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在近代时期，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分别走上了两种不同的道路，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国家类型。日本是东方唯一一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朝鲜则与东方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
日本近代文学是比较发达的，同时又是比较特殊的。从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从封建社会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起西方国家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时间短、速度快。自明治维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近代历史只有半个世纪，但这半个世纪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近三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与此相关，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也有时间短和速度快的特点。
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从1868年到1886年是启蒙时期。这个时期一面在文学创作上进行试验，一面在文学理论上进行探索，为近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各种准备。明治维新以后，福泽谕吉等有识之士倡导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为日本的近代化而努力。于是，在文学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翻译文学的盛行（如坪内逍遥译司各特的《春风情话》等），政治小说的出现（如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末广铁肠的《花间莺》等），文学改良运动的兴起（如《新体诗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和《当代书生气质》等），言文一致体小说的诞生（如三游亭圆朝的《牡丹灯笼》、山田美妙的嘲戒小说《天狗》等）等，均可列入其中。
第二，从1887年到1904年是确立时期。经过前一时期的准备和酝酿，大约到1887年前后，近代文学得以确立的条件业已具备，而其确立之标志则是二叶亭四迷（详见本章第二节）的长篇小说《浮云》的问世。《浮云》既出色地采用了言文一致体的语言，又真实地描绘了明治初期的社会面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形象，从而成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其后，二叶亭四迷又出版了《面影》和《平凡》等小说，发表了关于俄罗斯小说和评论的译文，也受到文坛好评，并对后辈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坪内逍遥（1859—1935）和二叶亭四迷开拓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那么森鸥外（1862—1922）的创作活动则在赋予文学以近代性的同时，又赋予文学以浪漫性。他从德国归来后，不但在诗集《面影》里展示出新颖的感情和诗美，而且在小说《舞姬》、《泡沫记》和《信使》里以西方为舞台，描绘青春的欢乐与悲哀，表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调。此后，他还创作了《青年》和《雁》等取材于自己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遗书》、《阿部一族》、《山椒大夫》和《高濑舟》等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小说，为日本近代文坛添砖加瓦。除二叶亭四迷和森鸥外的文学活动外，属于这个时期的重要文学团体、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还有以下几个：一是1885年结成的砚友社。该社是日本第一个文学社团，出版刊物《我乐多文库》，主要成员有尾崎红叶（1868—1903）和幸田露伴（1867—1947）等，前者先后发表《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伽罗枕》和《多情多恨》等，以善于描写女性和风俗为特色；后者则有《风流佛》、《一口剑》和《五重塔》等，大多描写男性世界。二是北村透谷和“文学界”的活动。北村透谷（1868—1894）对砚友社持否定态度，他在诗剧《蓬莱曲》和一系列抒情诗里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并与志同道合者于1893年创办《文学界》杂志，成为其实际的指导者。三是桶口一叶的活动。桶口一叶（1872—1896）以描写贫民和女性悲剧为己任，主要小说有《青梅竹马》等。四是正冈子规的业绩。正冈子规（1867—1902）在《芭蕉杂谈》里批判松尾芭蕉的权威，在《俳谐大要》里阐述写生（写实）的重要，开拓了俳句革新的道路。五是深刻小说（悲惨小说）和观念小说的登场。深刻小说强调表现社会和人间深刻、悲惨的一面，代表作品为广津柳浪（1861—1928）的《黑蜥蜴》等。观念小说大多表现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观念，代表作品有泉镜花（1873—1939）的《夜行巡查》等。六是诗歌的热潮。起初有岛崎藤村（详见本章第三节）和土井晚翠（1871—1952）以近代诗活跃于诗坛，推动了近代诗的进步；其后有上田敏（1874—1916）移植介绍了象征诗，与谢野铁干（1873—1935）和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明星派加重了恋爱至上、艺术至上的浪漫主义倾向，根岸短歌会则提倡和歌的革新。七是描绘自然景物的小说和散文流行。德富芦花（1868—1927）和国木田独步（1871—1908）开拓出清新的自然描写的新境地，受到读者欢迎。前者写有《不如归》和《自然与人生》等，后者写有《武藏野》等。最后应当提及的是木下尚江（1869—1937）的创作。他是社会主义小说的先驱者，作品有《火柱》和《良人的自白》等。
第三，1905年到1911年是成熟时期。这时文坛上存在着自然主义文学和反自然主义文学两大对立派系。自然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兴起于法国的文学思潮，主张援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求人类的真实。其中心是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所阐述的理论，但在日本将属于印象派现实主义的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也作为自然主义作家加以接受。小杉天外（1865—1952）和永井荷风（1879—1959）的初期创作从左拉的方法论中学习了“遗传与环境”的观念，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之先驱；但真正确立自然主义文学之基石的，乃是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1871—1930）。藤村率先出版《破戒》，此作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随后又在《春》里描写青春的悲欢，在《家》里描写旧式家庭的没落。花袋则因在《棉被》里大胆进行自我告白和官能描写，而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另一个中心人物，之后又有《乡村教师》等小说出世。除藤村和花袋外，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1871—1943）、正宗白鸟（1879—1962）、真山青果（1878—1948）、岩野泡鸣（1873—1920）和岛村抱月（1871—1918）等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员。独步在《竹栅门》等作品中，采用了客观的、写实的方法。秋声以《新家庭》引起世人瞩目，并以《霉》、《烂》等确立了自然主义作家的地位。白鸟早就持有厌世的、虚无的思想，其后则在《尘埃》、《向何处去》等小说里描述人生的空虚和徒劳。青果与白鸟齐名，以《南小泉村》获得众多读者。泡鸣本来以诗人和评论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随后又因发表《耽溺》而成为小说家，并在《放浪》等五部作品里以有力感人的笔致表现丑恶残酷的人生。