兹第二个创作阶段即现实主义社会小说阶段的最高成就。它的问世，标志着阿拉伯现实主义小说的成熟。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埃及作家，而且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作家，从而推动了阿拉伯现代小说的发展与繁荣。
埃及革命后，迈哈福兹认为革命后的艺术应与革命前有所不同，应该深思熟虑，慎重对待。为此，他辍笔达五六年。1959年发表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标志着作家又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在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借鉴了许多新的表现手法，如：内心独白、联想、意识流、时空交错、象征主义、怪诞的卡夫卡式的故事等。作家本人将这个阶段称为“新现实主义”阶段，以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并说明两者的区别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生活：你要描述生活，说明生活的进程，从中找出其方向和可能包含的使命；故事从头到尾都要依赖生活、活生生的人及其详尽的活动场景。至于新现实主义，其写作的动机则是某些思想和感受，面向现实，使其成为表达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手段。作者完全是用一种现实的外表形式表达思想内容的。从作品的思想内容上看，则已从前一阶段的批判社会，促进变革，而转为现代人面临危机时进行的自审；从描述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条街区的遭遇，转而为对整个民族、人类命运的思考。无疑，这一时期总的来说，作品内涵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加强。
在这一阶段中，即使反映1952年埃及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也赋予它更深的哲理与象征、寓意。如《小偷与狗》（1961），通过一个遭到社会抛弃的小偷出狱后向各种背叛他的人进行复仇、向不公的社会进行抗争而终于失败的遭遇，不仅揭示了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批判了种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背信弃义的机会主义者。《乞丐》（1965）描写了一个原先追求革命的人，在埃及独立后却以为功成名就而变得百无聊赖，精神极端空虚，从而反映了埃及革命后知识分子心灵的危机。《尼罗河的絮语》（1966）通过一群常聚集在尼罗河上一艘浮船上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及一次车祸，表现出埃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变革的现实中的那种惶惑、迷惘、牢骚满腹的处境。小说的主旨在于鼓励人们要敢于严肃地面对现实，坚定对理想的追求。《米拉玛尔公寓》（1967）则以独特的“四重奏式”的叙事方式，以一个公寓为窗口，反映了埃及社会各个阶层在1952年至1962年土地改革时期对待革命和国家的态度。
这一阶段迈哈福兹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1969）和《平民史诗》（1977）。《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一部现代寓言小说。小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以居住在一个街区中的老祖宗杰巴拉维及其几代子孙的演义故事，寓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小说反映了从先知时代直至此后的科学时代，人类为追求幸福、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断的努力，表现出在此过程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愚昧的斗争。
《平民史诗》（1977）是作家运用象征、寓意手法，从哲理的高度总结人类斗争经验的又一力作。小说侧重表现了劳苦大众对幸福的追求。它通过11代人几百年的斗争历史告诉人们：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从未停止过。人类在争取一个公正、合理、幸福的社会的斗争道路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这一阶段作家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鹌鹑与秋天》（1962）、《道路》（1964）、《镜子》（1972）、《雨中的爱情》（1973）、《卡尔纳克咖啡馆》（1974）、《我们街区的故事》、《深夜》、《尊敬的阁下》（1975）、《爱的时代》（1980）、《千夜之夜》（1982）、《王座前》、《伊本·法国玛游记》（1983）、《生活在真理之中》（1985）、《日夜谈》（1986）等。迈哈福兹是一位紧随时代前进的作家，他的作品随着时代脉搏跳动，表现出作家对政治强烈的参与意识。他曾说：“在我写的所有作品中，你都会发现政治……因为它是我们思想的轴心。政治斗争总是存在的。”作家虽然关注政治，但其作品从不取媚于政治。作家始终不渝地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道为追求真理、宣扬科学而斗争。同时，他又是一位社会批判家，对国家、民族，对世界、人类的命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一位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会，尽情揭露、批判人世间一切暴虐、邪恶和黑暗的势力。
在艺术手法方面，他也总是随时代前进，具有变革和创新意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既继承和发扬了埃及、阿拉伯民族文学传统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借鉴了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包括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乃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的表现手法。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我可以说，自己是烩诸家技巧于一鼎的。我不出于一个作家的门下，也不只用一种技巧。”因此，他的作品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最能体现当代世界文学的风采。
迈哈福兹的创作道路实质上体现了阿拉伯现代小说发展的历程。他荣获诺贝尔奖，标志着阿拉伯当代文学已登上世界文学的高峰，并占有一席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五节 沙比
阿布卡赛姆·沙比（1909—1934）是突尼斯现代最负盛名的一位诗人，也是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著名诗人之一，1909年2月24日出生于突尼斯南部图兹勒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其父毕业于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当过法官，对沙比早期教育影响深远。1920年，刚满12岁的沙比，遵从父命来到首都突尼斯城的吉图尼大清真寺所属学院接受传统的正规教育。在那里，古老陈旧的教学方法和脱离实际的课程，加之死气沉沉的环境，令年轻的沙比感到十分压抑。于是他常趁人不备溜出学院去图书馆、讲演厅，以及欧洲的咖啡馆等处活动，因此有机会同当代文化接触，进而培养了他的叛逆精神。结束了大清真寺的学习后，他于1928—1930年考入政法学院深造。
沙比自幼爱好文学，在突尼斯城学习期间，他就借助译本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和期刊，其中既有阿拉伯古典名著、西方文学的阿拉伯文译本，又有远在美洲的阿拉伯侨民的新文学作品。对他影响至深的是黎巴嫩诗人纪伯伦。
1923年，14岁的沙比发表了处女作《啊，爱情》，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复兴报》文学副刊上接连发表诗作，自此崭露头角。1927年，沙比尚未结束学院的学业时，他的一些诗作已被收入《伊斯兰历十四世纪的突尼斯文学》一书里，牢牢地奠定了他成为诗人的基础。正当沙比准备出版一本定名为《生命之歌》的诗集时，他的父亲不幸于1928年病逝，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便压在年仅19岁的沙比身上了。
1933年，对沙比来说是异乎寻常的一年，埃及《阿波罗》杂志介绍了沙比的诗歌创作，使他饮誉整个阿拉伯世界。
沙比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还注重研究阿拉伯文学的艺术规律和历史经验，曾发表过不少有独到之见的论文。他曾在“萨迪基校友会”的文学俱乐部里作过一次有名的演说，题为《阿拉伯人的诗歌想象力》，被公认为阿拉伯现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在这篇演讲中，沙比力主文学必须革新，要革新就必须把当代人放在文学创作的首位，他还批评了阿拉伯的故事和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着缺乏诗意的想象，重形式而轻内容，缺少高尚情操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主张诗歌创作要打破清规戒律，摆脱古代诗歌的陈腐框架，扩展题材范围，广泛反映现实生活，积极探求更为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些主张震动了当时的保守势力，对后来突尼斯的诗歌创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正当诗人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的时候，过重的家庭负担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致使他22岁便患上肺病而且再也没有康复过。这以后，祸不单行，他又患了心脏病。1934年年初，诗人抱病写完了他的名作《生的意志》，这一诗篇大大激励了突尼斯人民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当年10月9日黎明，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沙比一生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生命之歌》是他短暂一生的唯一诗集。这部诗集直到1955年，诗人逝世20年后，才由突尼斯东方书局正式出版。《生命之歌》是沙比一生诗歌创作的总汇，共收92首诗，其中的84首是诗人生前精心编定的，另外8首是1955年诗集出版前临时补入的。
诗集的主题异常鲜明和突出：诗人热情地赞美生命、光明、爱情和真理，为黑暗和镣铐、为旧世界的统治者唱挽歌。他在《生的意志》一诗中写道：
人民一旦要生存，
命运就必须依顺。
枷锁一定会粉碎，
黑夜一定会消遁！
谁若不眷恋生命，
他就会在生活中消失，化为微尘。
这种肯定人生，热爱生命，战胜黑暗、腐朽与死亡的调子，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大无畏精神，贯穿于他的《生的意志》、《巨人之歌》、《黑暗中的风暴》、《雷霆之歌》、《致全世界的暴君》等主要诗篇中。在《巨人之歌》中，诗人以满腔热情歌颂了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及他的精神。诗中唱道：
你可在我的路上布满艰险黑暗，
可使那荆棘如云，卵石如山。
你可把恐怖传播，
投下毁灭的陨石、灾难的雷电。
虽如此我仍继续前进，
唱着我的歌啊，把琴儿拨弹。
……
忍着苦难与病痛的折磨，
怀着憧憬，灼热的心灵向前！
这就是“巨人”的生活准则，不论世界风云千变万化，“巨人”既不会痛哭哀怨，也不会屈从求免，它充分体现了突尼斯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觉醒，显示了他们由命运的受摆布者变成命运的主宰者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在《生的意志》中，诗人大声疾呼，要人们热爱生活，胸怀理想，百折不挠地去迎接光明。“宇宙中响起一个宣言：理想是胜利的灵魂，生命的火焰。心灵若渴求生存，命运就必须照办！”
诗人也歌唱爱情，在《生命之歌》中有不少诗篇是歌咏爱情的。但诗人笔下的爱情，除了有个人生活的体验外，更多地带有普遍性质，绝非是单纯的个人缠绵悱恻之情爱。沙比所歌咏的“爱情”，是基于对美的事物、对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理想的追求，如《爱情》一诗中所唱的：
爱情，
是生活最大的希望，
有了它，我怎会害怕，
在坟墓中埋葬？
……
啊，爱情！你使我生存，
你使我自尊、倔强，
你是这黑暗时代里我的阳光，
是我的伴侣、安慰和希望！
沙比作为阿拉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位先驱者，决心破除旧诗创作的清规戒律，在《生命之歌》中有意识地开掘题材，扩大题材的表现力度、深度和广度。在《牧歌》一诗中，诗人尽情地唱出了对自由和幸福的热切向往：“早晨婀娜来，在天边洒满霞光。花枝翘首，百鸟展翅，碧波荡漾。生灵世界已经醒来，正为生活歌唱……”
《生命之歌》中，有一类是诗人直抒胸臆的作品。诗人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与人交谈、对话，以此来表达诗人对民族、祖国、人民、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受和深挚的爱。当祖国处于愚昧、落后状态时，他的诗歌充满忧伤之情：“苦难的浪涛、灾祸的风暴，扑不灭我血液中炽热的火焰。你可以尽力把我的心灵摧残，它将会坚如磐石一般……”几句话便表达了诗人与祖国、民族、人民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决心。像这样的诗篇在《生命的意志》、《致人民》、《无名的先知》、《啊，我的同胞兄弟》等诗集中处处都能看到。
沙比的写作技巧也独具一格，他的诗有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读后催人跃马扬鞭，奋发向上。以《雷霆之歌》为例：
雷霆放声高歌，
万物齐声应和，
像是真理的呼声，
发自生命的心窝。
雷霆之声滚滚，
在峡谷中巡行，
像是洞穴深处，
一个巨大的精灵。
诗人以雄伟的气势召唤人们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这是诗人强烈历史责任感的集中表现，难能可贵。
沙比诗歌的另一特点是富有节奏感，音乐性极强。他的诗往往通过反复与诗句的变换来表现这一特点，如《牧歌》中所看到的：
林中有甜蜜的香气，
有美景、宁静、阴凉；
有和风，
步态迷人，情意绵长；
有娇艳的枝丫，
阳光在上面起舞婆娑；
有永恒的绿色，
黑夜也不能抹去它的翠苍。
在排比句式的外在形式中，呈现出内在的动感，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和情致，使读者得到了情与韵的双重美感享受。
沙比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比喻手法的广泛运用便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另一特点。他经常借助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来表现突尼斯乃至整个阿拉伯的社会风貌，以表达突尼斯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和追求美好未来的心声。这种比喻在沙比的诗歌作品中比比皆是，而这种比喻又往往和象征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人难以分辨哪些是比喻，哪些是象征。在《爱情》一诗中，诗人把“爱情”比喻为“光焰”、“芳魂”、“溪流”、“希望”等。这种比喻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有的比喻是诗人把抒情与哲理熔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比喻、象征、拟人化等各种手法加以综合运用，将诗人鲜明而细腻的感情注入诗句中，给朴实无华的诗句平添一层意蕴，加强了诗的形象性、含蓄性和抒情韵味。