抱月是自然主义文学的评论家，从欧洲归来后，先后发表《被囚禁的文艺》、《文艺上的自然主义》等理论文章，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他的推动下，许多人纷纷著书立说，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兴盛呐喊助威。总之，自然主义是当时日本文坛上有理论、有实绩、人数众多、影响颇大的流派，它的出现是日本近代文学进入成熟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当时的文坛绝不是自然主义文学一统天下，当自然主义文学产生并发展时，它的对立面——形形色色的反自然主义文学也就应运而生了。首先是文坛大家夏目漱石（详见本章第四节）的登场。他以幽默讽刺小说《我是猫》一举成名，继之有《哥儿》和《旅宿》等不同格调的作品问世，后来又在《三四郎》等前三部曲和《春分之后》等后三部曲以及晚年未完成的大作《明暗》里显示出批判社会和人生的倾向，描绘了独创的艺术世界，继承了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方向，与自然主义明显地对立起来。其次是另外两位文坛大家二叶亭四迷和森鸥外的复归文坛。四迷在写作《浮云》近20年后，重新拿起笔来写作小说，继续沿着《浮云》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森鸥外在写作《面影》和《舞姬》近20年后，重新回到文坛展开多方面的活动，既执笔创作，又成为唯美主义杂志《昴》和《三田文学》的精神支柱。再次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兴起。永井荷风1908年从美国和法国归来后，相继发表《美国物语》和《法国物语》，表现出颓废的美和文明批评的新倾向，因而率先成为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以《文身》登上文坛，其后又有《麒麟》、《秘密》等作品发表，大胆地表现女性的官能美和感觉美，描绘了色彩丰富的唯美世界，其错乱心理和异乎寻常的女性崇拜往往引起社会议论，被人们称为恶魔主义作家。最后还应提到小川未明（1882—1961）、近松秋江（1876—1944）、铃木三重吉（1882—1936）、森田草平（1881—1949）和上司小剑（1874—1947）等人的名字，他们也都被视为反自然主义作家。
第四，1912年到1918年是分化时期。这个时期近代文学队伍进一步分化，主要表现为三个反自然主义流派在文坛上得到充分发展。其一是唯美主义文学。永井荷风这时转向描写花街柳巷和娼妇世界，先后发表《妾宅》、《新桥夜话》、《焰火》等作品，并在长篇《较力》里达到顶点，该书以新桥花柳界为舞台，描绘艺妓的恋爱和生活。谷崎润一郎也继续走自己的路，显示出与自然主义的不同性质。他这时所发表的短篇《异端者的悲哀》，表现主人公的美好愿望与阴暗现实的矛盾，但他仍相信自己的才能，继续过着异端者的生活。其二是理想主义文学。1910年《白桦》杂志创刊，主要成员有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志贺直哉（1883—1971）、有岛武郎（1878—1923）、里见（1888—1983）和长与善郎（1888—1961）等。他们大多数是贵族和有产者子弟，强调理想主义精神，富于人道主义色彩，与自然主义文学形成对照。如实笃是白桦派的中心人物之一，他主张尊重自我，他的文学力图超越自然主义的抑郁性和唯美主义的享乐性，给人以光明，所写剧本《其妹》、《一个青年的梦》等具有反战倾向和人道主义色彩。又如直哉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肯定自我的精神，其短篇《清兵卫和葫芦》、《范某的犯罪》等是这种精神的艺术体现，而中篇《和解》则是依据自身经历写成的，表现他和父亲的和解过程。其三是新现实主义文学。这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为背景而出现的新倾向。它力图站在近代个人主义的立场，以敏锐的理智和感性把握人生和社会，并且采用理智的方法进行写作，其中有的作家取材比较广泛，有的作家则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或者新技巧派、理智主义、个性主义等。其主要作家有属于《新思潮》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菊池宽（1888—1948），属于《奇迹》的葛西善藏（1887—1928），以及佐藤春夫（1892—1964）、室生犀星（1889—1962）等。如龙之介以《罗生门》和《鼻子》等短篇出世，之后写出《戏作三昧》和《地狱图》等名篇，非但是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也是当时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又如菊池宽起初写作剧本，不久转向小说，短篇《无名作家的日记》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忠直卿形状记》则取材于历史事件，被称为“主题小说”。
朝鲜自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起，便开始了殖民地化的过程；到1910年被日本正式吞并，完全变成了殖民地国家。在此期间，朝鲜的有识之士广泛地开展了以“内修外学”为口号的文化启蒙运动，在文学方面则相继涌现出新体诗歌、新体小说和新体戏剧，谱出了新文学的序曲。其中以新体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李人植（1862—1916）是第一位新体小说作家，主要作品有《血之泪》、《鬼之声》、《雉岳山》等；此外，李海朝（1869—1927）的《自由钟》、《驱魔剑》，安国善（1873—1926）的《禽兽会议录》等也是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反映现实生活，使用日常口语。尽管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朝鲜近代文学未能取得重大成就，但在新文学形式的创造方面却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为现代朝鲜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第二节 二叶亭四迷
二叶亭四迷（1864—1909）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现实主义文学奠基者之一。他本名长谷川辰之助，1864年4月4日生于江户（即今东京）的一个武士家庭，从小接受汉学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立志“俯仰无愧于天地”。由于日俄两国矛盾加剧，起初他想从军入伍，但因连续三次投考陆军士官学校失败，于是决心从事外交工作。为了了解俄国国情，1881年他考入东京外语学校俄语科，在校学习四年多；1886年因该校改革学制，愤然退学。其间，他对俄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热心阅读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仔细研究别林斯基的评论，这对于他文艺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886年1月，二叶亭四迷走访当时被誉为新文学旗手的坪内逍遥，受到坪内逍遥以《小说神髓》等理论著作获得成功的启示，决心成为文学家。同年4月，二叶亭四迷发表著名文学理论文章《小说总论》，系统阐述自己的文艺观点。这是一篇以别林斯基的艺术论为基础的写实小说论，批判仅仅注重外形的写实主张。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述文艺的实质，指出比起现象来其内在理念具有更本质的意义，文艺是通过感动直接感受真理的，在小说里真理不是抽象地显示出来的，而是具体地显示出来的，所以其方法只能是写实。同时，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艺术至上和游离社会等不良倾向，他强调文学应当借助“实相”反映“虚相”，即通过现象表现本质。《小说总论》可以说是超越了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朴素写实论而具有近代现实主义骨架的小说论。
二叶亭四迷不仅提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将其付诸实践，1887年具体体现这种理论的长篇小说《浮云》便问世了。然而，尽管《浮云》日后被公认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在当时却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肯定，甚至由于作者是无名小辈，所以只好在封面署上坪内逍遥的名字。诸如此类的不愉快事件，再加上思想的苦闷和生活的重担，终于迫使二叶亭四迷中断《浮云》的创作，离开文坛。他愤慨地表示，自己没有做文学家的资格，“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终身事业”。他所用的笔名，在日语里与“该死的”谐音，恐怕也是这种愤慨情绪的一种表现。
离开文坛后，他在内阁官报局任职，负责英文、俄文报纸翻译和编辑《出版月评》工作，前后八年有余。1897年辞去官报局职务后，他先后当过陆军大学教授、海军部编修书记和东京外语学校教授。1902年10月，他出任中国北京警务学堂代理提调，1903年7月归国。自1904年起，他参加朝日新闻社的工作，随后又在友人的鼓励下重新拿起笔来进行创作，相继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第二部长篇小说《面影》（1906）和第三部长篇小说《平凡》（1907），受到文坛欢迎和好评。
《面影》的男主人公小野哲也是大学教师。他是小野家的上门女婿，由于岳母和妻子对他冷淡无情，他对家庭生活感到十分厌倦。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守寡在家的小姨子——小夜子的存在才是他从“死去”的世界复活的最后手段。不久，他和小夜子两人离家出走。但后来由于哲也的优柔寡断和小夜子的恐惧动摇，小夜子突然失踪，哲也大失所望，前往中国寻找小夜子，终归一无所获。这部小说仍然以《浮云》所探求的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为主题，小野哲也则被视为《浮云》主人公内海文三的后身，因此《面影》可以说是《浮云》的继续和发展。
《平凡》采取一个39岁的知识分子回忆自己前半生的形式，中间穿插了许多小故事，其中以小花狗的故事最有名。小说主人公的生活是平凡的，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笔，叙述平凡的半生，题名《平凡》再恰当不过了。但是，小说所包含的思想和意义却未必是平凡的。作者以讽刺幽默的笔调，表现自己对文学的疑问和对人生的态度，提出自己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官僚制度和文坛现象的批评，这些都不同于一般。
1908年6月，二叶亭四迷以《朝日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从神户出发，经西伯利亚，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不幸的是，由于身染肺结核，他不得不于第二年绕道伦敦归国，并且终因体力不支，当船行至孟加拉湾时病逝。
二叶亭四迷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也表现在翻译方面。果戈理、屠格涅夫等许多俄国作家的作品都经他手介绍到日本，给明治时代的文坛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他的不少译作（如屠格涅夫的《幽会》和《邂逅》，前者为《猎人笔记》的一节，后者即《三次会面》）都是采用言文一致文体和逐字翻译方法充分体现原作诗意的佳品，经得起推敲，给人以清新的感受。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这些译作同他的小说《浮云》等一起，均被视为日本白话文学之先驱。
二叶亭四迷于1886年动手写《浮云》，第一部出版于1887年6月，第二部出版于1888年2月，第三部于1889年七八月间在《都之花》杂志上连载，1891年出版单行本。当时正值明治维新20年左右，自由民权运动遭到失败之后不久。《浮云》所反映的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正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加以改变的苦闷心情。
小说主人公内海文三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从乡下到东京求学深造，由于刻苦努力，所以成绩优良。但毕业后却颇不得意，好长时间没有工作，只得闲住在叔叔家里。其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办事员的职位，不久又被罢官免职。从此以后，婶母阿政辱骂他，堂妹阿势冷落他，趁机追求阿势的本田升也讥讽他，逼得他走投无路，终日在苦闷与幻想中受煎熬。作者在这种气氛中搁了笔，据说并没有按计划写完。
内海文三的生活理想应该说是卑微的、渺小的，只不过是正直地为人，勤恳地工作，以便将来能和阿势结婚，再把寡母从乡下接到东京，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从此美满地生活下去。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这点可怜的理想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最后彻底破灭了。这是因为他在官场上正直不阿，既不肯卑躬屈膝巴结上司，也不愿同流合污讨好同事；在家庭中他拙口笨舌，既不会奉承婶母，又不会笼络堂妹。非但如此，当遭到打击时，他又显得懦弱无能，优柔寡断，只会关起门来苦苦思索，而且往往是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出个结果来，始终陷在一种进退不得、无可奈何的境地，最后则往往是不了了之。总之，文三是既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又无力抗拒黑暗势力压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的贫困、寡母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等，使他形成了卑微渺小的生活理想和正直不阿的性格特点。然而他所做的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因为明治时代是个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还严重地存在着封建势力的残余，另一方面也已经暴露出资本主义的腐朽，官僚机构臃肿僵化，社会风气败坏，人际关系庸俗。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他挣扎过，奋斗过，但却归于失败，终于成为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多余的人”。
作者始终把文三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主要是家庭关系中，通过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刻画他的形象。在这个家庭里，文三的婶母阿政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自私自利，嫌贫爱富，生就一对势利眼。在文三有工作时，她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一心盘算着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文三一被撤职，她的态度马上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他的堂妹阿势是当时徒有其表的所谓新女性，表面上赶时髦，学英语，织毛衣，反对封建道德，尊重个性自由，实际上却是一个浮华、轻佻、见异思迁的人。他的同事本田升在官场上善于阿谀逢迎，因而官运亨通，如鱼得水；在家庭中擅长玩弄手段，于是侮辱文三，笼络阿政，调戏阿势。
总体来说，小说通过内海文三被官僚机构排挤出来的事实，反映了正直的知识分子与天皇制****政权的矛盾，揭露了这个政权的黑暗和腐朽；通过他与阿政、阿势、本田升的矛盾，表现了这类知识分子与周围种种社会势力的冲突，暴露了当时社会的许多弊病和缺陷；通过他自身的弱点，批判了这类知识分子在矛盾和困难面前的软弱无力。
就艺术表现而言，《浮云》在以下两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重要意义。
第一，在塑造人物方面，作者依据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着力进行心理活动的描写。关于这部小说的人物是怎样塑造的，作者在《我半生的忏悔》一文中说过：谈到《浮云》有没有模特儿的问题，恐怕不能说没有；不过模特儿只是参考，并非照样摹写。当然不是偶然发现一个模特儿，就觉得有趣，而是首先在自己头脑里，对当时日本青年男女的倾向产生某种模糊的、抽象的认识，然后考虑为了使之具体化，究竟描绘什么样的形象才好。在这样酝酿时，就会从在某处见过的人或者过去认识的人中，发现多少与自己的抽象认识血脉相通的人，于是便以此人为基础创造典型。由此可见，他所依据的是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小说里的人物并非偶然的产物，而是作者长期观察分析日本社会生活和思想倾向所得出的认识的形象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内海文三既不肯与现实妥协又无力改变现状的内心痛苦，本田升毫无廉耻、卖身投靠他人的卑劣行径，正是明治时代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社会两种截然相反态度的反映。阿政的势利眼形象地勾勒出明治社会小市民的嘴脸，阿势的浅薄性则具体地表现出明治维新以后部分青年盲目欧化的结果。这些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文学中的富有个性特征和时代色彩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和矛盾。在人物描写方法上，作者特别致力于心理活动的描写，通过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演变。