第六节 阿格农
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原姓恰屈克斯，是以色列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他1924年返回耶路撒冷定居后改用其笔名阿格农为姓。阿格农一词系保留他的短篇小说《弃妇们》希伯来语原文字头三个辅音字母并对元音略作改动而来的，意为漂泊人生。他出生于波兰东加利西亚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小镇上。父亲是个皮货商，曾取得过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主持宗教仪式者）资格，对犹太教法典颇有研究，且具较高的古希伯来文学修养。母亲也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酷爱文学。阿格农自幼就受到深刻的宗教教育影响。他除了学习古希伯来文、意第绪语（犹太民族在散居时创造的一种犹太语）外，还受到了很好的德文教育。
阿格农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写诗，据他自己讲，9岁以后几乎每天都要写一首小诗。16岁时他的一首题为《小英雄》的意第绪语诗正式发表，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以后又发表过一些故事、短篇小说之类的作品，但那些作品都只不过是他的习作而已。
犹太民族的特殊悲惨遭遇和他从小所受的犹太传统教育对他影响很大，尤其随着犹太民族复兴意识的崛起，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更是给作家以直接的激励。他放弃了用意第绪语的写作，改用现代希伯来语写作。1905年起阿格农离家在欧洲几家希伯来文报刊当编辑并撰稿。1908年初到巴勒斯坦时，“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另谋生路”，在办事处、法庭之类机关当秘书或文书。但是，这却使他能更广泛地接触到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犹太人，对他们的生活与情感有了深入一步的了解。1909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阿古诺特》（即《弃妇们》）描写一个爱情悲剧故事，使他一举成名。1913年，阿格农又离开巴勒斯坦去德国。在德国期间他当过家庭教师、报馆职员、意第绪语翻译等。1919年，与旅居德国的犹太人艾斯特·马克斯结婚，生有一子一女。1924年偕全家迁回耶路撒冷，直至1970年2月逝世。
阿格农一生因其希伯来语文学的成就多次获得殊荣。1934年、1950年两次获“比阿力克奖”。1954年、1958年两次获以色列国家级的“以色列奖”。1958年获以色列最高学府以色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阿格农一生创作成果颇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永生》是旅居德国期间写成的，可惜毁于一场火灾，未能面世。第二部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1922），被视为作家最主要的代表作。另两部长篇小说是《宿客》（1930年发表，1939年重写后再发表，1950年获比阿力克奖）和《就在昨天》（1945，一译《逝去的岁月》）。他的中短篇小说很多，已出版的将近二十卷。其中为人们熟知的有：《作家的故事》（1919）、《海之深处》（1935，获比阿力克奖）、《订婚记》（1943）、《野狗》（1950）、《黛拉婆婆》、《女主人与小贩》等。他还写过《但愿斜坡变平原》（1912）等多篇故事、散文、随笔，还编过《拉比训言选》。
《婚礼的华盖》讲述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余德尔为把女儿嫁出去而四处奔波，筹措嫁金，寻找女婿的故事。虽然余德尔穷困潦倒，但虔敬上帝，每日苦读《托拉》（犹太教的圣典）。他和妻子弗鲁门特有三女：佩塞勒、布卢姆和吉特勒，都已到了婚龄，但没有婚礼钱。一位拉比叫他借几身好衣服，游走附近的村镇，求人们施舍筹措款资，同时找寻中意的佳婿。拉比为他写了封介绍信，还为他出游雇了一辆马车。他在各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尴尬的场面，但也得到了不少热心人的帮助。5个月过去了，他的口袋里有了两百盾钱，但仍没有人愿意做他的女婿。他认为这样下去岂不耽误研读《托拉》这桩大事。于是他决心不再去想女儿出嫁的事，到一个名叫罗哈廷的地方后，不去募捐却住进一座客栈，关起门整日研读《托拉》。说来凑巧，他和富翁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同名同姓同住在布洛德，只是那位富翁无子女，他们互不相识而已。人们以为他就是那位富翁，有人来为他女儿和当地富翁瑞布·沃维之子做媒。他很满意，签了婚约并订了迎娶日期，同时说定新郎父亲出一万二千块纯金币作为聘金。他也按犹太教典的要求，拿出等量的钱财做彩礼。现在他口袋里的钱花光了，女婿也找到了，所以他认为不应再穿得那样华丽求人施舍。他把好衣服包起来，重新穿上了自己的破衣服，徒步回家。当再次经过来时的地方时，有的人的态度便截然不同了，但也有些人对他仍旧照应。回到家后，妻子和女儿听说已找到女婿都很高兴，但也为他许诺将以一万二千块纯金币做彩礼而发愁。当过节的时候，新郎的父亲瑞布·沃维派人给富翁余德尔送去给新娘的礼物金耳环和金手镯。富翁感到奇怪，因为自己并没有女儿，人家送这些礼品何用？但出于礼貌，也回赠了一部非常精美的犹太教经典，并复了信，同时去打听有无一个同名富翁在聘女儿。后来新郎父亲与新郎一起来到富翁余德尔的家，这时才知道富翁根本没有女儿。最后他们在诵经堂里终于找到穷汉余德尔。余德尔答应沃维一定请他们父子吃饭，并按约完婚。弗鲁门特叫女儿去宰家中唯一的公鸡，不料公鸡跑了。母女去追赶，无意中在山洞里发现了大量金银。于是余德尔体面地为大女儿完了婚，也为二女儿和三女儿找到了新郎。
《婚礼的华盖》全书分两卷共30章，采用了“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的框架式结构，即在主干故事中插入了一系列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都有它单独的人物与情节，甚至似乎与主干故事毫无关系。但细细品味后却可以发现这是作者采用的一种结构方法，以便巧妙地将生活画卷展现得更加广阔。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用讲故事的办法阐述观点与看法是犹太民族的传统，也是古希伯来文学的一种风格。这种写法使我们联想到印度的《五卷书》、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东方古代文学名著。作者向人们展示了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画卷，比较完整地把在欧洲反犹太主义势力的欺压下，在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打击下已濒于灭绝的犹太文化，包括他们的社会、经济、道德风俗等各个方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文学评论家莱文恩称这部小说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巅峰之作。
阿格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宿客》是作者在1930年重访故乡布阿居镇后写的，到1939年时又重写发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出走多年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到他那毁于战火中的童年故乡布阿居的故事。他返回的目的是为了寻觅存在于自己记忆中闪烁着光辉的传统和难以忘怀的故乡生活，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昔日的一切已不复存在，今天在这里的新一代人正过着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反而深深感到自己是这块故土地的“异客”了。他曾多次想召集犹太人去祈祷堂祈祷均未成功，甚至连祈祷堂大门的钥匙也丢失了。他终于明白，过去的传统在故乡已无法恢复了，这里的犹太人心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小说主人公并不因此而失望，他决心返回犹太人的圣地。当他回到耶路撒冷时，意外地发现了祈祷堂大门的钥匙。作者用这个故事表现了战争对犹太人传统文化的严重摧残，同时又以象征性的描述表现了犹太人的民族传统、精神风貌必将在犹太人的故土——以色列得到真正的复兴。