这可能是因为内海文三是个优柔寡断、好思索少行动的人，采用心理描写的方法最能够充分展示他的矛盾心态和软弱性情。譬如，当他和阿政、阿势母女公然闹翻之后，他仍然不想离开她们家，表面上像烟消火灭似的沉默下来，内心里却不住地翻腾，终日望着那间六铺席小屋的墙壁不停地叹息。小说写道：怎么办呢？他每天心里不知道要这样问多少次，但总是得不到答案，剩下的只有三个字——不满足而已。当然，他也并非什么都想不出来，有时候也想出一些可能有效的办法，但是又一细想，觉得这样处理未必妥当，于是又把好容易想出的办法扔在一边，另外再想其他的办法，结果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找不到。不言而喻，这种精细的心理描写，是使内海文三的形象丰满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使《浮云》高出当时的一般小说，成为真正近代心理小说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在语言运用方面，作者采取的是言文一致的原则。他在为《浮云》写的序言中指出：在社会迅速变化的时代，唯独文章莫名其妙地墨守成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用言文一致的方法。其后又在《我的言文一致之由来》中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原则：不用没有取得日语资格的汉语词语和日语中已死去的词语，尽量使用现在活着的词语。事实正是如此。《浮云》采用的是言文一致的语言，不仅在人物对话部分使用生动的口语，在叙述描写部分也力求做到口语化。当然，由于这是一个开创，所以其中不免还夹杂着一部分不大协调的汉语词汇，有些地方近似于江户滑稽文学作品的语言。不过，就总体而论，不必说当时仍在流行的江户文学、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就是赞成进行语言改革的砚友社作家和坪内逍遥的作品也难以与之媲美。《浮云》为日本近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节 岛崎藤村
岛崎藤村（1872—1943）原名岛崎春树，别号古藤庵，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父亲岛崎正树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是一个支持明治维新的国学者。藤村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诲，深受其影响。10岁去东京上学，20岁毕业于明治学院。在当时文艺风潮的影响下，他开始创作浪漫主义诗歌，参加文学社团“文学界”。在“文学界”同人中间，他以北村透谷为师友，钦佩北村透谷的大胆卓识和勇于反抗社会、追求自由的精神。在北村透谷的影响下，他写了不少具有浪漫格调的诗歌。在东京学习和生活期间，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崇拜西方近代著名的文学大家，熟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拜伦、华兹华斯的作品，这不仅增强了他的文学志向，也确立了他以理性为基点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新观念。不久，北村透谷自缢，岛崎藤村的家庭又连遭不幸，加之爱情的波折，他的心情变得灰暗。此时，他的第一部诗文集《嫩菜集》（1897）出版。这是一部歌颂青春、爱情、光明的浪漫主义抒情作品集，它以明媚的春天象征着新时代的到来，象征着诗人的自我觉醒，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格调和形式，表现了近代的自我意识，在寓意朦胧、愁思淡淡的诗行中，拨响了寻求自由、解放的时代音符，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嫩菜集》鲜明的时代感和浪漫的艺术风格，唤出许多新诗人的登场，汇成浪漫主义诗歌的新潮流。“新的诗歌时代终于到来了……谁都陶醉在光明、新声和理想之中。”（《藤村诗集·序》）以后，藤村又连续推出《一叶舟》（1898）、《夏草》（1898）和《落梅集》（1901）三部诗文集，完成了他作为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杰出诗人的业绩。
1899年家族败落，他不得不独立谋生，去故乡信州从事教学工作，从此揭开了他创作生涯的新的一页。信州是日本山区，那里的人们单纯、质朴、勤劳，那里的自然景色绮丽动人。他在教学余暇，观察自然，体察民情，改变了原有的创作思想和风格，接受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形成了凝重、细腻、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他以当地生活为素材，描绘了民情民俗以及变革时代个人与家庭的纠葛。著名的有短篇小说《旧主人》、《草鞋》、《水彩画家》等。尤其随笔集《千曲川速写》（1911—1912）是他新创作的起点。它展开千曲川流域的风土人情，表现祖国山川的壮丽优美；又以人道主义思想描写农民的淳朴、勤劳以及与自然斗争的艰辛，勾画他们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藤村在《绿阴集·序》中写道：“想从自己周围开始，把映在眼里、感在心头上的如实写出来，我就先从农民粗杂的生活写生起步。”190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破戒》是他的代表作和现实主义杰作，也是“千曲川作品群”的总结。
1906年为了更好地从事文学事业，藤村辞去信州的教职，回到东京定居，开始了他职业作家的生活。然而在东京生活不久，三个女儿相继病死，几年之后妻子又死于难产。生活的不幸并未使他消沉，他顽强地在逆境中继续创作，写出一系列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其中长篇小说《春》和《家》最为有名。
《春》（1908）是藤村回东京之后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作家第一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这部小说是作家青年时期生活的艺术实录，描写了“文学界”时代的个人生活和思想变化：有他初涉文坛时的才华崭露，有初恋失败的痛苦，有知心好友愤然自杀的悲剧，有家族的不幸，也有摆脱一切困扰后的新奋进。小说贯穿了“春”的主题，它不只是作品人物青春时代的象征，也反映了他们探索生活道路的艰辛、苦恼和悲惨。小说以主人公岸本（作家化身）为中心铺叙情节，与其他人物的多重情节线索交织起来。因此，它既有自传体自然主义小说性质，又有再现社会生活的社会小说特点。两者交合，体现了《春》创作的过渡性的特点。《家》被誉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藤村最负盛名的一部力作。它是作家信州执教生活的艺术写照。小说紧紧围绕家庭的主题，描写围绕作品主线的青年作家小泉三吉及其家庭生活，以及以森彦为代表的小泉家族的生活和以种、正太为主的桥本家族的生活，揭示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对封建家庭形成的冲击和使之衰败的过程，也表现了一代青年人受新思想的影响，在困境中挣扎，寻求自立、自主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努力，展示他们与老一代的矛盾和冲突。它是一部家族的衰落史。对生活深刻、真实的描写，对人物心理刻画的细致、动人，对家族血缘遗传因素的表现，使这部小说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少有的力作。
满载作家荣誉的藤村多年来独自生活，因与侄女有了暧昧关系，不得不离开日本，移居巴黎。三年的法国生活使他的思想、精神都发生了变化。回国后，他写下记叙这段经历的小说《新生》（1918），用道德忏悔的方式揭示自己的“隐私”，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中少有的“心境小说”（自白小说）的佳作。
藤村回国之后，受到时代发展的冲击，逐渐放弃自然主义自传体小说的创作，转而专注于现实生活与社会发展。晚年的随笔、杂感与小说创作体现了这一转变的轨迹。短篇小说《风暴》虽写独居的父亲教养儿女的艰辛，但我们透过孩子的行踪可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父亲最后无限感叹：“家里、家外，劲风都在吹。”用七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黎明前》（1929）是作家晚年的巨著，也是他复归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志。小说以作家的父亲岛崎正树的一生为原型，把个人经历与时代变革融为一体，艺术地再现了日本近代黎明时期（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化。主人公青山半藏出生于当地的武士家庭，作为一个国学者，他在青年时期支持“讨伐幕府”运动，拥护明治维新，后又反对政府的山林国有化政策，为民请命，因而被革去镇长之职。于是他便孑然一身来到东京，参加政治改革，不满社会崇洋媚外的恶习，愤然献诗给天皇，因而被拘捕。之后他又远去山区，传播国学而失败。晚年回归乡里，精神失态，不久气绝而亡。青山半藏是一个来自民间的维新志士，他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意愿。他为民请命，献诗给天皇，是为了“表达一个来自草野之间的无名山民的爱国忧民心情”。从他追求和探索，到失意与死去，反映了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动向：以人民为动力而取得胜利的天皇政府，又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推行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小说围绕着主人公的活动，广泛地描绘了当时的各个历史事件，诸如民众欢庆“倒幕”的胜利，明治政府背离民意的措施遭到山民的反对，从而导致民众骚动与暴乱等，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时代气息。《黎明前》是一幅内容丰富、场面宏伟、历时较长的历史画卷，它语调舒缓，娓娓动听，叙述平静、深刻、亲切，富有诗意，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杰出的历史小说，被称为昭和时代里程碑式的作品。
藤村积极参加文学活动，曾创办过妇女刊物《处女地》。1935年，他任日本“笔会”第一届主席，第二年赴南美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回国途中曾到法国，后又来到中国上海，正值鲁迅逝世不久，他到鲁迅故居凭吊，表达日本作家和人民对鲁迅的敬意。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时局险恶，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尤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政府高压政策之下，作家没有创作自由。藤村不仅顽强地坚持创作，而且曾经拒绝参加官方设立的帝国艺术院，不愿与军国主义政府同流合污，表示“任何时候都做一名文学者的希望”。继《黎明前》之后，新的一部历史小说《东方门》开始创作，但新作尚未完成，藤村于1943年盛暑8月突然病逝。
藤村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一直遵循不断探求、不断更新自我、紧跟时代发展动向的原则。他正像他所欣赏的法国印象派大师塞尚的名言一样，“我每天都在进步”。他在文学上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起步，到20世纪初成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家，后来又在日本文学多元化发展时期成为现实主义小说家，可以说体现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趋势和特点，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
藤村在回忆创作《破戒》时谈道：“在小诸市生活的七年里，曾听到山区里一位部落民教育工作者的传闻，他的悲惨命运促成了我的写作。因而在我心中也勾画出了人物的形象。小说里的丑松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直接的原型。但是，他却在无知无识的人群中生活着，又以人性觉醒的青年姿态出现，他的悲哀深深地吸引了我。”从中可以看出，《破戒》是作家感时而发的作品，是他目睹部落民（秽多）的不幸遭遇之后，在人道主义情感支配下创作出来的。它是作家深入生活，以艺术典型化为手段，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写成的作品。它虽然被称作日本近代自然主义第一部代表作品，但它既不同于作家此后以自传为主的《春》、《家》和《新生》，也不同于田山花袋的《棉被》，而是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作品情节简单，写的是山区小镇饭山一个出身部落民的青年教师濑川丑松的生活。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告诫，要隐瞒自己的“部落民”身份，以免遭到社会的迫害。他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勤奋能干，在学校受到学生的爱戴，但却遭到校长、督学的嫉恨和排挤。他深受同是部落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影响，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格完整的新人，向社会公开坦白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又缺少勇气，惧怕社会的压迫，所以行动迟缓，犹疑不决，思想矛盾重重。后来父亲在牧场暴亡，猪子惨遭政敌暗杀，使他猛醒，决心以自我忏悔的方式公开自己的部落民出身。然后，在情人阿志保的安慰及友人银之助的帮助下，丑松去了异国他乡寻找生活的“乐土”。
丑松生活在封建等级身份制严格的社会里，自幼饱尝等级偏见和压迫的痛苦，痛感社会给予部落民的不平等待遇。他虽有愤愤不平之气，但又十分惧怕社会上保守势力的迫害。他遵从父命，严守出身的秘密。然而他又是一个具有新时代意识的青年，不愿忍受屈辱的生活，决意要做一个真诚、坦率、性格完整的新人，尤其渴望民主与人权：“我是社会的一员，和别人一样，有生存的权利。”因此，父亲的告诫和猪子的感化成为他思想变化历程中两个磁力相反的磁场，使他在守戒与破戒之间摇摆不定，陷入了苦闷、矛盾、彷徨的思想境地之中。父亲死后，猪子又被残害，这大大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从犹疑、苦恼之中挣脱出来，以公开坦白自己出身的“秘密”，完成了自我觉醒。他的觉醒以付出巨大的精神痛苦为代价，觉醒之后也没有彻底摆脱内心的苦恼。他那种忏悔式的自白、迟疑徘徊的表现，都说明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丑松的觉醒不但是一种个性解放的要求，更是与部落民的人权解放要求相结合的，因此更具时代的特色和深刻的社会内涵。
小说以浓墨重笔和抒情格调描写了丑松觉醒前后的悲伤和惆怅，构成了作品的主调，即“觉醒者的悲哀”。自然，这种悲哀的情调是人物自身的思想、情感发展必然形成的特点，同时也是作家藤村在自我近代化过程中的感受，他把这些化在作品和人物身上了。
《破戒》以丑松破除父亲戒约的思想觉醒为故事的主干，同时还广泛生动地再现了日本近代社会的乡镇生活。饭山是个山区乡镇，一片破败、贫困、凋敝的景象，虽然表面平和、宁静，却深藏着尖锐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格斗。同时，近代化的设施也逐渐完善，镇议会、学校、公路、邮电等，与落后、保守的乡镇生活形成对照，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日本近代社会的画面，即封建性的乡村生活与肤浅的资本主义化文明的混合。乡镇的教育事业被保守势力的代表——庸俗的校长和督学之流把持着，他们嫉贤妒能，思想保守，排斥异己，把学校纳入“军队的风纪”之中，维护“忠君孝国”的信念，反对民主、进步与人权的思想。政客高柳利三郎是个恶棍、投机者，为了当上议员，他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雇用打手，把揭露他的秘密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猪子杀害。莲花寺的住持虽在佛门，却贪图女色，甚至要染指养女阿志保，引起家庭的纠纷。而社会上善良的人们则遭到不幸，不断地挣扎、反抗和追求。不论是阔佬大向日，还是小学生仙太，都因出身部落民而无辜遭受社会的歧视与迫害。青年教师银之助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却受到校方的压制与排挤，不得不另谋出路。思想家猪子敢于为部落民的人权、社会的正义奔走呼号，最后却惨死在政敌的手下。小学教师风间敬之进忠厚、老实，生性懦弱，年老退休之后，被校方无情地扫地出门，成为沉落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破戒》是社会的广角镜，它把具有时代特点的人物和画面尽收笔下，让读者得到充分的感受。
《破戒》在艺术上并不拘泥于自然主义的逼真和琐细，它有虚构、想象和夸张的描写。
丑松的形象虽有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物为依托，但他的塑造是以作家观察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特别融进了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他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和个性色彩的人物。作家是位诗人，除了客观、真实描写之外，还善于运用抒情笔法，传达人物感情、渲染气氛。丑松举步迟疑、逡巡摇摆的性格和他思虑深重以及总摆脱不掉的悲愁、哀婉之情，造成了作品的感伤主义情调，烘托出“觉醒者的悲哀”的主调。作品景物描写生动多彩，乡镇的寂静、寺院的钟声、山区牧场的荒凉以及富有传统色彩的山镇习俗，使作品呈现出一派田园风光并充满乡土色彩。加之文体的精美，语言的细腻、流畅、生动、清新、自然，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破戒》所具有的文学新观念和新手法，尤其是它对近代意识的追求与体现以及广阔的生活视野，使它赢得了广泛的称赞，被认为是社会的“问题作品”。夏目漱石在《致森田草平书》中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明治时代要说有了真正的小说，当然是《破戒》。”岛村抱月在《评〈破戒〉》一文中指出：“《破戒》是我在近代文坛上的新发现，我对这部作品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觉得有此一作我国的小说界才达到一个更新的时期。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我开始觉得欧洲近代自然主义社会小说具备的生命力，在我国文坛上也同样存在了。”