《就在昨天》是阿格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5年。这是他最富现代派色彩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一反阿格农一贯的创作手法——写犹太民族获救的梦想、对救世主的企盼、对上帝的依赖，而是按实际情况去写。小说以20世纪初第二次犹太移民浪潮为背景，描写了一批投身于犹太新兴城市特拉维夫城建设的拓荒者们的故事。作者没有描绘移民的理想，却侧重反映了那一代人由于受西方思想侵蚀而面临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种种问题，目的在于表现犹太民族在追求真理过程中遇到的痛苦。这是一部非现实主义小说，采用了一系列象征手法，描绘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情节与人们的内心世界。其真正含义只有作者和他那一代人依据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精神状态才能理解。
总之，阿格农的作品大多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即恢复犹太民族文化与传统精神风貌。正如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评语所述的，他的创作特点首先就在于他善于“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其次，他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犹太民族的生活画面。再次，他在作品中表现了犹太人崇拜的犹太教哈西德派的思想，即所谓的救世主义。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将个人的物质享受置之度外，虽然一贫如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信仰不变，希望换来集体的被拯救，全民族的幸福。阿格农是第一位使用复活了的现代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人。因为犹太人要恢复其民族的传统和主权地位就必须有自己统一的语言，所以他用现代希伯来语进行创作其意义就显而易见了。尤其是他在用希伯来语进行写作时经常是创造性地运用，去丰富、去推动它的发展。阿格农的作品一般具有浪漫主义风格，将现实与幻想有机地统一起来，体现了古希伯来文学的代表《圣经》文学的传统风格，也融入了犹太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他刻画人物也各具特性，笔法多种多样。他对创作本身更是非常严肃认真，从不满足，常常数易其稿，每次再版都会有若干修改。他说：“我对自己从不感到满足。我总觉得我必须做得更好。人不应该说：‘我已经做完了。’”这就是他的座右铭。他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提到，他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得到发表，大部分作品仍以手稿形式保存着。这也说明了他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几乎他所发表的每部作品都有巨大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为人们所称道。
第七节 赫达亚特
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又译赫达雅特）是伊朗现代文学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为伊朗人民所喜爱，而且吸引了世界文坛的注目。赫达亚特出生于德黑兰，祖父是一位诗人，父亲是作家。他父亲主张他学理工，所以赫达亚特毕业于德黑兰圣路易中学以后，即先后赴比利时和法国学习土木工程。1930年，他未毕业即回伊朗。1926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他开始尝试写作。
赫达亚特开始在国家银行任职员，后又转入贸易部及建筑公司工作。1936年到音乐学院任职，不久又转入美术学院任翻译。1936年应邀到印度进行短期访问。1944年应塔吉克大学之邀访苏，1946年参加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1950年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邀请他赴会，因伊朗政府不准他出境而未果。赫达亚特1950年去巴黎，1951年4月在巴黎自杀。社会上普遍认为失去赫达亚特是伊朗现代文学的重大损失。
赫达亚特30年代开始创作，这一时期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1925年哥萨克军团长礼萨在英国支持下，迫使议会宣布建立巴列维王朝（1925—1979）。礼萨上台后，实行专制统治，剥夺人民自由民主权利，没有出版自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甚至抒情诗也受到审查。赫达亚特正是在这种完全没有创作自由的年代进行创作的。1926年，还在比利时求学时他就开始写作。当时，他写过一篇散文《死》，歌颂死亡是苦难人生的归宿，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厌世思想。这种早期表露出的悲观情绪或许和他的人生道路与最终结局有某种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他还有其他作品，如讽刺喜剧《开天辟地的传说》及历史剧《萨珊姑娘帕尔温》等。
他的全部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创作开始到1941年；第二时期，从1942年到1950年。1930年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活埋》，收短篇小说4篇，同年出版小说集《三滴血》，收短篇小说11篇。1933年出版《淡影》，收短篇小说7篇。
从1937年到1942年，作家实际上未发表作品，因为这一时期，礼萨国王进一步加强统治，书报检查较前更为严格。赫达亚特1936年访印归来后，深感政治压力。这一空白时期是他创作两个阶段的过渡期。
从他第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到一种颓废思想和悲观情绪。在艺术上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这一点在《活埋》（1930）和《盲枭》（1936）里表现得十分突出。
《盲枭》所反映的并不是现实社会的典型环境，也没有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情节。只是作者通过“我”来抒发自己内心的积郁，诉说摆脱不开的烦恼与痛苦，最终还是归结为一点：生不如死。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明白宣告：“我只是为了灯光照射到墙上的影子而写的。”“这些痛苦是不能向别人宣示的。因为人们往往照例认为这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是一种偶然的遭遇。要是有人说出来，或写出来，人们就会按照传统的观念，显露出怀疑和嘲讽的微笑。”在作者虚实结合的描写之下，《盲枭》中出现了两个情节线索。第一个线索写“我”追求内心向往的美女。这位美女忽隐忽现，终于死亡。第二个线索写“我”卧病在床，“我”的女人不但不照顾“我”，反而与人勾搭，终被“我”发现，忍无可忍，把她杀死。小说通过对荒诞不经的情节和古怪虚幻人物的描绘，把作者心目中对现实的感受传达给读者。赫达亚特的这个中篇正是这样的代表作。读者想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要经过一番思索与分析的。根据这一特点，我们似乎可以把《盲枭》的第一情节理解为“追求”，即追求幸福；把第二情节理解为“摈弃”，即摆脱人间一切丑恶的东西。两个情节，互为补充，形成对比，意在说明幸福及美好事物并不容易得到，而丑恶与卑俗事物却又无法摆脱。