第四节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他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兴盛时期，与其针锋相对，以不同的文学观开拓自己的文学道路，完成了一位大作家的光辉业绩。
夏目漱石本名金之助，1867年生在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之后家道败落，从小被送到盐田家做养子。他的童年是在养父家度过的，因养父母不和，他的生活异常痛苦。漱石自幼好学，在中学时期就深受汉学的熏陶，对汉诗文和小说极为爱好。1888年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本科英文专业，专习英国文学。这个时期他曾致力于汉诗文的创作，后蒐为一集，名为《木屑录》。该书序文表明“予有意于以文立身”。
大学毕业后，漱石在松山、熊本等地从事教学工作，并受到正冈子规影响参加俳句改革运动。1900年他被政府派往英国伦敦深造。在异国，他度过了两年“不愉快”的生活，用苦读和钻研学问送走孤苦、寂寞的日子。他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以心理学、社会学的观点探索文学的规律；也研究英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倾心于英国斯威夫特、奥斯汀、梅瑞狄斯等作家。后来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写成《文学论》（1907）和《文学评论》（1909）两部著作。他1903年回国，在东京从事教学工作。
正当自然主义兴起之时，漱石于1905年完成第一部长篇作品《我是猫》。小说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强烈的讽刺和批判精神惊动了日本文坛。此后他又连续发表《哥儿》（1906）、《旅宿》（1906）等众多作品，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成为世人所瞩目的重要作家。1907年，他接受朝日新闻社的邀请，辞去教职，成为该社文艺专栏作家。他以更顽强的精神、勤奋的态度进行创作，先后发表十余部作品，几乎每年都要完成一部力作。由于过分劳累，积劳成疾，1909年患了严重的胃病，多次危及生命，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但他仍拖着病体，坚持创作，直至生命最后一瞬。1910年，他拒绝了天皇政府授予的文学博士称号，表现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骨气。1916年正当他执笔创作长篇小说《明暗》之时，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于当年年底病故。
漱石晚年文名大振，被许多青年文学家颂为“人生导师”。他组织文社，举办“星期四聚会”，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使他们成为有名的作家，如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人。他为日本近代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漱石一生作品甚丰，有诗歌、小说、评论、随笔等等，尤以小说成就最为突出。他共创作了十几部中、长篇作品和为数不少的短篇佳作，可以说这些作品耗尽了他一生的精力。他的创作生涯先后只有十余年，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他作为业余作家的创作时期。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打开局面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众多的作品。《哥儿》是依据他从事教学工作的经验写成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小说通过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江户子”从事半年教育工作的经历，批判了教育界的腐败与黑暗。主人公“哥儿”诚实、憨厚、富有正义感，最后联合另一个有正义感的教员，痛打了教务长，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愤恨。小说还发展了《我是猫》的讽刺艺术的特点，吸取了民间艺术“洒落本”的用语，诙谐、幽默，富有情趣，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以后漱石又创作《一百二十天》、《疾风》等短篇小说，表现了他干预社会生活和热烈希望改革社会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表现了一种唯美的、浪漫的倾向，写出了一系列梦幻式的作品，如随笔《伦敦塔》、《幻影之盾》、《薤露行》等，充满异邦情调和抒情、浪漫的色彩。190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旅宿》是这一倾向的集中表现。它通过画师的眼睛，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使作品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色。总之，这一时期他对各种文学倾向都很关心，创作出各种类型的作品，表现出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但是关注现实、描写社会，仍是他创作的基本倾向。
第二个时期是他辞去教职以后开始步入职业作家的创作时期。第一部长篇小说《虞美人草》（1907），集中批判了随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风气的腐化，揭露了拜金主义与利己主义的风气。1908年至1910年创作的《三四郎》、《后来的事》和《门》，构成了描写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生活的三部曲。《三四郎》描写生长在山村僻地的青年三四郎，怀着青春的希望来到东京上大学。半年大学生活，使他领悟到世间的艰辛与不幸，目睹了大学教育的弊端，尤其是遭到他爱慕的新女性美祢子的拒绝，使他更感到幻想的破灭。《后来的事》刻画了一个旧式家庭的逆子代助的形象。他出身于富有的世家，但与身为官商、思想保守的父亲格格不入，可又依仗家庭供养过着悠闲的生活。不久他与旧日情人、嫁给友人平冈的千代子相遇。他不顾社会的阻力和家族的反对，要与千代子结合。但他又抵抗不了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压力，无力摆脱与家庭的联系去自寻出路，深陷于矛盾、苦恼之中。最后，他觉醒了，要自立于社会，在寻求职业的烦恼中小说结束。代助体现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反抗。他强烈地抨击了日本近代社会的现实：“连一寸见方的光明之处都看不到。”他指责日本是“与牛竞争的青蛙”，迟早会“破腹”的。《门》描写一个小官吏宗助得到朋友妻子阿米的爱情，在穷街陋巷中居住，过着小市民的平庸生活。他虽然得到爱情的满足，却体会不到个性自由和生活的幸福。家庭生活的穷困和爱情纠葛所引起的内心道义上的内疚，使他心情郁闷。他为寻求精神解脱，去镰仓参拜佛门，但是终究与佛门的大彻大悟相距甚远，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站在门旁等待落日的不幸的人”。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着作品，表现出一个个性觉醒者的悲哀。《三四郎》、《后来的事》、《门》尽管人物各异，情节不同，但是贯穿了一个中心主题，即反映日本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成长、变化——追求、反抗、破灭——的历程，三部作品心理描写都十分出色，勾画了知识分子复杂、矛盾、敏锐的心理状态，显示出漱石精于心理分析的艺术才能。