《盲枭》给作者带来了世界声誉。但是，在作者祖国伊朗的一般读者中影响并不很大。欣赏这篇作品的主要是西方的某些文学评论家。
存在决定意识。这篇作品发表于1936年。作者在这篇作品里所表现出的绝望心情和悲观情绪或许与礼萨国王统治下的压抑氛围不无关系。
作者早期的作品也并非都带有颓废思想。在《一个失掉丈夫的女人》中，描写了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的悲惨命运和艰难处境。在《兀鹰》中，作者无情地嘲讽了一个商人的几个妻子的卑俗与贪婪。这是一群毫无人性的拜金主义者，身上散发着铜臭气味。当商人死去时，她们一心所想的就是分掉他的财产，为分财而争吵。当商人意外地又活过来时，这些贪婪卑鄙的女人们竟不认他，把他说成是鬼魂。
《达沙阔尔》是赫达亚特这一时期很出彩的一个短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刻画了一位城市中下层人物的形象。达沙阔尔具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品质，他广交朋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挥霍了继承来的家产。但是，这时却有一副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一个商人临终立下遗嘱：把妻儿托他照料，店铺委托他经营。达沙阔尔初听之下既意外又懊丧。他与这商人并无深交，自己也不是经济中人，怎么可能去为商人治理家财呢？但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他还是把这一重担承担下来。此后，他在完成委托的使命过程中几乎变了一个人，由一个无忧无虑的闲散人变为精打细算的遗嘱执行者。在接触中，他爱上了商人之女玛尔江。但是，由于托管人的义务感，而且又感到年龄差距太大，相貌也不配，他始终把这种感情深深压在心底，没有启口求婚。当他得知玛尔江要许配给一个年龄更大、相貌更丑的男人时，他强忍痛苦为她操办婚事。在婚礼仪式上他当众交代了账目，含泪离去。当夜，与一夙敌斗殴，重伤致死。人们到他家看望时听到他堂前的鹦鹉学着他临终的话：“玛尔江呵，玛尔江，是你置我于死地呵，我对谁诉说呢，是对你的爱杀死了我。”
读着这篇作品，读者的心不禁为之悸动。小说中生动地展现了具有浓郁伊斯兰风俗色彩的社会生活画面并塑造了一个既刚强又隐忍的达沙阔尔的形象。达沙阔尔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爱情深埋在心底，最后，悲惨地死去，这是一个伊朗下层社会中义士、好汉一流的人物。他本质上是善良的，善良到折磨自己的地步。读者在这个活生生的人物身上似乎可以发现作者性格中的某些特点。
赫达亚特第二阶段的创作更多地转向现实。1943年，在苏联人民与希特勒法西斯进行生死搏斗的紧要关头，他发表短篇小说《生命之泉》，热情赞美永春国的人民斗争，表达了对战胜法西斯的胜利信心。194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哈吉老爷》标志着赫达亚特的创作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1946年，他目睹美国占领军在伊朗的横行霸道，写了短篇《明天》。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描绘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场面：在光天化日之下，美国大兵公然殴打伊朗妇女，竟无人敢干涉。在同篇小说中，作者还刻画了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形象。这些作品反映作家的笔触越来越接近普通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表明作家越来越关注人民的现实斗争。
《哈吉老爷》是赫达亚特创作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作。这部中篇小说在1979年2月之前一直被列为禁书，可见它有力地刺痛了伊朗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物。赫达亚特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的描绘深刻暴露了反动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丑恶嘴脸，揭露了烂透了的社会脓疮，从而唤起人们的决心，从根本上去铲除这类人物和他们赖以滋生的社会。
哈吉老爷既是商人，又是政客。混迹政界，他有商人的圆滑与投机的本领；经营商业，他又能依仗政治上的后台。他与当年伊朗统治集团大多数人一样，是亲德派，也就是法西斯的崇拜者。1941年，苏英进军伊朗，此举旨在制止法西斯德国勾结亲德的伊朗政府把伊朗变为进攻民主阵营的跳板。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哈吉也辨不清风向，参加了逃难者行列。但是，他很快便察觉：事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的伙伴们很快重新操纵起一切重要事务。他从中悟到：变化的只是两个字，“民主”代替了“专政”。于是，他熟练地经营起民主事业，甚至向同盟军的胜利表示祝贺。
哈吉老爷绝非一个本分商人，他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伪造证券，套购物资，结交官府，行贿受贿，甚至买卖枪支，制造部族混乱。他还欺骗舆论，竞选议员，企图实现个人野心。
在哈吉个人品质上，作者告诉我们，他有三爱：一爱吃。一提起吃，他马上眉开眼笑，唾液直往肚里咽。二是好色，一见女人就“打熬不住”。虽有三妻四妾，但见到女人还是不能安分守己。三爱钱。“钱是他的心肝宝贝，妙药灵丹，是他欢乐的源泉，恐惧的因由，是他生活的唯一寄托。一提起金钱这个词儿，一听到金钱的叮当声响，哈吉的心就会像花蕾一样微微绽开。顿时，全身酥软。正是由于金钱是钱，哈吉才如此爱它。”一向谎话连篇的哈吉，对儿子提到钱时的话却是肺腑之言：“所以，最根本的还是钱，在世上，只要你有钱，什么荣誉、尊严、名誉，一切都有了。人们都会无缘无故对你表示亲热，你会立即变成爱国志士和才子俊杰。人们吹捧你，奉承你，为你奔走效劳。金钱还能遮羞避短，就是偷来的钱，你也可以把它变为正当合法的，比娘奶还正当合法。有钱还能买到彼世功德和哈吉称号。有了钱，今生彼世都左右逢源。有钱，可以到圣地朝拜，到什么地方人们都欢迎你，尊敬你，请你坐上席。有了钱，连太岁头上都可以动土。总之，有了钱就有一切，无钱便一无所有。”这真是一个拜金主义者的无耻招供，一个极端利己的商人的最坦率的心声。
赫达亚特是一位高明的讽刺作家。他以洗练轻灵的语言，略一勾画，就把一个刻薄吝啬的商人和政客的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明快的语言和富有内涵的细节描写是这部小说艺术手段的特色。比如，哈吉家是不愁吃喝的，但是他每天都过问全家菜谱，不许超支。家人喝茶的糖要由他本人每天分发。甚至每天买不买葱，也要问他。他还能根据李子核的数目判断出买来的李子分量够不够，因此家人吃过李子，他要数核的数目。这样一个十足守财奴的形象便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是，作者并未就此止步，他以更加深入的笔触，进而挖掘哈吉的内心世界，让人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教徒在神圣的宗教义务上是如何连真主也敢欺骗的。按照教法，信徒要将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拿来周济贫民。哈吉想出一个既履行义务又不破财的两全之策：他先签一张大额支票，放到一个盛枣的桶里，把桶交给阿訇，作为施舍，以此履行了义务。等阿訇一抬起桶，哈吉便提出自己把这桶枣子买下，给孩子们吃。阿訇走后，取出支票烧掉。如此精明的哈吉，其知识却等于零，居然问一个即将赴美的人：“您既然打算去美国，那为什么学习英语呢？”
除了写作，赫达亚特还从事其他学术研究活动。1923年，他20岁时，发表一篇论欧玛尔·海亚姆的文章《海亚姆的短歌》，文章颇有见地。他从文学与哲学角度分别对海亚姆的四行诗作了独到的分析，肯定诗人作品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指出海亚姆的语言淳朴自然、平实准确，超越了其他波斯诗人。此外，赫达亚特还是一位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出版过童谣民歌集。他还懂中古波斯语，即巴列维语，翻译过巴列维语古籍。这些，加上他的外语能力，形成他轻灵晓畅、准确典雅的语言特色。赫达亚特的语言是成熟的现代波斯语，既体现西方语言准确严谨的特点，又继承波斯古典文学优雅庄重的传统，也吸收民间文学语言风趣幽默的特色。他的作品中的成语民谚显然多于其他作家，这是他学习民间语言的成果。
赫达亚特于30年代自欧洲回国之后，与其他三位作家组成“四人小组”（即“拉贝”）。这三人是伯佐尔格·阿拉维、米诺维和玛斯乌德·法尔扎德。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四人小组”提倡的现代文学创作方法，传播的新文学观点，对伊朗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足迹。
第八节 希克梅特
那齐姆·希克梅特（1902—1963）是土耳其杰出的诗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190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土耳其的一所海军学校，因仗义执言，积极参与海员的反抗美英等列强强占伊斯坦布尔的正义斗争而被开除。1921年，血气方刚的希克梅特怀着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向往而奔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在苏联他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逐渐成为一个革命者。在莫斯科，他结识了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20年代中期，诗人告别莫斯科返回土耳其，开始近40年的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诗人返回祖国不久，就加入了土耳其共产党，并积极参加党的各种活动，以致多次被捕入狱，前后坐牢达17年之久。在狱中，他以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顶住了残酷的审问和拷打。后来由于本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国际进步舆论的有力声援，土耳其当局被迫在1950年把他释放出来。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他不畏强暴，用诗歌继续为民主与和平同敌人进行顽强不息的斗争。他在国际上声誉日隆，于1950年荣获“列宁和平奖”，并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成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的光辉榜样。
希克梅特虽然被释放出狱，但仍然受到种种迫害，他被迫逃离土耳其，再度去苏联过流亡生活。长期严酷的狱中生活，严重地损害了诗人的身心健康，他于1963年病逝于莫斯科。
希克梅特一生中写了大量的诗歌，他的重要诗集有：《八百三十五行》（1929）、《1 11》（1930）、《已经三个了》（1930）、《沉默的城市》（1931）、《夜间来的电报》（1932）、《致塔兰达·巴布的信》（1935）等。此外，尚有史诗《我的同胞们的群像》（1935）、叙事长诗《卓娅》（1945）等。
希克梅特除诗歌创作外，还写有长篇小说《罗曼蒂克》（1964），剧本《头盖骨》（1932）、《被遗忘的人》（1935）、《土耳其故事》（1952）、《怪人》（1955）、《爱情的传说》（1965）等。《罗曼蒂克》和《爱情的传说》是诗人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后发表的。
希克梅特的诗歌创作，前后有40年之久。他从少年时代起便试练写诗，16岁时，写出《四十个贼的被捕》等诗作，已带有明显的反帝爱国的政治倾向。他的整个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诗歌，多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主要是抒情诗。后期的创作，突破了个人抒情诗的题材范围，以政治抒情诗为主，有的热情讴歌土耳其人民的革命斗争，有的无情揭露与鞭挞土耳其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暴行，有的则抒发诗人的革命胸怀和理想以及对新世界的热切向往。
1935年，诗人因创作史诗《我的同胞们的群像》而蜚声文坛。这部20万行的史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面貌，生动细致地刻画了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等国内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物群像。在土耳其的现代诗歌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希克梅特诗歌创作的总主题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表现为对自己祖国的深切热爱以及对世界各国革命的高度赞扬和积极声援，把爱国的热情和反帝、反法西斯的精神结合起来。诗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在《诗人》（1922）一诗中写道：
假如你要问
我来自世界的哪一部分，
我在哪里生活过，我见过什么，
请你看看我的皮包：
黑面包——我的午饭，
一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
诗人坚信共产主义，始终不渝地将自己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献给人民，用诗歌这把利剑刺向反动派。在20年代末，他写下了《帝国主义的墙》一诗，揭露各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惨无人道地屠杀共产党人的种种暴行，愤怒地谴责发动世界大战的战争狂人。诗中表达了诗人的坚定信念：
共产党人——
就是
自己的脚步
同历史的脚步
合拍地前进的人。
共产党人——
就是
帝国主义的敌人，
就是腐朽的基础的
破坏者，
是驱逐黑暗的
未来的建设者，
新事物的寻求者，
停滞不进的死对头。
诗人不少诗篇的锋芒是直接指向法西斯主义的。1936年，当得知意大利法西斯恣意践踏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国土时，诗人义愤填膺，立即命笔写下《致塔兰塔·巴布的信》一诗，彻底揭露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期间，诗人于1945年创作叙事长诗《卓娅》，以满腔热情歌颂了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女英雄卓娅的高大形象。长诗描写18岁的苏联少女卓娅，她有美好的生活憧憬和坚定的信念。当德国法西斯入侵时，她同千千万万的苏联青少年一样，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在一次执行爆炸任务时，她不幸被捕。在法西斯匪徒面前，她视死如归，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在戒备森严的广场上，一群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把她押上了绞架，但她仍临危不惧，向围拢过来的低着头的人们喊道：“同志们，把头抬高一点……我们一定会胜利！”《卓娅》的基调是悲壮的，感情激昂，诗句明快而坚定。它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正面描写同回忆倒叙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国际主义是希克梅特诗歌的重要主题，这在《我的心不在这里》（1948）一诗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有一天，医生给他检查心脏，对他说：“你的心脏受了影响，不健康。”他回答医生说：“我的心脏不在这里，它还在希腊，还在祖国人民中间，还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上面！”简单几句话就把诗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表露无遗。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诗人对中国怀有诚挚友好的情谊，诚如一首诗中写的：“我的心一半在土耳其，一半在中国。”他于1952年访问中国，看到中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感到非常鼓舞，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篇《新的长城》。其中写道：