1909年进入作家的晚年时期。他患了严重的胃病，身体虚弱，这影响了他的精神的健康。1910年“大逆事件”的发生，使日本呈现出一片黑暗，加重了作家的悲观情绪，作家以此步入他文学创作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他在艺术上更加娴熟精当，在思想上更加深沉和敏感。他从西方人道主义和东方禅学思想出发，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主张，中心是用道德、伦理净化心灵，规范行动。他首先斥责了日本近代的文明开化，认为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状态，是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刺激之下的“外发”，而不是植根于日本社会土壤的自然生成的“内发”。（参见《现代日本的开化》）其次，面对****横流的日本近代社会，他提出了“以自己为本位”的社会改革主张，要求实现确保个性完整的理想社会。（参见《我的个人主义》）同时，他还强调道德、伦理观念的重要，提倡富有哲理意味的“法天去私”的律己责人的伦理信条。（参见《明暗》）他的理想社会观念和道德伦理思想与日本近代社会相距甚远，因而他感到现实生活黑暗、沉重，晚年作品更增添了幽暗的色彩。
漱石晚年也创作了不少作品，有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路边草》（1915）、随笔《玻璃门内》（1915）等，还有三部曲《春分之后》（1912）、《使者》（1912—1913）和《心》（1914）以及未完成的小说《明暗》。它们显示出作家的风格变化：文笔凝重，描写苍劲有力，深入探索近代知识分子的苦恼、孤独以及义理与自私矛盾的心理，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孤独感和悲观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心理剖析和哲理探索的艺术倾向。《路边草》描写作家个人与封建家族的矛盾，最后得出绝望的宿命论的观点：“现世能够料理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只要发生便不知继续到何时，并且以各种形式变成别人或者自己都无法解决的了。”小说《心》的主人公“先生”识破了人世的辛酸和人们自私自利的阴暗心理，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寂寞的生活，自身又背负着在爱情纠葛中背离友人的道德上的自我谴责而异常苦恼，深深感到落后于时代，最后以自杀了却了痛苦的一生。“先生”的孤独感和矛盾心理正是日本近代化时期知识分子的内心写照。《明暗》是心理小说的典范，它通过津田、阿延、清子、阿秀等人物的家庭和爱情的纠纷，揭示了隐藏于人物心底的利己主义思想，情节集中，描写细腻，充分暴露了人们灵魂中的卑劣。由于作家病故，作品只写出了丑恶的“暗”的部分，而显示善良、光明的“明”的部分未能完成。
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漱石是少有的严肃作家。他目光敏锐，笔锋犀利，勾画了日本明治社会的种种丑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但他思想较为消沉，对现实有绝望情绪，尤其晚年更为严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总存在一个孤独、愤世、悲观的影子。
1905年发表的长篇讽刺小说《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出世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以猫为故事的叙述者，通过它的感受和见闻，写出它的主人穷教师苦沙弥及其一家平庸、琐细的生活，以及他的朋友迷亭、寒月、东风、独仙等人经常谈论古今、嘲弄世俗、吟诗作文、故作风雅的无聊世态。作品还巧妙地写进了邻家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风波，并把它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资本家金田的妻子为了选婿，到苦沙弥家里打听理学士寒月的情况。苦沙弥有些慢待，于是招来金田家的各种迫害，他们先是指使一伙人侮辱谩骂苦沙弥，接着唆使苦沙弥的同事进行报复，以后又买通小学生闹事，最后还叫苦沙弥过去的同学对他进行“规劝”与恫吓。
小说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有力地揭露了富有资产者的丑恶，批评拜金主义的风气。金田老爷是靠高利贷起家的，“穷凶极恶、又贪又狠”。他发财致富的“秘诀”是“要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他财大气粗，依势压人，面目可憎。他是社会上的“无冕之王”，他有让人“生就生、死就死的本领”。这充分暴露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猫”也发现了社会的真相：“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作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作品除了有力地批判资本家、金钱势力之外，也尖锐地批判了明治政府的暴力工具警察。
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警察和侦探，苦沙弥痛骂“侦探是和小偷、强盗一个族类的东西，奇臭无比”。侦探“为了搜索证据，什么都做得出来”，“他甚至罗织虚构，陷害良心”。近代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气味浓厚的国家，它广布警察和密探，钳制人民的行动，禁锢人民的思想。小说把矛头指向日本明治政府的军警统治，不能不说作者思想敏锐、目光犀利。
作品重点是描写以苦沙弥为代表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正直、善良、鄙视世俗，不与败坏的社会时尚同流合污。穷教师苦沙弥对金钱与资本家的仇恨甚至到了“顽固不化”的程度。美学家迷亭一有机会便讽刺金田等资产者和社会一切弊端。他们不满现实，揭露时弊，挖苦世俗，从不留情。在他们尖刻、讥讽的语言中，表达了处在黑暗、不幸之中的人民愤懑的情绪。然而他们也有种种弱点甚至不良倾向。苦沙弥不谙“世道”，在与金田的斗争中虽有“雄壮”的“架势”，但一交锋就成了“银样镴枪头”；迷亭轻浮说谎、玩世不恭，往往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他们胸无大志、无所事事、自命清高，却又过着平庸、无聊的生活。这种矛盾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特点，正是当时既不满上流社会，又不能与人民为伍的中下阶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家来自这个阶层，在对他们进行辛辣讽刺的背后，也隐藏着自己的苦闷与悲哀：“比起嘲笑他们来，我更嘲笑我自己，像我这样嬉笑怒骂是带有一种苦艾的余味的”。
《我是猫》是日本近代文学中一部视野广阔、描写深刻、贯穿着批判精神的讽刺小说。
它的艺术形式独特。小说的“我”（猫）是虚构的形象，它不仅有动物的习性，也有人的思想意识。在作品中，“猫”是叙事者，也是评判者，事事通过它的目光表现出来，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因此“猫”的见闻和议论就构成了作品的内容。作品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严谨的结构，正如作品初版序言中所说：“《我是猫》像海参一样，不易分辨哪儿是它的头，哪儿是它的尾，因此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截断结束。”小说舒展自如，叙述流畅。这种艺术构思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的启示。
《我是猫》又是以讽刺辛辣著称的。作者继承和借鉴了日本俳谐文学和西方（尤其英国）讽刺小说的传统，善于运用风趣幽默、辛辣讽刺、夸张漫画式的方法进行揭露和批判，语言诙谐有趣。如对金田夫妇外貌的描写，就用了漫画夸张的手法，达到了讽刺效果。作家还善于运用突兀的滑稽手法达到批判的目的，正如作家所云：“一顿胡说八道，竟会叫人信以为真”，“激起滑稽的美感”。如迷亭信口吹嘘意大利画家如何画自然从写生做起，苦沙弥信以为真，照章做起。后来迷亭又说这是胡诌捏造出来的，是一场笑话。这段令人发笑的幽默描写，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同时使人体会到迷亭玩世不恭、戏弄别人的不良作风和苦沙弥愚直迟钝的性格特点，也使人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空虚、无聊。应当说，作品幽默、诙谐的风格，处处闪烁着作者机智、讽刺的天分。
《我是猫》艺术精熟，自然流畅，诙谐幽默，表现了作家高超的艺术造诣。但是它也有结构不够紧凑、议论较多、描写中有油滑低俗之弊。然而，毕竟瑕不掩瑜，它是日本近代文学少有的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
第五节 朝鲜“新小说”