我看到了新中国的长城，
那砖石就是千千万万团结的人民。
它的大门为朋友而开，
敌人还没有爬上台阶，
就被斩断了头颈。
在直抒胸臆的诗篇里，诗人往往把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融入诗中，将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写入诗里，表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48年，他在狱中写道：
我从来也没有惋惜过
我生得太早了。
我是20世纪的人，
这使我觉得骄傲！
我很满意，我能在自己的人们中间
为新的世界作战……
……
我的世纪也许还要死亡与复活几次，
然而它的未来的日子是辉煌灿烂的，
它将发出太阳的光芒……
诗人即使身陷囹圄也从不悲观，他想念自己的妻儿，但他将这种思亲之情与思念祖国之情紧紧地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他在《寄自狱中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是多么欣慰，当我想念着你，
亲爱的，寻求那希望的语言。
我是多么欣慰，当我内心里听见
你的声音为我而歌唱，
世界上没有比这再美妙的歌曲。
……
可是我知道：我的国家
你的命运——全土耳其的命运，
还在从艰苦的日子走向那幸福的未来。
你的儿子将恢复健康，你的丈夫
将在牢房里被释放。而你的眼睛
将放射出永不消逝的微笑的光芒。
你的命运——全土耳其的命运。
综观希克梅特的诗歌创作，有如下几个特点：（1）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贯穿全部诗歌创作的始终。无论是前期创作，还是后期创作，都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分明的爱憎感情，充满着战斗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2）诗句明快、自由，铿锵有力，犹如一团烈火。他被誉为土耳其自由体诗歌的大师。（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既反映了土耳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也表现了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土耳其人民把他看做继共和国创造者凯米尔之后最著名和最杰出的土耳其人。
第九节 艾特玛托夫
钦吉兹·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享有盛名的吉尔吉斯作家。他的作品在苏联时期就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1983年，他被遴选为设在巴黎的欧洲科学、艺术、文学院院士。苏联解体后，他的作品不断在国外出版，尤其是在德国。奥地利授予他1993年度欧洲文学方面的国家奖金。
艾特玛托夫生于吉尔吉斯基洛夫区的舍克尔村。父亲曾任州委书记，1937年遭到清洗。1952年他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毕业于农学院，1956年进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深造。毕业后成为专业作家。他来自民间，是在吉尔吉斯民间口头文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又受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因而在艺术上别具一格。第一部中篇小说《面对面》（1957）描写一位吉尔吉斯妇女在丈夫从前线开小差回来后复杂的内心斗争和最后的决裂。成名作《查密利雅》（1958）叙述吉尔吉斯妇女查密利雅大胆冲破宗法观念的束缚，同青年达尼尔真诚相爱、争取恋爱自由的故事。作者将这个爱情故事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表现出他在人物心理刻画和自然风景描写方面有深厚的功力。
艾特玛托夫的早期创作描写了古老的吉尔吉斯土地上的新人，具有浪漫抒情色彩，情节简单，结构紧凑精巧，富有戏剧性，令人耳目一新。《群山和草原的故事》（由《查密利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老师》组成）获1963年度列宁文学奖金。1963年还发表中篇《母亲——大地》。60年代中期的创作力图涉及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历史课题和当代问题，对矛盾的揭示更加深刻，加强了典型环境和细节的描写，创作进入新的阶段。获1968年苏联国家奖金的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1966）是带阶段总结性的作品，揭示了吉尔吉斯现代社会生活的冲突和矛盾。小说写老牧民塔纳巴伊牵着老马古利萨雷回家，走了一夜。老马奄奄一息，老人百感交集。作者通过塔纳巴伊的回忆，再现了老人坎坷的一生，描绘了一位热爱生活和劳动、刚直不阿、全身心献给事业的牧民的形象。塔纳巴伊具有山区牧民那种粗犷率直、疾恶如仇的性格。作者将他置于社会矛盾的中心，他同区委官僚主义领导的冲突触及了社会的弊端，使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骏马古利萨雷的形象带有深刻寓意，它的一生可说是塔纳巴伊一生的缩影，他们同样有过黄金时代和辛酸的经历，性格方面也有相近之处。塔纳巴伊对古利萨雷爱护备至的态度，揭示了主人公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70年代，艾特玛托夫先后发表了《白轮船》（1970）、《早仙鹤》（1975）、《花狗崖》（1977）等中篇小说。《白轮船》是一篇仿童话体小说。在描写手法上，是现实与神话交融。它通过一个7岁小男孩的命运揭示现实生活中恶势力的残暴和嚣张，表现了善与恶的冲突。孩子弱小的力量和坚强斗志所形成的反差显示出他高度的人性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小说的第二主题。作者通过宰杀大角鹿、践踏大自然等情节形象地写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人类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等罪行，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这时，他已经不再局限于生活事实本身或其经验教训，而是跨越时空，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的历史。
1980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这是作家创作达到新高度的标志，获1983年苏联国家奖金。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叙述铁路工人叶吉盖和卡赞加普的半生经历和友谊，另一条把科学幻想因素引进小说。小说构思新颖，它通过民间传说和科学幻想，把现在、过去和将来，把现实和幻想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在宇宙万物之中人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思想。作者将叶吉盖放在各种事件的中心，通过他的遭遇和对世界的看法来反映时代的特征。“宇宙线索”也在小说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使小说在结构上具有多层次性，扩大了叙事的规模，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容量。作家通过这部小说提醒人们记住自己对地球的命运所负的责任。因此它被称为“警世小说”。