朝鲜“新小说”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启蒙时期，是在继承18、19世纪古典小说近代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人称之为“启蒙小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各地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兵运动和反对封建****的启蒙运动。“新小说”就是在这个爱国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诞生的，它与近古时期的旧小说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新小说”的内容主要是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反对封建礼教，主张新伦理道德和自主独立。“新小说”以社会事件为素材，比较真实地反映当前的社会现实，刻画现实中的人物，在细节描写上比旧小说真实和细腻。在叙述方式上，“新小说”也摒弃旧小说那种一开头就用“话说”、“却说”之类的套式，而改为直接描写小说的环境或者马上展开情节。在描写手法上，“新小说”克服了旧小说虚幻的、非现实的手法，而直接以当时的现实作为描写的对象，因此情节的发展合乎逻辑，人物的性格刻画也更有真实感。“新小说”还打破了旧小说“劝善惩恶”、“苦尽甘来”的思想框架而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内涵。近古时期旧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一般是汉朝混用体，而“新小说”则只用朝鲜语，把日常生活语言变成文学语言，尽量少用汉语词汇和典故，因此言文是一致的。然而，“新小说”与现代小说相比，还是保存了旧小说的很多缺陷，如主题的劝善惩恶性、人物性格的公式化、缺乏中心情节、人为的故事结局等。
“新小说”的繁荣期是从1906年到1910年，前后不过五六年，代表作家作品有：李人植的《血之泪》、《雉岳山》、《鬼之声》，李海潮的《自由钟》、《鬓上雪》、《驱魔剑》，金教济的《显微镜》，安国善的寓言小说《禽兽会议录》等。
李人植（1862—1916）是朝鲜第一位“新小说”作家，号菊初，京畿道利川郡人。1900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政治学校。他回国后曾历任《国民新闻》、《万岁报》总编和《大韩民报》社长等职。他任总编时，《万岁报》是卖国政府的御用报纸，所以他政治上是有污点和弱点的，这在他的作品《血之泪》中有所反映。但是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还是不可否认的，他是第一位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家，而且还参与创办了朝鲜最初的剧场“圆觉社”。
中篇小说《血之泪》（上篇写于1906年，下篇写于1907年）的主题思想是读书救国、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这个主题思想是通过主人公金玉莲、具宛书、金观日等的具体形象表现出来的。小说总的思想倾向是亲日排清的。甲午战争使金观日家破人亡，女儿金玉莲在平壤牡丹峰下被日军打伤，日本红十字会护士发现后把她送往日军野战医院，日本军医井上少佐不但救了她，还收她为养女，送她到日本大阪学习，后来还留学美国。玉莲把井上的妻子视为自己的亲妈，亲日的倾向相当明显。至于对清军的描写则全是负面的，把清军描写成掠夺者，恣意掠夺朝鲜人民的财产。作者还把朝鲜遭受外来侵略说成是没有文明开化的结果，这都反映了作者立场和思想的局限性。
《雉岳山》（上卷是李人植写于1908年，下卷是金教济写于1911年）着重写洪参议家庭中后妻金氏与前妻儿子洪哲植夫妇的矛盾冲突，反映封建阶级家庭内部新旧思想的对立。洪哲植是文明开化思想的代表，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去日本留学接受新思想，但回国后他并不关心当时朝鲜民族的反侵略斗争而忙于赴任加平郡守之事。这说明他的文明开化思想是有局限性的。小说通过洪参议封建家庭的没落来表现守旧派的失败和开化派的胜利，但开化派的所谓胜利也只是对某些封建保守思想而言，对外国的侵略则一点没有触动。小说的文体文风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近古小说的框框，结构上过于集中在雉岳山一个点上；但对人物的刻画还是比较生动细致的，语言方面言文一致，比较接近现代小说。
《鬼之声》（1907）的思想倾向类似于《雉岳山》，但在表现时代精神和反抗精神方面比后者强些。小说除揭露蓄妾制所造成的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外，还通过贵族家庭出身的金承旨和市民阶层出身的姜同知的阶级对立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市民阶层对封建贵族的个人反抗。小说在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上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比近古小说已前进了一大步。
“新小说”的另一个奠基人是李海朝（1869—1927），京畿道抱川郡人。他一共创作了三十多部作品，主要的有《鬓上雪》（1908）、《驱魔剑》（1908）、《自由钟》（1910）、《牡丹屏》（1911）、《花之血》（1911）、《月下佳人》（1911）等。另外还有根据古典小说改写的《狱中花》（1912）等。
长篇小说《自由钟》是李海朝的代表作。小说以众妇人在一妇人的生日宴会上讨论问题来展现反封建的主题，所以小说的副题叫“讨论小说”。登场的人物都是开明的贵妇人，她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小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众妇女的讨论，通过妇女们的议论表达作者反封建、向往文明开化和国家独立的理想；第二部分是众妇女的做梦，通过她们的梦境寄托作者“反对封建，要求文明开化、民主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但作者只是提出梦想而已，并没有指出实现梦想的途径。小说以两个部分双线进行，缺乏连贯的情节，也不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这是其不足之处。但它能把政论性和抒情性结合起来，在思想倾向性和政治气氛方面显得比其他小说更为突出。
反封建是“新小说”的重要主题，金教济的小说《显微镜》（1912）也不例外。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启蒙运动蓬勃开展起来的朝鲜封建时代的末期，其基本情节如下：女主人公金冰柱的父亲因甲午农民战争而受株连，全家遭殃，财产被没收。这都是恶霸地主郑承旨和他的叔父法部大臣一手制造出来的。小说以冰柱为父报仇作为基本情节，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贪婪，显示开化思想的胜利。小说仍旧表现出作者的局限性，没有摆脱旧小说“劝善惩恶”的思想框框。作为正面形象的冰柱没有很好地体现时代的精神，而代表开化派的李卸办等人也没有成为情节的中心，显得缺乏群众基础，未能成为反封建的社会推动力量。
安国善（1873—1926）的《禽兽会议录》（1908）则别具一格，它在“新小说”中开寓言小说之先河。整个小说采取寓言的形式通过各种禽兽在会议上的言行，揭露人的兽行，用拟人化的手法讽刺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和阴暗面。小说借助寓言形式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批判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卖国行径，同时也谴责在民族危难之际不起来反抗的人们。拟人化的禽兽的讽刺和诙谐的语言、会议记录式的结构，使这部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对其后的寓言小说创作起了促进作用。
总之，“新小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反封建思潮，主张文明开化和实施新教育，渴望自主独立，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它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实际行动，同时也较少涉及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其不足的一面。尽管存在局限性和不足，但对“新小说”在朝鲜近代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还是应予充分的肯定。它是从近古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重要桥梁，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思考题
1.请说明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
2.二叶亭四迷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什么？
3.分析《破戒》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4.《我是猫》的思想意义何在？
5.概述朝鲜“新小说”的主要贡献。