1986年，作家发表长篇代表作《死刑台》（又译《断头台》）。小说一开始描写了莫尤库姆荒原（位于苏联中亚地区）上的血腥大围猎。莫尤库姆所属州领导因完不成肉类生产计划，用荒原上的野生羚羊来顶替。他们动用了直升机和越野汽车，雇用一批无业游民，无情地追杀羚羊。母狼阿克巴拉和公狼塔什柴纳以及它们的三只头胎狼崽落入围猎圈内，夹在羚羊群中拼命逃生。大批羚羊被击毙，三只狼崽在逃跑时被踩死和打死。两只大狼来到阿尔什湖畔，又生下五只小狼。但因修铁路，沿湖几千公顷的芦苇被烧毁，五只小狼又全部死去。两只大狼又逃到山里，在伊塞克湖畔产下四只小崽。酒鬼巴扎尔拜将它们偷去换酒喝。最后，这两只狼被人打死。从结构上看，这一对狼的命运贯穿全书。但小说的核心人物是青年俄巴底亚和牧人波士顿。小说的中心是这两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呼唤人性、拯救人类的思想。
俄巴底亚是教堂职员的儿子，原是神学校的学生，因思考现代人与上帝的关系被视为异端并被开除学籍。后来，他在《共青团州报》任编外记者。编辑部要他去中亚调查野生大麻（毒品）是通过哪些途径进入苏联欧洲地区的青年中间的。俄巴底亚混进采集和私运大麻的贩毒团伙，参加了在莫尤库姆荒原采集野生大麻的全过程。他想拯救这些同伙，劝他们弃恶从善，扔掉野生大麻，向上帝忏悔，但他们把他毒打一顿后又将他从飞驰的列车上扔了下来。在采集大麻时，俄巴底亚曾同母狼和三只狼崽相遇，他对小狼的态度十分友好。母狼也没有伤害俄巴底亚。
俄巴底亚没有摔死，被人救了。在医院养伤时他爱上了以消灭大麻为己任的年轻女子英卡。他应英卡之约第二次来到中亚。但英卡因故外出。他偶然成了围猎小组的成员。这就回到了小说开头写的使人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对羚羊的血腥屠杀使俄巴底亚深为震动。他要求围猎小组停止这种残忍的行为，并且忏悔，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最后他们将他的手脚绑成十字形吊死在盐木树上。临死前，俄巴底亚看见母狼向他走来，刚失去狼崽的母狼也认出这个人曾同自己的狼崽嬉戏过。他向母狼求救。他还祈求上帝拯救人类的灵魂。俄巴底亚是在人们恶毒的嘲笑声中走向十字架的。他的悲剧是当年耶稣悲剧的重现。他们两人都为人们舍身殉难，但不为人们所理解。作者让俄巴底亚像耶稣一样蒙难，是要引起读者心灵的震动。
在小说中，关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穿插在俄巴底亚被贩毒团伙扔出车厢昏死过去之后。作者的叙述与俄巴底亚昏迷意识中出现的历史和现实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这个故事中的耶稣完全现代化了。他不是传统观念的救世主，而是当代的救世主，即俄巴底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
如果说，俄巴底亚的形象中有不少理想化的成分，那么波士顿的形象则显得更加真实感人，接近现实。他是诚实善良、勤劳正直的普通劳动者，敢作敢为的硬汉子，想通过同恶势力作斗争来实现善和正义的理想。他是俄巴底亚所梦想的人生价值和完美人性的体现。酒鬼巴扎尔拜偷走了四只小狼，两只大狼跟踪紧追，巴扎尔拜躲进了波士顿的家。从此这一对狼每夜在波士顿家附近嗥叫和寻找狼崽，波士顿一家不得安宁。波士顿劝巴扎尔拜放还狼崽，受到嘲笑。母狼思子心切，有一天终于叼走了波士顿一岁的小儿子。波士顿在绝望中开枪射击，结果把母狼和儿子一起打死了。波士顿开枪打死了巴扎尔拜，然后去自首。波士顿本来应该有幸福的生活，但他的结局比俄巴底亚还要悲惨——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爱子。波士顿无法唤醒巴扎尔拜的人性，也说明俄巴底亚的理想在现实中已破灭。在现实生活中，恶战胜善。波士顿的悲剧似乎是偶然的，其实包含着必然。因为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必然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厄运落在波士顿的头上。如果要追寻厄运的根子，那么从巴扎尔拜的恶行应该追溯到莫尤库姆荒原的大屠杀。造成血腥屠杀的甚至不是偷猎者的贪欲，而是当地领导的决策。这场屠杀是动物世界的“末日”，同时夺去了善良的俄巴底亚的生命，也毁了波士顿一家。两只狼的疯狂报复象征着惩罚的力量。波士顿儿子的死象征着人类受到的最残酷的惩罚，因为孩子象征着人类的未来。在小说中，耶稣死了，俄巴底亚死了，波士顿的儿子死了，母狼和公狼也死了，这么多的悲剧和死亡。《死刑台》是人生苦难的象征。世界末日已降临在莫尤库姆荒原，难道果真会降临在人类身上？生存还是毁灭，该是人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死刑台》反映了苏联社会的许多重要问题：贩毒问题、基层体制僵化和官僚主义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等。这是当今人类和苏联社会的痛点。从《白轮船》开始，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忧患意识越来越明显，悲剧气氛一部比一部浓烈。他呼唤善良的人性，写出当代人道主义意识的危机，这是作家思想中的矛盾，也是他创作的深刻之处。
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往往突出一位主人公，通过平凡的生活和艰苦的环境，通过主人公同他人的关系和同时代的冲突，通过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对事物的思索，深入开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他的作品优美含蓄，深沉隽永，构思新颖周密，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小说常常由两条或数条情节线索构成，结构形式不一，但本质都一样，即采用多条情节线索是为了扩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表现和强化哲理。他的创作吸取了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动物形象的塑造是艾特玛托夫创作的一大特色。《死刑台》将一个狼的家庭放在小说的中心，把这个家庭的命运、狼的心理及悲剧遭遇写得凄楚动人。狼还作为被损害的形象出现，它们一次次逃亡，它们的后代一次次惨遭杀害，天地之大，竟找不到这个狼家庭的立足之地。更为突出的是，在小说中，狼成了忠诚、宽容、正义的象征，成为评价人的善恶、美丑的尺度，而贩毒者和围猎者显得比狼更凶残，更像野兽。动物世界的出现凝聚着作者对当今生态学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深刻思考。总之，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吉尔吉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同时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思考题
1.请简述现代当代中亚西亚北非文学发展的概貌。
2.请简述邵基的诗歌在埃及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3.请简述塔哈自传体长篇小说《日子》所描绘的埃及风云和作者的人生旅程。
4.请简述迈哈福兹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成就。
5.请分析沙比《生命之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6.请分析阿格农的创作特点和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7.赫达亚特在伊朗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成就是怎样的？
8.请分析无产阶级诗人希克梅特诗歌创作的特色。
9.请分析艾特玛托夫的代表作《死刑台》所体现的呼唤人性、拯救人类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